一、边塞防御体系
（一）西汉甘肃边塞的修筑
汉朝北方和西部的防御体系是以长城为中心构建而成的。西汉长城，东起今朝鲜清川江北岸，中经阴山和河西走廊，西达新疆罗布泊，全长约5272公里，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汉长城主要由修缮旧有的秦长城和新建的河西长城、汉外长城三部分组成。但整个汉长城的重点在中西部，至今保存最好的汉长城在甘肃。
秦汉时称长城为“塞”，《说文解字》段注云：
塞，隔也。阜部隔下云，塞也，是为转注。……《广韵》曰：边塞也。《明堂位》：四塞世告至。注云：四塞谓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按郑《注》所谓天子守在四夷也……《吕氏春秋》天下有九塞，所谓天子守在四竟也。
可以说，塞就是隔断天子之国与夷狄之国的人工设施，有边界线和以长城为中心的边境防御系统的意思。《史记》言西汉初匈奴“与中国界于故塞”。汉文帝写给冒顿单于的信中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所言之“故塞”、“长城”其实是一个意思，可以互换。
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为阏氏，上书表示愿为汉保卫自上谷至敦煌的北部边境，请求汉朝罢去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上书反对，其《十论边事疏》中总论汉朝修筑长城的历史和作用，说：
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我们从侯应的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汉朝人对长城的认识。其一，西汉长城大规模的修建始于汉武帝时。第二，西汉边塞除长逾万里的城垣外，还有亭、隧、屯戍等守卫措施。第三，设长城及边境防御体系后，有力地防止了匈奴的入扰，迫使匈奴最后归汉。第四，长城等边境防御设施，也是为了防止境内的民族人口、军吏子弟、边人奴婢、盗贼犯法者外逃。第五，边塞长城的形式，都是根据地形地物灵活而定，主要是以泥土夯筑而成的土垣，也有就着山岩斩削而成，还有以树木构建而成，亦有把山涧之中的水门稍加铲平而成。总之以能阻止人马为要。这些说法，对我们认识汉代甘肃地区的长城等边境防御设施当有所帮助。
西汉在甘肃境内以长城为主的边境防御设施的构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旧有秦长城的修缮和利用，二是构建河西走廊的长城，三是修筑自敦煌到盐泽的列亭。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1.对秦长城的修缮利用
西汉王朝对秦万里长城的修缮和利用，可分两个时期。
第一次在刘邦称汉王的第二年（前205年），下令修缮了秦长城。《史记·高祖本纪》载：“缮治河上塞。”颜师古注：“缮，补也。”秦始皇三十三年记载：“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故此处所谓的河上塞，应该就是秦始皇时蒙恬领导修筑的万里长城之榆中至五原段。但是，匈奴在秦末已经乘秦朝北方边防守备松弛，“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占据了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匈奴控制的地区发展到秦国长城以及今宁夏彭阳县境的朝那和今陕西榆林的肤施，甘肃平凉、庆阳的部分地方也成了匈奴的疆土。故而此时汉朝不可能到处于匈奴控制区的河套一带整修秦万里长城，所以这次汉朝修整的应该是榆中向北沿河的一段万里长城，再加上沿今陇西、平凉，到庆阳一带的战国秦长城。显然，刘邦已经知道匈奴有由河套继续南下，夺取陇西、北地等郡的图谋，故而在当时财才物力都很拮据的情况下，还是挤出一定的力量，对秦朝这一段长城进行修补，以防御匈奴的军事进攻。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
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这是指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通过漠南战役，汉朝夺取了河南一带，在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募民开垦，命苏建率10余万人筑朔方城，并再次修缮了秦始皇时所筑的万里长城及沿河要塞，目的是巩固与匈奴斗争的这一块前沿阵地。这里牵涉到史书中所言之“新秦中”的地名。《史记·平准书》中提及：“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三家注中对新秦中的注释，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已北，朔方已南。”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史记·匈奴列传》言：元狩二年“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史记正义》言新秦中，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广六七百里，长安北，朔方南。《史记》以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号曰‘新秦中’也。”由以上注释，可知所谓新秦中，就是北地郡至朔方郡之间的广大地区，经过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汉朝收复了河套地区，当然新秦中重又归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汉朝“复缮故秦时所为塞，因河为固”，就包括自榆中（今兰州东）沿黄河而北直至五原的汉朝西北方向的塞防。
2.河西长城
河西长城是随着汉朝在河西疆域的扩张、边防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分段陆续向西修筑而成的。
（1）令居至酒泉段长城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结束后，河西走廊一带遂全部成为汉朝新的疆土。为巩固走廊的安全，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线，汉武帝修筑了由令居（今永登西南之连城）至酒泉（今肃州区）的长城。涉及这次修河西长城的记载有多处，《史记·平准书》载：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
