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第202页，非常肯定地说：秦始皇时期“兵器的铸造权，集中于中央政府掌管，这对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他甚至还认为，“从始皇时代开始，中央督造兵器的刻辞格式比较统一，不像秦惠文王到昭王阶段那样，刻辞中职名有二级（相邦、工师），三级（相邦、工师、工）体例不一。而秦始皇……绝大多数的刻辞为四级。”袁先生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秦始皇时期的兵器制造，由于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兵器刻辞格式比较统一，不像他的先祖秦惠文王、秦昭王那样，只有二级、三级管理的铭刻。
然而，袁仲一先生又说：“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不是每件都有刻铭，刻铭字数的多少，也很不一致。大体说来，戈和铍上一般都有铭文，且字数较多，勒名较全；剑和矛上只有部分器物有铭文，且字数较少，如矛上仅刻‘寺工’两字，剑上有的仅刻了一个‘工’字。这说明：勒名并不是每一件产品上都有，而是有代表性的或者特别重要的产品上才有勒名，其他产品仅是登于簿记，供上级检查、验收而已。”前面的豪言犹在，后面马上全部都变卦了：什么有铭文、无铭文，什么字数多、字数少，什么一级管理、二级管理，管它什么勒名或不勒名，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198页中宣称：“秦俑坑出土有纪年的兵器，都属于秦始皇时代，秦俑坑内无铭文的兵器，亦应是秦始皇时铸造的。”意思是只要在“秦俑坑里面出土的兵器，一律都是秦始皇时代铸造的”。说秦始皇时期兵器制造，全面地实行“四级管理”制度的是袁先生，说秦始皇时期兵器制造并未全面实行“四级管理”制度的也是袁先生；说“物勒工名”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是袁先生，同一本书前后竟然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
我们要问：既然秦始皇时期已经明令实行“四级管理”制度，怎么还能准许出现不同格式的刻辞内容，怎么还能准许出现大量无铭文的实用兵器？袁先生辩解说，那些没有代表性的、不重要的兵器，可以不勒名。人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袁仲一先生对于兵器铭文，前后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到底是哪一种对，哪一种错，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为好？在“兵器的铸造权，集中于中央政府掌管”、“从始皇时代开始中央督造兵器的刻辞格式比较统一”和“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的情况下，在秦始皇时期制造的兵器中，怎么可能会有对抗王法，拒绝“勒名”现象的发生。
应该说，对于秦始皇时期，到底有没有实行“物勒工名”制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然叫人们如何去判断事物的是非？既然，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向人们论证清楚：有没有铭文，要看这类兵器是否“具有代表性”，要看它是否属于“特别重要产品”之列。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进一步地分辨一下，秦俑坑里面的所有兵器，到底谁比谁更“具有代表性”，谁比谁更应该在兵器之上“勒名”。
铜铍纪年顺序应该这样排列
俑坑的铜剑上，既没有纪年，也没有名字，难道它的存在，不比铜戈更重要、更具有代表性？难道它在制作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四级管理”，不必对它严把技术质量关？秦俑坑出土的铜铍，与“吕不韦戈”的铭刻，不存在相似之处，从俑坑兵器的重要性、精美程度以及铸造技术方面看，它的排名仅次于剑，而“铍”本来就有短剑之称嘛！让它来充当“老二”，是一点都不过分的。铜戈与铜剑、铜铍相比，只能屈居“老三”的位置。因为戈是一种“勾兵”，不能像矛、戟等兵器那样，能够用于直接的冲杀，它在兵器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根本就赶不上铜剑和铜铍。
俑坑中“怪异”的现象，清楚地告诉人们：一种并不特别重要的兵器——铜戈，上面刻有以吕不韦为首的各级官名，确实是一种体现兵器制造，直接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有力凭证；相反，在那么多远比铜戈重要得多的铜剑、铜铍、铜矛等兵器，却不见有相同规格的官名出现，不见有“四级管理”的痕迹，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一个号称由中央监督制造兵器的秦始皇时期，只抓铜戈生产质量，无视铜剑、铜铍生产质量，岂不是捡了芝麻，却丢掉了西瓜，甚至还出现劣质的兵器，这难道不是秦国宰相严重的失职行为，难道出现这一类严重违法、违制现象也是正常的吗？
