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
吴起生前，可能并不在鲁国的国君处任职，而是在鲁国季孙氏的采邑中任职！
历史背景：鲁国的大权，从鲁桓公之后起就掌握在三桓手中，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他们三家世袭司徒、司马、司空三大要职，掌握鲁国朝政，从春秋中后期，即便是孔子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出仕也得三桓家点头才行。三桓与鲁国君主的关系，其实就相当于晋国的魏、赵、韩三家与晋国君主的关系，是君弱臣强。到了战国初期，吴起到鲁国求职的时候，这样的政治背景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过去，在理解韩非子上述的“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这句话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鲁”当指鲁悼公，因为“鲁悼公”有“悼”，像是个受难的国君。这被钱穆先生论证为是错误的理解，因为晋厉公、卫出公、楚声王等被杀之后，次立之君皆谥号“悼”，说明不是本人受难而是前君受难才称“悼”。这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观点。
但是，钱穆因为核查战国史料时，并没有鲁君被杀的记载，于是，就断定“鲁季孙新弑其君，”是“韩非子误记，不足信。”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钱穆太武断了，因为到战国初期，诸侯国中，除了称国君为“君”之外，称封君也叫“君”。有考证说，这时的季孙氏已经称“费君”。所以，韩非子所说的这个“君”，应该是“封君”而不是“国君”。结合其他史料知道，季孙氏家遇到家贼，为其臣下所害——就像“楚声王被盗所杀”是一个意思。韩非子在下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今季孙乃始血”，并不是鲁君的血，表明的不是鲁国君主被杀，而是季孙家的族长，即“封君”被杀。
于是，“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nu，三声），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可知也。’吴起因去之鲁。”可以译成这样的意思：正值鲁国季孙氏（封君）被杀（盗杀）的时候，吴起在他那里做了家臣。于是，有人对吴起说：“死去的人，刚死的时候流血，血尽了皮肉就会萎缩，皮肉萎缩就会腐烂成灰，腐烂成灰就会化为泥土。等到化为泥土以后，就不能作祟了。现在，季孙家刚刚流血，往后的发展大概还不可知吧。”吴起因此离开鲁国到魏国去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理解，坚持认为是季孙氏杀了鲁国的君主。
如果如钱穆考证的在那个时段没有鲁国君主被杀，而季孙氏家正好遭盗，韩非子又记载了这件涉及到吴起的鲁国的“君”被杀的案件，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个“君”应该是“封君”，即是季孙氏家的这个时段的继承者（族长）被杀。
即便文中不是“封君”，从这个记载，我们获取到这样一个新的信息——
吴起在离开鲁国前，是从季孙氏家的家臣职位上出走的！
什么是家臣？
春秋至战国时代，周王朝在京城洛邑有一套行政班子，各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都城中也有一套行政班子，而各个诸侯国的卿大夫（高级贵族）在自己受赐的采邑里，也有一套行政班子。三套行政班子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属于高、中、低，相当于大朝廷（周王室）、“******”（国君）；“小小朝廷”（卿大夫）三级。但是，它们各自都是独立的，各自形成完整的行政和官吏的一套制度。比如“相”、“傅”、“大夫”、“宰”之类，周王朝中有这样的官职，各诸侯国的朝廷也有，而在卿大夫的采邑里同样有，只是级别有差异。在称谓上，一般习惯将卿大夫的“相”、“傅”、“大夫”、“宰”前面附加一个“家”字，以示区别。孔子的父亲，曾经做过的孟孙氏采邑“防”（地名）的“宰”（地方官），可以称做“家宰”。
家臣是卿大夫行政班子所有官员的统称。孔子的许多学生都做过三桓家的家臣。
既然吴起是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职位上离开鲁国去魏国的，那么，就不存在吴起在鲁国朝廷、即鲁国君主那儿任职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做过鲁国大将军的职位，即在国君的“******”做过高官的职位，怎么会下降到季孙氏的“小小朝廷”去做什么家臣呢？
从这一段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吴起离开鲁国前并没有在鲁国君主那里供职，而是在季孙氏家供职。如果是这样的话，吴起离开鲁国的原因，一者不是被鲁国君主炒鱿鱼；二者，吴起仕鲁是在季孙氏家而不是国君那儿，因为从孔子及其学生做官的经历看，都是先从做三桓的家臣开始，然后才过渡到做国君的属下。孔子父亲就是这么个发展过程，孔子本人也是这么个发展过程。怎么也不会有先在国君那里做了鲁国大将军职位之后，再去做季孙氏手下的家臣的。这个太表面化违背礼法和常识习惯的做法，不会发生在战国初期。
鲁国历史上，最终没有发生像晋国、齐国那样的僭越行为，三桓最终没有废弃鲁君自代，这跟鲁国是一个礼法国家有很大关系，所以，在鲁国，不可能让朝中的吴起大将军被国君贬掉之后，再下放到国君手下大臣的家中做私臣。这不合历史背景。如此看来，司马迁记载的“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的确是有不实之嫌；关于吴起是被鲁国君主赶出鲁国的记载——即司马迁所说的‘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韂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韂。’鲁君疑之，谢吴起。”（所引同前）也是跟韩非子所载相矛盾，并且不太符合历史大背景的。
不过，我们后人已经不知道太史公所引用的是何种史料了。
我们只能够根据韩非子的记录来说明一个史料中已经存在的事实——
吴起可能没有在鲁国的朝中任过职！
根据年代，吴起在鲁国的时日应该是鲁元公时代（公元前428-前408年在位）。鲁国从春秋以来都很弱，在与齐国的对抗中从来都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孔子时代曾经在孔子学生冉求的指挥下打过胜仗；而在孔子的晚年，在子贡的出使之下，利用吴国的力量，抗击齐国取得过胜利。而在鲁元公时代，鲁国三桓专权更加严重，公室虚弱，怎么可能战胜大国齐国？前面已经论证过，在吴起青年和中年时代，鲁国都没有战胜齐国的战争记录。
这个证据证明，吴起在鲁国朝中，并没有做过“公务员”；于是，可以进一步说，他不可能当过鲁国的将军；吴起在鲁国连将军都没有当过，他也就不可能去“杀妻”了！
吴起如果没有做过鲁国大将军，
没有取胜的历史记载，
哪里又能够有“杀妻求将”的可能呢？
根据先秦韩非子提供的吴起的史料，与司马迁写吴起采用的史料完全对立，格格不入，十分矛盾，不得不让人产生极大的疑问。于是，我们仔细重温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司马迁在写到吴起“不良品质”的时候，两次使用了“道听途说”，即别人所言，他没有直接的下过任何结论，或者直接叙述过吴起的品德有问题。
（本节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