《史记·大宛列传》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张骞传》臣瓒注言：“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
《汉书·西域传上》载：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后汉书·西羌传》载：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刘光华先生分析，判定汉朝“始筑令居以西”塞的时间，若据上引《平准书》《张骞传》《西羌传》文，当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或稍后；若据《西域传》文，则在元狩二年之后。元狩二年实在太早，因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召乌孙东居故地。乌孙不听，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回到长安。始筑令居以西汉塞的时间，只能在这时或稍后。筑塞与置郡有连带关系，大约筑塞稍早于置郡，当塞修筑至酒泉时，遂设置了张掖、酒泉郡。张掖、酒泉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而修筑令居以西汉塞的时间当在元鼎六年之前。《水经注》卷2记涧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南流径其县故城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虏也”。郦氏以令居县设置于元鼎二年，不确，其时河西尚未置郡。或为令居筑塞的时间。如此则元鼎二年“始筑令居以西”，至元鼎六年汉塞修筑至酒泉，遂建置了酒泉、张掖郡。令居至酒泉的汉塞修筑了5个年头。令居，南控河、湟羌人，西邻河西走廊，始终是秦、汉王朝的西方军防要冲。霍去病第一次出击河西走廊，从陇西郡（治今临洮）出发，经过金城向西进发时，就必须经过令居，当时应该能发现令居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故而，汉朝修筑令居至榆中的数十里长城当较早。以后，汉朝修筑通贯河西走廊的长城，其东边起点，自然非令居莫属了。这段长城近千公里，而且地形复杂，工程量很大，修筑了5个年头方才完成。
（2）酒泉至玉门段长城
这段长城是在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姑师以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载：
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汉书·张骞传》载：
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按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三年（前108年）。而《张骞传》记酒泉至玉门长城的修筑在第二年，则可知这一段长城始筑于元封四年（前107年）。玉门，古注或言为玉门县，或言为玉门关。《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域“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又言，玉门关和阳关分别控制了西域南、北两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边境地区的关隘一般都应设在长城之中，以便予控阨与防守。该段长城最西端，就是汉与西域交通的关口，故所谓玉门，当然应是指玉门关。玉门关故址，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即今敦煌市西北84公里的小方盘城。第二种说法，在今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至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伐大宛后，始迁至小方盘城。第三种说法，最初建在今嘉峪关西北十公里的石关峡，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大宛后，迁至敦煌西北。第四种说法，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在敦煌市境小方盘城西11.6公里的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高地上。小方盘城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关由玉门侯官所辖啬夫和佐治理。张维华先生指出：“汉之玉门，随国防线之伸展而有所移动，乃为事实。”故而汉玉门关旧址当不止一处。
（3）河西居延外长城
居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为张掖郡属县。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由酒泉郡今金塔县境内沿弱水（今黑河）向北筑塞至居延县。
《史记·匈奴列传》载：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汉书·武帝纪》载：
（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汉朝在同一年里既派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的长城（又称“光禄塞”、“光禄城”、“武帝外城”），又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北到居延的长城。其原因是为了加强河西的防卫。原来，自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庭不断西移，渐与汉朝的酒泉郡相接，因此，酒泉郡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而居延海一带更加成为关乎大局的战略要地。针对此种情况，西汉朝廷不断采取措施，试图强化河西防务。起初，汉朝以重兵屯守居延的方式来控制此地，至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居延塞起自居延泽西，索果淖尔（今内蒙古苏古诺尔）之南，沿额济纳河直至毛目（今金塔县鼎新镇）之南，全长约为250公里。居延塞的修筑不仅仅是为酒泉等郡增添屏障，更是汉军的一个前方基地。由于这里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因而很快就成为西汉边塞屯田的一个中心，牢牢地控制了深入蒙古大漠的最便捷的路线。
