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刚几个举着火把在前面走，欧德海和一排的战士们跟在后面。在弯弯曲曲的山洞走了二十来米，豁然开阔，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溶洞出现在大家面前。在晃动的火把的照耀下，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欧德海：“人呢？搜查！”
战士们找到一些罐头筒和一些生活垃圾，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孙候仕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团长，这里有个出口！”大家顺着声音过去，看见了在一个洞道里的孙候仕，他趴在半人高的洞里，火把举在前面，火焰向后面飘着。孙候仕：“团长，你们看，风这么大，洞口就在几米远！”
欧德海站在洞口前，叉着腰，气得吹胡子瞪眼，孙候仕和警卫员举着火把站在旁边。
欧德海：“他奶奶的，孙刚！”孙刚刚爬到洞口，把刚探出去的半个身子缩了回来“到！”
欧德海：“你他娘的就没有发现这个洞口？”
孙刚：“不进来，谁知道一个山洞有几个洞口？”
欧德海：“还顶嘴！你犯了大错误，两个月不放假，不准去桃花寨！”
孙刚：“团长，这，这个不人道吧。”
大铁门关了起来，哨兵比平常多了一倍，大门外四个，大门内四个，马架摆放在大门中间，进厂的人员和车辆在大门外接受检查。小赖正在检查几辆要进厂的马车。
小赖：“对不起，张营长，最近敌情紧张，耽搁你了，请进吧。”大门里的哨兵搬开马架，打开铁门，让张营长的马车进来。
张营长：“你们兵工厂啊，是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小心点错不了！一会儿见！”
张营长和他的马车队进来后，哨兵立即把大门又关上了。
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赵振戈和李青岚第二次举行婚礼，这次改在了下午举行。食堂的布置和上次一样，只是下面的客人少了许多，上边没有领导来，老乡不知道也没有来，上白斑的工人没有来。
台上就坐了兵工厂的领导们，有苏兆明、欧德海、李加渝和几个车间主任。还是苏兆明上台讲话。
苏兆明：“同志们，饭照吃，仗照打，生产照搞，日子照过，这婚也照结！不结婚，哪来孩子？没有孩子，哪来革命的接班人？没有革命接班人，怎么给鬼子打持久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又为赵振戈同志和李青岚同志举行这次婚礼。”
赵振戈和李青岚在舞台下等着上台，两个人精神抖擞，胸前戴着大红花，赵振戈傻笑着听着苏兆明讲话，李青岚幸福地低着头。
苏兆明：“下面，我们请新郎赵振戈同志和新娘李青岚同志上台！”大家都热烈鼓掌。
就在这时，有人喊“等一下！”只见总部通讯员骑着马，分开人群，来到台下。通讯员跳下马来，向赵振戈敬了一个礼。
通讯员：“赵厂长，总部的急件，请你马上到总部去。”赵振戈有些彷徨，接过文件，展开，很快看完。
赵振戈：“青岚，对不起，我得去一趟。”
苏兆明：“什么情况啊？等把婚礼举行了再去不行吗？”
通讯员：“是啊，我还想吃赵厂长的喜糖呢，可首长说，要赵厂长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到总部。”
赵振戈：“走吧，走吧！”
赵振戈把大红花一把扯下来，往地下一扔，可又没扔出手，转手交给了李青岚：“青岚，这好事多磨……” “别说了，你走吧。”李青岚也摘下了大红花，眼眶有泪花闪烁。赵振戈不知道还该说什么，只是和通讯员向食堂门口走去。
婚礼被迫中断，众人议论纷纷。
两个时辰，二人来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办公室门口，赵振戈走了进去，喊了声“报告”。
谢部长：“哦，赵厂长，到了，好好。婚礼举行了吗？”
赵振戈：“刚开头呢。”
谢部长：“那好，那好。”
赵振戈：“好什么好？我结个婚就这么倒霉，两次了，你没有看见李青岚都要哭了。谢部长，什么事怎么急啊？“
谢部长：“这个，不算坏事吧，跟我来。”
赵振戈：“谢部长，什么事啊，你说啊！”
谢部长：“别急，别急，这个事我还没有资格给你说，马上就知道了，走，我们见首长去。”
二人来到首长办公室，还没有进屋，谢部长就嚷开了：“老总，来了，来了！”两人进了门，看见首长正和一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女同志谈话，女同志背对着门。首长站了起来。
对赵振戈说：“赵振戈，你看，谁来了！”
女同志站起来，转过身，赵振戈一看，顿时傻了眼，眼前站着的是阿米娜！
首长给谢部长挥挥手，两人走了出去。
阿米娜一步扑上前，抱住了赵振戈，赵振戈也紧紧地抱住了她。
总部所在地的农村，一片片的高粱地，火红的高粱垂着头，一阵风过去，一片嗤嗤喳喳的声音也随风而来。
赵振戈和阿米娜走在高粱中间的小路上，阿米娜走走跳跳，赵振戈含着笑眼欣赏着她的活泼和快乐。
阿米娜：“振戈，你给我讲一讲，你接到我那封‘死亡之信’，是什么心情？”
赵振戈：“没有心情哪，心都碎了，还有什么心情？”
阿米娜：“嘿嘿，那你的心又是什么时候长好的呢？”
赵振戈：“我算算，应该是一千多个小时吧。”
阿米娜：“嗯，还不到两个月？够快的呀！那么，又是什么让你的心长好的呢？”
赵振戈：“工作，战争。”
阿米娜：“还有一颗女人的心？”
赵振戈：“阿米娜，你先别审问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复活的？”
阿米娜挽住赵振戈甩一下金发，给赵振戈讲起了她的传奇故事。