真实的情况，也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这些铜剑、铜铍根本就与秦始皇时期没有任何的关系。按照袁仲一先生说过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央督造兵器的刻辞格式比较统一，不像秦惠文王到秦昭王那样，刻辞中的职名有二级”，只有二级职名刻辞、与秦始皇“四级管理”不符的铜铍，真的要从秦始皇兵器系列排除了！而且真要将铜剑、铜铍的铸造年代，推移到只有“二级管理”的秦昭王时期去了，甚至还要推移到没有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比秦昭王时期更早的那个年代中去了。因为，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出现没有“物勒工名”的兵器了！
袁仲一先生等人，根据秦始皇时期的铜戈和虚构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铜铍，排列出来的兵器序列是这样的：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戈”—“四年吕不韦戈”—“五年吕不韦戈”—“七年吕不韦戈”—“十五年铜铍”—“十六年铜铍”—“十七年铜铍”—“十八年铜铍”—“十九年铜铍”。根据秦始皇时期的铜戈和秦昭王时期的铜铍，重新排列出来的一个兵器序列应该是这样的：秦昭王“十五年铜铍”—“十六年铜铍”—“十七年铜铍”—“十八年铜铍”—“十九年铜铍”—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戈”—“四年吕不韦戈”—“五年吕不韦戈”—“七年吕不韦戈”。
问题是，前一种排列方法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将“十五年铜铍”与秦始皇时期挂钩，本身就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造成了年代和时空关系的颠倒和混乱。根据《仪征出土文物集粹》一书可知，在江苏仪征陈集乡杨庄汉墓中，出土了2件铜质秦铍，上面均刻有细若毫发的铭文：一件铍身刻有“十五年寺工缮”6字；另一件铍茎刻有“十五年寺工武光沐作吉工方山拜”15字。后经专家考证，由于未出现相邦等中央督造者的名字，与吕不韦制定的秦始皇时期“四级管理”模式，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将仪征铜铍的制作年代，推移到秦昭王时期，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如果，将这些被误认为是秦始皇“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年铜铍”，改变成秦昭王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年铜铍”，这就理顺了“秦昭王—铜铍—二级管理”和“秦始皇—铜戈—四级管理”之间难以调和的时代矛盾，从“吕不韦戈”的铸造技术上看，它确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反观那些早年秦昭王时期铸造的“十五年铍”上的铭文，潦草粗放，歪歪扭扭。将这两类铭文进行一番比较，犹如两个兵器的大世界。通过对铜戈、铜铍两个不同时代的铸造技术和铭刻字形上的分析，显示出它们在兵器年代序列之中，本身就存在的巨大差异。
吕不韦登上了秦国宰相之位后，兵器的制造由他来亲自督造，“四级管理”的制度，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质量问题经过四个层次的严格“把关”，终于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哪个人、无论在哪个环节上，都是不敢再出半点差错的。尤其是“物勒工名”正式成为真正《秦律》条文之后，谁敢跨越“雷池”半步，而成为对抗“秦法”的罪人？我们要知道，在那以“酷治”著称的年代中，谁要去顶撞、对抗秦始皇的法令，那是不可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那些以为《秦律》只是嘴上说说的人，对于秦始皇说一不二的性格，太缺乏基本的了解。
从铜铍出土时所处的位置看，这16件兵器，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秦俑坑建造过程中，同时入坑的真正“原配兵器”。因为，在一号坑20探方9过洞中发现的0810号铜铍，直接就握在一个陶俑的右手之中。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63页的铜铍出土平面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当年俑和铜铍的关系是：陶俑手中紧紧握着的就是一件铜铍。既然这些铜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而铜铍又被证明应该是秦昭王时期铸造的兵器，这就充分地说明了铜铍和秦始皇时期无关，和秦始皇的陪葬品无关。由于铜铍的存在，证明铜铍所在的秦俑坑，应该建造于秦昭王时期。
只有“二级管理”的青铜铍，年代要早于“四级管理”的青铜戈；铜剑上的铭文，比铜铍还要简单，所以铜剑的年代，比铜铍还要早。难怪有人质疑，说俑坑里的青铜剑，不可能是秦王朝自己制造，它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来自外国的一部分馈赠品。1998年从甘肃礼县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在圆顶山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铁铍。如果，将铁铍和铜铍的制造年代进行一番比较的话，那么铜铍应该完全排列到铁铍的前面。如果认定铁铍是秦代兵器的话，当然应该用它来作为秦始皇的陪葬品；如果认定铁铍是秦代兵器的话，那么秦俑坑众多铜铍的制造年代，当然就应该往前推移，至少也要从秦始皇时期，向前推移到秦昭王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