3.敦煌至盐水段长城
盐水即今新疆罗布泊。河西走廊最西端直至西域的这一段边防设施，是李广利伐大宛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载：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
《汉书·西域传》言：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
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记载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等人“稍筑列亭，连城而西”的建议，被汉武帝否决，说明西汉在这一段没有筑成绵延不绝墙体的长城。而前两条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自敦煌往西直到盐泽的边防设施是许多的“亭”或曰“列亭”。有学者认为，列亭当然不应作汉塞对待。有学者却称之为“烽台式长城”或“没有墙体的长城”。敦煌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曾对这一段西汉的边防设施做过调查，称：“现查明，在今敦煌西北的戈壁上，东起安西东碱墩，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蜿蜒朝西，经东泉、大方盘、哈拉淖尔、玉门关、后坑子、吐火罗、天桥墩、湾腰墩……正西直入盐泽（罗布泊），在延绵一百多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分布着烽燧八十一座。这些烽燧遗址至今保存完好，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仍然整齐的在附近堆放着，个别烽燧攀登烽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脚窝仍清晰可见。”2001年2月21日，新华社公布考古发现，称：“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员穆舜英在考查中发现，在甘肃玉门关以西的荒漠上有一道半为沙砾掩盖的土墙，延伸为一条线，断续向西连绵至新疆罗布泊北部。这段延伸长远的土墙，无论是形制、还是规模，都明显是人工修造，为筑防之用。在土墙附近，她还发现了大量绿锈斑斑的弓箭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这道土墙包括城墙、烽燧等，形成了完整配套的防御体系，应是长城无疑。’他说，从建筑形状、建筑材料、建筑功能等分析，这道土垒建筑与在嘉峪关和玉门关发现的长城一致，只是在不断向西修筑的过程中更多地就地取材。本社记者日前在罗布泊看到，基本呈东西走向的城墙多半坍塌，最高处有两到三米，若隐若现，在漫漫荒漠中和浩浩蓝天下延续。长城脚下生长着稀疏的红柳丛等沙地耐旱植物。与东部以砖石结构为主的长城不同，这里的长城大部分用芦苇或红柳枝夹黄砂土交替垒筑。”看来，史书中称“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并不能否认曾经筑长城的史实。这一段长城的长度约500公里，是在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以后修的。李广利于太初四年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则敦煌至盐水段的列亭长城修筑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以后。
至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西5272公里的汉长城基本建成。
（二）边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汉代边塞以长城为主干，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庞大国防工程体系。它包括城墙、障、亭燧、望楼、坞壁、坞候、邸阁和军用道路等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警戒、通讯、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长期配置有驻军守备。这个体系，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质材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然险阻御敌而言。
1.各种塞垣
城墙是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主干部分，它是集阻障、防护、据守、观察、隐藏等功能于一身的线式防御建筑物。汉边塞之城墙，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草原、绝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段，也互不相同。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建造的，除了多数是以泥土夯筑的土墙以外，还有用石块垒筑的石墙，以木材相联缀而成的木栅墙，有在溪谷间利用悬崖和水门组成的阻敌设施，甚至是用芦苇或芨芨草与沙石黄土层层累筑为墙。《汉书·匈奴传下》载汉元帝时郎中侯应之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段说明汉代边塞修筑形式与方法多样性的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如敦煌西湖一带，生长着大片红柳、芦苇、罗布麻、胡杨树等植物，修建长城时，就用这些植物的枝条和沙砾石为基本建筑材料。其建筑方法一般是一层植物茎秆一层沙砾，交层叠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20～30厘米左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部分保存较好的长城遗址是因为墙体经长年的盐碱浸润已将沙石与芦苇枝、红柳枝条粘在一起，十分牢固。”
