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以北阙为正，面向的是北方，而秦俑坑以东阙为正，面向的是东方，两种布局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点相同之处，如果秦王朝“尚黑”制度确实得到贯彻执行的话，那么以“红、紫”为主调的秦俑服色，不可避免地就要向前推移到崇尚“火德”的那个朝代中去了。一边有秦代“尚黑、水德”的制度，一边有秦俑的“尚赤、火德”的铁证，这“水、火”不兼容的两件事，当然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应该说，在整个秦俑坑里面，是看不到任何“黑色”服装的，为什么在一个“衣尚黑”的秦代，反而见不到黑衣，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袁仲一先生发表文章，解释说：“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张占民先生也出来说明：“关于秦武士服装来源问题，云梦秦木牍两封家信曰：‘遣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者’，可见秦士卒服装是自备的。秦俑塑造的士卒形象，来自全国各地，而各地服色各异。因此服色杂的特点，完全合乎情理。”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把秦代“尚黑”制度给彻底否定了！
其实，楚国人向来有一种“尚赤”的风俗。在《墨子·公孟篇》上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衣衾，图案虽然繁缛，但仍以赤色为主色。俑坑的赤色和楚人的“尚赤”，在此竟然合二为一了！《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刘子·从化》中也说：“鲁哀公好儒服，举国皆着儒服；赵武灵王好鸟，国人咸冠冠；楚灵王好细腰，臣妄为之约食，饥死者多。为何如此，随君所好也，君好之，民必从之，人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
说秦始皇推行“水德、尚黑”制度，居然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竟能容忍以“火德、尚赤”的秦俑，作为自己的陪葬品，这种莫明其妙的说法，论证上的矛盾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有人以《广博物志》中“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的记载，以《史记索隐》中“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畤，祠白帝，……献公时，祠白帝”的记载，以秦咸阳宫中的彩绘壁画为依据，因而就认为秦始皇并不真正崇尚“水德、尚黑”，以此为秦俑违背“水德、尚黑”制度，找到了一个正式的理由，为秦俑“定性”打通一个久攻不下的学术“突破口”。
但是，那些都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材料。林剑鸣先生在《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这篇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指出，秦尚水德，以六为纪，乃是统一中国以后才定为制度的。在统一以前，尽管‘五行终始说’对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影响，但并没有起法典的作用，所以并非一切事物均非‘六’不可。……举秦俑坑中的一些例证，企图否认‘秦尚水德’，自然也难于成立。因为众所周知，关于秦俑坑的建造年代，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看法，而多数学者，则认为应建于秦统一中国前。用统一中国之前的资料，来否认统一中国之后的问题，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铜钺并不符合秦代法令
根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提供的材料可知：在秦俑坑的二号坑里，出土了一件铜钺，在秦始皇陵封土的西南角又发现4件铜钺。还有在秦始皇陵外城东侧的马厩坑里，出土了21件铁钺。书中明言，这些铜钺、铁钺的性质、形制是完全相同的。对秦俑坑里的铜钺，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说：“秦俑坑这似斧非斧、似钺非钺的铜兵器，没有上下贯柄的长方銎，不便于砍斫，不具锋利的大弧刃和翘起的两角，不像有大钺昂扬般的神气，更没有美的韵味，竟平素无华到形体委琐鄙俗的程度，也使得那盛气不世的秦俑阵营黯然失色！”
这里，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这些兵器，不管它是铜钺还是铁钺，难道都是秦王朝正规军队里所使用的兵器，而且又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众所周知，钺是一种礼仪性的器物，根本就没有实战的功能，俑坑中的铜钺，既无锋利的刃，制作又非常粗糙，却出现在一辆并不属于礼仪性的“战车”上，当然就变成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有的先生认为，它可能是一种黄钺车。《书·牧誓》所说的“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吕氏春秋·不苟》所说的“左释白羽，右释黄钺”的黄钺车，是高等级的乘车，而在俑坑钺的周围，并没有出现这类威严的场景。
