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所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中央通告第二号》在传达六大的精神时再次阐明：“目前中心任务正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夺取千百万群众，以准备新的高潮之到来，即是准备将来武装暴动之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并且强调说明：“这样策略的转变是与革命形势的转变相适应的。”以上这些规定，就从理论与策略的结合上，更加坚定地纠正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普遍组织总暴动为特征的盲动主义错误。
3.六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讨论和总结，为共产国际六大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奠定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成为共产国际六大的预备会。中共六大认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价了党的重大决策的功过是非。科学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低潮形势，果断地停止了“城市中心”的策略。正确地制定了党的争取群众总路线，自觉地萌生了“乡村中心”思想。中共六大的理论创新和正确决定，既指引中国新民主革命胜利的方向，也为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导航。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会议小插曲
1.六大会址究竟在哪里
据多位与会者回忆，都说中共六大会址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乡间别墅。但这座别墅具体坐落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不清楚。参加会议的代表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都只简单说是在莫斯科召开，或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到详细地名。因此，很长时间在党史书中一般只含糊地说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20世纪70年代后，对六大会址有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和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两种说法。随着俄罗斯国家保管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五一村的说法得到了史料印证。“五一村”文化馆保存的文献资料佐证会址在五一村。后经研究人员实地考察，确认了五一村就是当年中共六大的召开地。
2.大会为何在莫斯科召开
第一，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六大召开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全国的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党的一切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第二，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充分发挥指导与顾问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共力量聚集起来，使之在莫斯科稍得休整，恢复一下元气。
第三，有利于会后直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几个会议。在筹备中共六大的过程中，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将要在当年的春天和夏天于莫斯科分别举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农民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在会后直接派代表团就近参加上述国际会议。
第四，可增加同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代表之间接触和交流经验的机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中共领导人、全体与会代表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之间提供了相互接触、增加了解和直接交流经验的机会。
第五，可以利用留苏学生做会务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会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正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留学生，被指定参加了这项工作。
3.陈独秀为何没有参加六大
在六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等人作为特邀代表去莫斯科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作为特邀代表，陈独秀拒绝出席会议。陈独秀提出，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时，没有让他参加，也没有让他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到莫斯科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因此，表示不会去莫斯科。但他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的错误。王若飞、瞿秋白、周恩来也去动员他。至于他自己不愿出席的理由，他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我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国际早有牺牲我的决心。我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以挽回的。”同时，陈独秀还表示了另外一种态度：“我以往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文章，今后还可以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卡片式记忆
1.留守中央
留守中央是中共中央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环境下，中共六大在国外召开期间而设立的中央性质的机构。它既是中央权力机构，又与原中共中央不完全一样，它要服从原中共中央的领导，又要独当一面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根据国内实际的形势，创造性地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推动革命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席六大的代表时，考虑到国内工作需要，政治局委员不可能都出席六大，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
1928年8月29日，留守中央人员出席中央常委会特别会议。李立三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并宣布新的政治局的决定：先派4人回国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留守中央继续工作。9月2日，中央常委会上，李维汉、任弼时建议，新的中央已有3人回国，应马上主持工作。6日，李维汉代表留守中央汇报了工作，表明留守中央在4个多月的工作中，很好地完成了中央委托的重任。
2.六大代表究竟有多少人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代表有75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112人。”“75五个代表中，工人有41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3月底来电通知，4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的提法：“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
新公布的六大文献史料说，去掉大会工作人员，有正式代表87人、非正式代表5人、特约代表1人，共计至少有代表93人，其中有84人行使了表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