甘肃考古学者多主张长城除夯筑土墙垣外，还有其他形式。第一种是壕沟城。如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山丹县境内修筑的长城，经今人实测全长为98.5公里。据称此段长城“由濠沟、壕棱、自然河、烽燧、列障构成”，部分段落“以壕沟代替墙垣”，现存壕沟深0.8～3米，口宽5～8米不等。壕沟里沿有壕棱，呈土脊状。“现存濠沟全线共59.95公里。”第二种是河中城。亦可称为河道栅栏城。长城跨越河道时，既无法在河道中夯筑墙垣，也不能挖掘壕沟，于是就用木料在河道中建栅栏式的长城，既把河两岸用土夯筑的墙垣式长城连接成了整体，堵住了河道中的长城缺口，又因留有“水门”，从而便利了戍边吏卒往返长城内外的戍边活动，还能不被突发的洪水冲毁。第三种是夹道城。如在居延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过所谓的“双重塞墙”，那是两道平行的相距3～5米的低垅。其中内侧的一道，疑是塞墙，中间为天田，外侧的可能是天田边缘的低垣。第四种是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汉书·韩安国传》中说：“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累石为城，就是以石块筑长城。树榆为塞，当是将榆树栽植得较稠密，使北方之骑兵难以畅行，起到与石城土墙垣一样的御敌功能。
2.其他军事防御设施
障在汉代写作“鄣”，是在长城内外的一些中小型的城，其中驻有戍卒守卫，以作为长城的支撑点，或作为长城一段防线的守卫中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同书《李广苏建传》颜师古又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的、驻有戍卒守卫的立体式防守中心。障一般都建在长城的内侧，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调查发现，凡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山口的城障，面积都比较大，分布也较为密集；而在非主要防御地段上，城障的面积都比较小，间隔距离也比较大。金塔县天仓乡北面黑河东岸戈壁滩发现的地湾城遗址，就是一座汉代城障。该城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2.5米，墙厚5米，残高8.4米。北垣和东南墙角处有成排的木棍洞。障东北角有高约1米的小屋。障外共有3道坞壁，第一道坞在障西，55米×48米，基厚1.3米，残高3米许，坞内有长方形房屋，第二道坞从障东南角起，沿障东垣南延30米许折而向西，坞内有若干房屋基址，第三道坞在第一道坞北20米。根据1930年在此遗址出土的汉简上的文字判断，此处是肩水都尉所辖肩水侯官治所的城障。该县鼎新镇西北的A49号遗址，可能是酒泉东部都尉的治所东部障。该障位于两河交汇处西5公里北大河北岸，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78米，夯土版筑，夹压芦苇和柴草，基厚4米，残高4～5米。四角置角墩，南垣正中开门，有矩形瓮城。北、西、东三垣各筑马面一座，马面显系后代增筑。
亭燧又称烽燧，是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哨所，亦是边防候望系统的各个环扣，地位十分重要，主要负责登高瞭望、观察敌情、监视敌军动向，及时传递敌兵入侵信息，并对小股敌军进行打击。一般大一点的称为亭，小一点的称为隧。亭隧都有一个高耸的大土（或石）堆——烽火台。烽燧一般建立在山脊或台地之上，为覆斗形高台，底面方形，其底面积最大的有70余平方米，最小的也将近10平方米，高度都在10米以上。烽燧外侧一般没有阶梯（亦有有台阶者），戍卒牵拉绳子脚蹬烽侧上下烽燧顶端，故现存烽燧一侧往往留有戍卒登顶的一些脚踏窝。敦煌博物馆调查，西湖汉长城沿线烽燧，有多种情况。一是用黄土夯筑，夯土中竖插红柳棍，棍上绕有芦苇结，以加固夯层；二是用一层土坯一层芦苇砌筑而成；三是用三层、四层或者五层土坯不等夹一层芦苇砌筑而成；四是烽燧中心用土坯砌成，外层以碱土块夹红柳、芦苇堆砌；五是烽燧中部为夯土，外包澄泥块夹芦苇、胡杨等构筑；六是用一层沙砾夹一层芦苇的方法筑成。此外还有利用自然地形削成的。
汉代的烽燧大多沿长城一线罗列，一般以居于长城内侧者为多，但永靖县境内的烽燧遗址却多在长城的外侧，这可能和监视羌人活动密切相关。烽燧分布的密度，主要由所在地段的地形地貌及防御需要来定。根据统计，汉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164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者为8公里，最近者仅0.13公里，各仅一例，90%以上的烽燧相距为1～2.5公里。
烽燧台上或台旁地面都堆置有备以点燃的柴草和用以悬挂的草布蓬。各亭隧相望，某一烽台点燃柴火或举起草布蓬，其他烽台随即相继点燃烽火或举起草布蓬，以便迅速将消息传至指挥部甚至长安报警。
望楼，在敦煌、居延汉简中称作“堠”、“候楼”等。望楼的形制，据河西上百座汉代烽燧遗址的调查资料，其平面多作方形，外径与土筑烽台上部等齐，高约1.5米左右，墙顶平砌，设有瞭望窗孔等设施。望楼是烽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建筑。
坞壁和坞候。坞是营房、小障或小城。《后汉书·献帝纪》注：“服虔《通俗文》曰‘营居曰坞，一曰庳城’也。”《后汉书·马援传》注：“《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敦煌、居延的汉代烽燧，多筑于坞内一隅。居延汉简（175·19）：“坞高丈四尺五寸，按高六尺，衔高二尺五寸，任高二丈三尺。”坞内除烽燧外，还有居室，这就是坞壁，而坞候是指坞上的候望设置。
邸阁是边塞地区贮藏军粮以及其他辎重物资的仓库。居延汉简（267·17）“八月丁丑鄣卒十人，其一人守阁，一人守邸、一人取狗湛，一人治计，二人马下，一人吏养，一人使，一人守园，一人助”。邸即邸阁。甲渠侯官遗址的坞内房屋很多，或亦有邸阁，但今天已难以找到依据加以区别。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所载的“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可知，邸阁是贮备军粮和战具的地方，或称军需品仓库。
汉代边境的塞、障、亭、燧的外围还有一系列防护设施。一种叫虎落或强落，为城障烽燧外围的屏障，对敌骑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考古发现河西的虎落，有的是由柳枝编成的一道篱笆墙，外表还要涂泥，以防被敌人焚毁。另一种叫鹿角，就是将木杆的一头削尖，以60～70厘米的间隔，呈三角形垂直埋设于城塞障燧基脚周围，一般为4行，从而在边境防御设施之外形成一道宽数米的保护带，以扎伤经过的人马，阻止敌军进攻。另外还有非常屋、回门、悬户、辟门蒺藜、木菱、关门墼等。非常屋是密室或暗门复道，以备紧急情况时隐蔽或撤退之用。回门指迂回曲折的门径、门户，以便从正面保护门户，限制敌军的进攻方向，便于内部拒守。后四种都是保卫烽燧尤其是门户的特殊装置。