另外，黄钺车也根本不可能是通常所说的“一车四马”的车，这在《通典·嘉礼》上说得很清楚：“黄钺车，驾一马，大驾行次于华盖，后御麾左右”，但是在整个秦俑坑之中，却根本就看不到有“一车一马”的车啊！所以，很难说这一件铜钺，一定就是秦俑坑的“原配兵器”了！据说，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石钺的存在，到了西周以及春秋时期，开始使用了铜钺。从《史记·孙子列传》“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伴随着铁制兵器逐渐地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种军权象征的斧钺，纷纷以钢铁材料替代，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铁钺”。
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斧形兵器，每当国君发兵时，在太庙都要举行隆重的授钺仪式，钺也因此博得了“王斧”这样一个神圣的尊号，被人们当作一种军权和王权的象征。钺本来也是一种在马上使用的重兵器，有“开山钺”和“压丑钺”之美称。由于形状比斧大，重量也不轻，夹在长棍上挥舞时，需要很大的腰劲和臂力，显现了过于笨重的弱点，到了战国时期，它已逐渐地丧失其实战的性质。铜钺、铁钺是有一个并存的时期，这时的铁钺以锋利、轻便见长，铜钺则以制作更加精美甚至饰以黄金，而彰显其高贵，人们将金光灿灿的铜钺，称之为金斧或者黄钺。
有了金色光环的护卫，使得黄钺的地位，仍高居于铁钺之上，身价比铁钺高过百倍。因此铜钺、铁钺之间，是有一个漫长的交接和演变的过程。崔豹《古今注·舆服》中记载：“金斧，黄钺也；铁斧，元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今以金斧黄钺，为乘舆之饰，元钺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黄钺斩纣，故王者以为戒，太公以元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汉制诸公，亦建元钺，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断斩，故为诸公之饰焉，大将军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黄金涂刃，不得纯金也，得赐黄钺，则斩持节将也。”黄钺归君主、元钺属公侯的界限，分得是多么的清楚啊！
崔豹接着说：“锽，秦改铁钺作锽，始皇制也。一本云，锽，秦制也，今乘舆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什么是“元钺”？“元钺”就是“玄钺”的意思。那什么是“玄钺”呢？《小尔雅·广诂》里说，“玄，黑也”。钢铁，自古至今，一直称之为“黑金”或者“黑色金属”，所以“元钺”就是“玄钺”，就是“铁钺”的意思。据《隋书·刑法志序》记载：“秦氏初平区夏，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茅焦请列星之数。”茅焦是秦始皇时期的“上卿”，可见在秦始皇即位之初，秦国的宫廷护卫们，手中所使用的斧钺，根本不是铜制的钺，而是钢铁制的钺。
在中国历史上，仪锽的使用是很广泛的。在《开元仪录》和《事物异名录·武器》等史料中，有“今乘舆之前，刻木为斧，谓之仪锽，即所谓改铁钺作之者也，其制固皆承之秦”的记载。在《新唐书·仪卫志》上，有“黄麾仗，左右厢各十二部十二行……第二行，仪锽，五色旛”的记载。 王应麟《玉海·车服三·仪仗》上有“仪锽，钺属，秦汉有之，唐用为仪卫”的记载。在《元史·舆服志二》中，有“仪锽斧，制如斧，刻木为之，柄以朱，上缀小锦旛，五色带”的记载，张四维的《双烈记·策勋》一文，也有“卤簿驾头先设，五门五岳仪锽”这样的记载。
所有史料都说明：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使用的是铁钺，统一之后使用的是仪锽，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是非常清楚的。木制的斧钺，也就是“仪锽”的制作和使用，最早从秦始皇时期开始。或许有人要问：使用这种比铜钺更锋利、更轻便的铁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铜钺、铁钺都不要，而一定要将它们舍弃，而改用木质的“仪锽”呢？原来，秦始皇称帝之后，任何兵器不得进入秦宫，但要体现象征皇帝威严的斧钺仍然存在，只好改头换面，以木质的仪锽来替代了。纵观“王斧”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真实的“石斧——铜钺——铁钺——仪锽”材料变革的轨迹。
如果要将探索的坐标，移动到秦始皇时期来，那么他的“王斧”，既不会是铁钺，更不可能是铜钺，而是木质为体、以斧钺为形的仪锽。可以肯定地说，铜钺在秦始皇的时期，已经没有它的容身之地了，铜钺既不可能是秦始皇王权的代表，也不可能是秦王朝军威的象征。秦俑坑里出土的铜钺，如果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只能表明俑坑的建设与秦始皇时期无关。如果有人认为这件铜钺，是由秦末农民起义军带进俑坑之内或者是其他外来扰乱者早年在俑坑遗留下来的器物，我们是不应该感到意外的。至于马厩坑里那21件铁钺，当然也不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