那天晚上，我们抵抗军也是走在这样的田野里，只不过两边都是玉米，不是高粱。玉米地一望无垠，一阵风吹过就听见玉米林也是发出这种嗤嗤喳喳的声浪。
我背着红十字药箱，扶着一个头部和腿部受伤的抵抗军男战士艰难地奔跑，一百多米后是德军在追赶，德军的三轮摩托车越来越近。我们的十几个抵抗军战士且战且退，钻进了茂密的玉米地。一个留着棕色胡子的高大男战士推着我前进，我确实有些跑不动了。
他对我说：“阿米娜，你往那边走！躲起来！”我于是扶着伤员脱离队伍，拐向一边。就在这时，德军的子弹打了过来，伤员中枪倒下，我也中枪倒下了。这时，棕胡子跑过来，看看伤员，伤员已经牺牲。他又摇着我，我有些知觉，想说话但说不出来。棕胡子还是不停地喊着“阿米娜！阿米娜！”
我身上的鲜血流淌下来，流在了红十字药箱。我听得见德军摩托车的声音近在咫尺了。一声枪响，棕胡子叫了一声，他一定是中枪了，他取下我身上的红十字药箱，迅速钻进了反方向的玉米地，我听得见他渐跑渐远的脚步声，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有个战友给我讲述了那封信的故事。
我那棕胡子的战友在抵抗军野战医院养伤，那天，他右臂吊着绷带在一栋病房前的椅子上晒太阳。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拐了过来，棕胡子看着邮递员过来，站起来喊道：“邮递员！”
邮递员对他说：“大胡子，没你的信！”
棕胡子却说：“我要寄一封信！”邮递员提起车把调过头来。
棕胡子：“你等等。”他进到屋里，提出来一个红十字药箱，那就是我的红十字药箱，他打开药箱，取出一封信，上面沾着血迹，这是我给你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
棕胡子：“就这封信，你们一定把它寄出去。”他已经在信封背面用英文写下了“写信人已经壮烈牺牲”。
邮递员接过信来：“寄到中国的？只有碰运气了！”
于是，我那封还没有寄出的的信就这样开始了它那漫长了旅途。
而我呢，德军也以为我已经被打死了，任我躺在玉米地里，两天后，我醒了过来，又一次的看见了蔚蓝的天空，听见了玉米哧哧嚓嚓的低语声，我动不了，我思绪纷乱，但不时的想起了你，赵振戈，你一定不知道你的阿米娜躺在玉米地里，快要死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了脚步声，我努力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是一个波兰小姑娘，她站我的面前，我又昏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我已经躺在了一张床上，我望望四周，这是我熟悉的农家小屋，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渡过，我再也熟悉不过了。
小姑娘站在我的床前，她稚嫩的声音让我温暖：“阿姨，你真打过德国鬼子吗？”
我一下清醒了许多，我看看自己，我的肩上和手臂都缠着绷带。
我知道我的生命之火还在燃烧，我笑着对小姑娘说：“当然，你呢？”
小女孩：“我也打过。那次，德国鬼子要牵走我们家的羊，我踢了那个德国鬼子一脚。”
我又笑了：“哈哈，小妹妹，你真勇敢！”
半年以后，我复原了，我报名参加了国际援华志愿医疗队，我坐在军列里向车窗外送别的人群招手。站台上的人群举着横幅，上面用波兰语和英语写着“向国际援华志愿医疗队致敬”。
列车慢慢开动，刚赶来的棕胡子追了上来，他找到了我的窗口，他对我说：“阿米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就一直在找你，可一直找不到你！阿米娜，你能不走吗？”
阿米娜：“亲爱的，车轮已经转动，我无法改变，再见，祝福我吧！”我送给他一个深情的微笑，向他招手。列车越来越快，我看见满含眼泪的棕胡子慢慢消失在视野里。
我来到中国的贵州，一座野战医院的每一个病房里都有几十张病床，我的同事是那些白大褂里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医和护士。
而我，身穿着波兰抵抗军的军装套裙、外披白大褂给一个个国军伤兵换药。
一天，我的一个英国记者朋友挂着照相机跑过来对我说悄悄话，这个女记者说：“阿米娜，我打听到了你那个八路军情人的情况。”
我睁大着眼睛：“真的？”我正在缠绷带的双手激动地握起拳头在胸前晃动，而我正在包扎的伤兵“哎哟”大叫一声。我急忙对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女记者让我快向红十字会提出去八路军根据地工作的申请，我马上就开始了行动。
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我又坐上了火车。车窗下，风吹得我的金发随风飞舞。在向八路军根据地进发的路上，我头戴花头巾、穿着兰花小袄横坐在毛驴上，两个陕北汉子一前一后护送我。要是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一定会大笑，那个模样真是很滑稽啊。后来，我又换乘马车，当我们的马车经过一个八路军检查哨停下来时，执勤的战士看见我这个身穿外国军装套裙的金发女人也大吃一惊，哈哈。
就这样，我来到了你们八路军总部，加入了总部的野战医院。总部的首长今天上午和我的谈话中了解了我和你的关系，便马上通知了你。我看他们那副着急的样子真好笑，有什么可急的呢？反正你就在几十里外的黄龙山上，我哪天休息来看你不就得了。要那么着急地马上通知你吗？
阿米娜说完她的故事，用手指点一点赵振戈的鼻子，“你说，为什么他们要马上通知了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