军用道路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犹如武士身上所穿甲胄上零散的铁片，那么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串联并紧系的坚韧的韦带。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当中，军用道路可能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是因为数十万修筑长城的施工人员分布在连绵千万里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运输不可或缺，而这就首先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之后，为满足皇帝巡边、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较高的要求。在汉武帝时期，汉军数次利用北边道路集结兵力，由北边各郡同时出击，特别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决战的前夕，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临时调换出击地点，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系统作保障，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总之，西汉王朝为构筑边塞，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作为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的构筑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的进犯具有重要作用，在军事上的意义十分重大。作为以农业为主导经济的西汉王朝，其边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为了更好地防御，就要实行有力的反击，有限的进攻，这就是西汉武帝时远征匈奴、积极开边拓疆的原因所在。长城的最初兴建是为了战争防御，但西汉长城的修造对其实行的战略性进攻，也有重大的支持作用。西汉长城的兴建，包括对秦故长城的大规模缮治，几乎全是在汉王朝最为兴旺强盛的时期完成的，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王朝加强防御积极进取的姿态。纵观整个边塞构筑史，西汉长城的兴建，往往是在某一重大战役获胜之后进行的。而某段边塞修筑完毕后，又常常进行新的战役，新近兴建的边塞，便成为汉军远离边塞的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点，成为汉军作战逐次推进的基地。显然，汉武帝是把边塞的修筑纳入其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总体战略之中来考虑的，因而它就具有其他时期修筑长城所不具有的军事上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
第二，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区及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当汉代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同时也就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境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边境地区社会状况的稳定。至于西域地区的亭障烽燧，对于汉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进了欧亚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自从张骞“凿空”以来，汉朝与西域建立了使节往来的关系，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西域广大地区都归属都护管辖。中国内地通过西域与中亚、欧洲地区进行着各种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济通道。为保障中外使节及商人的安全，朝廷凭借长城及亭障烽燧，设置许多关城或关卡，稽查行旅，维持秩序，从而保证了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供应和住宿地点，促使这个经济通道日趋繁荣。
[1]《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每汉里约当0.415公里，11500里约合4772里，再加上敦煌至盐水（又称盐泽，即今新疆罗布泊）的500公里长城列燧，故称西汉长城5272公里。
[2]《史记·匈奴列传》。
[3]《汉书·匈奴传下》。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匈奴列传》。
[6]《史记·匈奴列传》。
[7]《史记·匈奴列传》。
[8]刘光华：《西汉西北边塞》，《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9]《史记·大宛列传》，《集解》徐广曰：“元封三年。”
[10]《汉书·西域传上》。
[11]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1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241页。
[12]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第149页。
[13]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4]侯丕勋：《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15]马建华、张力华：《长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16]李岩云：《敦煌西湖汉长城烽燧遗址》，《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
[17]马建华、张力华：《长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18]侯丕勋：《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0～45页。
[19]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20]参见马杰英《甘肃永靖县境的秦汉长城烽燧遗址》（《文博》1989年第6期）。
[21]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
[22]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二、戍边军队建制及戍卒日常生活
（一）边塞的军事指挥和组织系统
汉朝的边塞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各边郡分段进行管理。汉朝实行郡国并行制，郡设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为太守）一人，秩二千石，其下有郡尉、郡丞等属官。边郡郡守的职掌除了主持全郡治民的行政事务外，还要主持都试练兵、掌握兵权，甚至将兵作战。因此，汉人又称郡守为“将”。卫宏《汉旧仪》云：“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此可知，边郡太守是本郡境内边防事务的最高长官，全权负责本郡的防务，统率着一支多达万人、战斗力较强的骑兵部队，领导全郡境的边塞候望系统。由于边郡战事频繁，所以郡守在郡丞之外复置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秦汉中央机构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将军、车骑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下皆设长史，为所在官署掾属之长。边郡太守特置长史并以六百石的低秩而领兵，显然是加强太守治军权的一种措施。
郡都尉本为郡守副贰，侧重在军事方面协助太守，但由于边郡的军事防务太重，往往需要把边郡划分成若干个防区，仅靠一位都尉是管理不了的，所以许多边郡除设一位郡都尉以外，还在不同的防区设置部都尉，都称为副将。甘肃地区汉代许多郡置有两名甚至更多的部都尉，以作为郡守的军事佐官，他们各自统帅辖区内的驻军，治所设在辖区一个大城之内，只负责本部（一段城塞）的防务而不治民。《汉书·地理志下》载甘肃地区的部都尉：陇西郡，南部都尉治临洮县；武威郡，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张掖郡，都尉治泽索谷，又有居延都尉、肩水都尉；酒泉郡，北部都尉治会水县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又有西部都尉治乾齐县西部障；敦煌郡，中部都尉治敦煌县步广侯官，玉门都尉驻玉门、阳关都尉驻阳关。此外，据《赵充国传》，金城郡有治龙支县的西部都尉。据居延汉简，张掖郡又有肩水都尉。
边郡除部都尉外，还有关都尉。如敦煌有阳关都尉，治阳关；有玉门都尉，治玉门关。边郡又置骑都尉，如天水郡有骑都尉，治豲道县，安定郡有主骑都尉，治参县。此外，边郡因有大量屯田卒，往往又设农都尉以领其事。而属国都尉是属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一些少数民族还设有领护军官，如“使匈奴中郎将”、“西域都护”、“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由于上述边地诸官职多涉及边防守卫、镇抚征伐等军事任务，故均以武将领护。
部都尉，秩比二千石，都尉之下有丞、阁下、诸曹、库、候、尉、千人、司马等属官。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阁下、诸曹均为属吏，仿太守府而设。库是为了管理钱粮军需而设置。候、尉、千人、司马等军官，各以侯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千人、司马是边屯中步兵、骑兵的首长。
都尉之下的防区有一位称为“候”的军官，直接负责边塞守望之事，侯官的驻地称障，所以候又称障候、塞候、军候。候秩比六百石，其下有假候、丞、掾、令史、塞尉、士吏等属吏。据考查，在敦煌郡，宜禾都尉下有鱼泽候，中部都尉下有步广、平望、万岁三侯官，玉门都尉下有玉门、大煎都二侯官。张掖郡居延都尉下有殄北、居延、遮虏、甲渠、卅井五侯官。肩水都尉下有广地、橐他、肩水、仓石、庾五侯官。
侯官之下的尉，又称塞尉，秩二百石，其下有士史、尉史等低级军官。颜师古注称：“汉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尉是主管防备边塞受侵扰的军官。《后汉书·百官志》载“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每一侯官所辖的百里汉塞，又被分为若干部，部的长官称候长。每一侯官所领候长达数名或数十名。候长的副手称候史。候长负责若干烽燧，同时侯官又派士吏分驻各部协助候长。如居延汉简20·12A有：“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候长长生敢言之，侯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此长生即是候长，负责塞东部的防御。
燧（或写作隧、）是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也是候望系统最基层的单位。《说文解字》阝部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汉代烽燧可与亭、燧互称，它们在一定场合又可称作亭障、列亭、列燧。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下篇第八表中罗列了260多个隧名，分隶于7个侯官，其中属于居延都尉府的占2/3，属于肩水都尉的占1/3。燧名有两个系统，一为专名，如降虏隧；一为序数隧，如第一至第三十八隧。燧之长称燧长。汉简中有“督隧长”“烽隧长”等名，位次在候长下，或即隧长之别名。甘肃出土的西汉简牍中发现了很多燧长的名字及活动。燧长月俸600钱，属于斗食吏。因位置或任务不同，烽燧大小不一，驻守士卒人数各异，最少者仅有2人，最多者则近30人，一般在10人以下。
（二）边防武装力量的构成
西汉时期的边防武装力量主要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属国兵、募兵、谪卒及弛刑徒等构成。
边郡兵，指边郡太守所辖的武装力量，其兵源主要是戍卒和边郡的正卒。戍卒是正规的边防兵，是由内地征发至边塞戍守服役的士兵。在汉代，戍边又称“徭戍”“外徭”或“屯戍”。戍卒每年更代一次，遇边境吃紧时又会有所变化。《汉书·沟洫志》如淳注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不过，这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超期服役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例如《盐铁论·徭役篇》：“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从汉简材料来看，戍卒的役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有年仅12岁、13岁、14岁者，亦有60岁、69岁者。正卒是一种在本郡服役的兵役，期限为一年。内郡人除在本郡为正卒一年之外，还需到京师或边境屯戍一年，称为“卫士”或“戍卒”，但边郡人的两年兵役皆是在本地完成。边郡，尤其是西北边郡多出骑士，这些骑士除了一些“良家子”有机会选调京师为期门、羽林军外，多数还是留在边郡为兵。他们自幼生长于边地，习知战事，精于骑射，通晓胡、羌地理风情，加上其家族皆在边地，保家与卫国合二为一，因此作战积极性较高，作战能力较强，是西汉边防军的中坚力量。
将屯兵，是屯驻于边郡的作战部队，是边防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屯兵的隶属关系有直属中央和归属地方两种形式。前者通常是由都尉一级的武官负责其日常守备、训练诸事，如李陵以骑都尉领兵屯守酒泉、张掖以及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驻居延等，大概皆属此类。在发生紧急情况或作战时，虽然都尉亦可将兵出击，但通常还是由朝廷委派的高级将领直接指挥。归属地方的将屯兵直接由边郡太守节制，李广和程不识二人都是以边郡太守领兵屯驻的，也因率将屯兵屡战匈奴而成为名将。
屯田兵，又称“田卒”或“戍田卒”，是“以兵营田”的武装力量。屯田吏卒在屯戍地且耕且守，既生产了粮食，又保卫了边境和交通要道的安全。史书记载，汉武帝时仅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诸地屯田的士卒就有60万人之多。河西的屯田吏卒数量最大，仅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一次就调派18万吏卒屯戍于居延和休屠二地，以护卫酒泉，维护中原与西域交通孔道的安全畅通。
属国兵。属国是中原王朝安置归附少数民族的一种形式，秦兵器铭文中有“属邦”，汉避高祖刘邦名讳而改称“属国”。西汉属国分布于西北边郡，属国吏民以匈奴和羌人为主。属国中的成年男子被编为属国兵，有“属国骑”“属国胡骑”等称呼，主要是骑兵部队，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对匈奴、西域和羌人的作战中，属国兵在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屡屡参战。
募兵在西汉形成制度。元封二年（前109年）四月，武帝“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天汉四年（前97年），又征发勇敢之士出兵朔方。居延汉简中就保存了一些募兵屯戍的材料，例如：
建平五年十二月丙寅朔乙亥，诚北候长充言之官下诏诣，右募谨募戍卒庸魏等
出茭食马三匹，给尉卿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马一匹，卒一人马一匹
西汉时期募兵制尚处初起之时，因而募兵的数量并不很多。在募兵当中，屯戍边郡的又是少数。不过，由于募兵的职业兵性质，所以他们戍边的期限肯定要长于普通的戍卒，加上他们往往都有一技之长，因此在边防军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小。
谪卒。谪，是将犯罪之人流放到边地以为惩罚的做法。西汉沿袭秦的“七科谪”制，将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上门女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在“七科谪”之外，“恶少年”亦是谪戍的对象。这里的“恶少年”，唐人颜师古注为“无赖子弟”，大体上是一些不事生产、滋事扰民的年轻人。将这些人强制送往边境屯戍，既有利于内郡的社会治安，又为边防提供了兵员，可谓一举两得。汉简材料中有一些关于“谪卒”的记录，例如：
適（谪）士吏张博闰月丁未持籍诣尹府
代適卒有不然负罚当所
隧缺敬代適卒郭今遣署录
谪卒到达边郡之后多是与普通戍卒混合编队，并承担相同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防止谪卒滋事的一种监控措施，它得以实行的前提，是谪卒在边防军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弛刑徒是指那些已经判刑，但又因赦令或其他原因而去除了钳钛、赭衣即刑具和囚服的刑徒。居延汉简中常见弛刑徒屯戍的记载，例如：
髠钳城旦孙坐贼伤人，初元五年七月庚寅谪，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骑士居延广都里完城旦钱万年坐兰渡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谪，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戍卒居延广
弛刑徒与谪卒的安置办法相同，亦是与普通戍卒混合编制。
（三）戍卒的日常生活
20世纪出土的大批汉简使我们能够对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做大致的了解。
戍卒的合法权益是受法令保护的，这里所说的合法权益，既包括人身权利也包括经济利益。除了由于职务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之外，吏卒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禁止戍吏对戍卒的体罚和伤害。屯戍组织中规定，各级戍吏必须“以文理遇戍卒……毋行暴殴击”，如果戍卒的人身受到了伤害，可以向上级官署进行申诉，上级官署则移文书验问，要求当事人爰书自证，以澄清事实。确有伤害戍卒或下级戍吏行为的，视情节给予处罚，甚至下狱治罪。戍卒虽隶属于戍吏的领导和行政支配，但戍吏却没有对戍卒的人身占有权，不能因个人需要而役使、占有戍卒的劳动。
戍卒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保护。在居延屯戍组织中，各级官署都严格清查“吏负卒资”的现象。对戍吏所欠戍卒的债务，各级组织要及时向上级官署呈文报告。如果没有此类事情发生，或者“吏负卒资”已得到清理，要向上级官署报送爰书以资证明。
戍卒的物质生活方面。汉代边兵的粮食供给种类很多，且标准不一。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收简文统计，边兵食用的粮食品种，有粟、谷、黄谷、黍米、白米、稗米、稷米、糜、麦、胡豆、秫等，戍卒口粮每月最高三石三斗三升，最低额为一石七斗四升。副食有葵、韭、葱、荠、芥等蔬菜，有牛肉、狗肉、猪肉、鸡、鱼等肉类及动物下水，偶尔也有酒供饮用。当然，一般戍卒平常很难吃到肉、饮到酒。供给的口粮，一般由士卒按月自己领取，但集中伙食；且多以10人左右为一个伙食单位，有专人主膳。边兵的食盐也由政府配给，据《汉书·赵充国传》说，人月食盐三升。至于蔬菜，多以戍所自己种植为主。衣服等日用品是官给的，为冬夏衣分廪。夏衣为袭、单衣、单绔等项；冬衣为复袍、复绔等项；日用品为盖、被、袜、履等。供给标准为冬夏衣各一套。戍卒的衣物供给并不充足，有相当部分是自备的，在汉简中被称为“私衣”。
戍卒的精神文化生活。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因而极为重视社祭，社祭成了人们一种主要的精神信仰。居延汉简中有数处出现戍卒社祭的材料：
对祠具鸡一、酒二斗、黍米一斗、稷米一斗、盐少半升
入秋赋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乙卯
八月二十六日巳直成可祠社稷
社祭在军队中是戍卒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戍卒的集体活动。
在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中还有文化学习。汉代烽燧日常工作离不开文字，如“谨候望”要做“日迹簿”，因此，汉代比较重视戍卒的日常文化学习和教育。从汉简反映的情况来看，戍卒的文化学习以小学（即文字学）为主，其中尤以古字书《急就章》《仓颉篇》最为重要，是戍卒文化学习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也还有些较高层次的内容。如居延汉简119·30“子夏为五子”，当为《论语》的残文。戍卒学习书写用木片，或称之为牍、札。方也是戍卒书写的工具，它和札的区别在于，札多用于戍所日常工作记录，而方则为戍卒私人习字或记事之用。
戍卒的医疗健康问题也得到了屯戍组织的重视。在各级屯戍组织中都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或有必要的医疗条件。粗略地说，都尉府、侯官两级高层屯戍组织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在候部、烽燧两基层组织中也有必要的医药储备，有普遍可以掌握的常用医药方，并且戍卒都有个人医疗档案。如《敦煌汉简》404“却適卒杜受德，府治病”，就是一位戍卒生病后到府医处治病的记载。对戍卒医疗及身心健康问题的关注，既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也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
戍卒日常生活中也有一定的文化娱乐活动。1974年在居延甲渠侯官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竹质单管乐器（笛），就是当年戍边军士用品的遗留。居延简511·23A：“工歌人伯史名”，511·23B：“右歌人十九人。”“歌人”就是歌咏之人。
军事训练是戍卒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边塞守卫最主要的武器是弓箭，所以戍卒最主要的日常军事训练就是射箭。即使是在最小的屯戍单位——亭燧中都有靶子的设置，而且如果有缺漏，亭燧长便要记过或受到处分。戍卒在每年的秋天举行一次射箭考试，这称为“秋射”或“都试”，一般在八月中举行。射试用12支箭，射中6次靶才能算是及格，这叫做“程”或“当”；如果低于这一射中率便要解释，称作“爰书”。射中6次以上的还要在考绩上记“劳”，每超过1箭得劳15日，只有积劳才能得到升迁或加领俸。
[1]施丁：《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略说》，《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2年。
[2]（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81页。
[3]《汉书·地理志》。
[4]王国维：《流沙坠简》2《屯戍丛残考释》烽燧类第六简考释。
[5]刘光华：《西汉西北边塞》，《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
[6]《汉书·匈奴传上》注。
[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编号20·12A，文物出版社，1987年。
[8]劳：《居延汉简考释·簿录》，商务印书馆，1949年。
[9]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178页。
[10]《汉书·武帝纪》。
[1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编号137·3、224·18，文物出版社，1987年。
[12]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编号290·12，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汉书·武帝纪》。
[14]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编号364、443、46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5、60、61页。
[15]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编号227·8，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EPF22：246，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编号10·39，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编号280·15，文物出版社，1987年。
[19]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EPF22：156，文物出版社，1990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编号119·30，中华书局，1980年。
[21]《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22]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编号511·23A、511·23B，文物出版社，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