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秦俑形象，个个都是膀大腰粗，如果让3个大汉，挤在只有1.00米×0.90米的小车子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以中国人体标准体宽0.60米计算，3名甲士所需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在1.80米以上，否则这些甲士，根本就不可能施展任何的战斗动作。由于秦俑坑这些车的车舆尺寸非常小、非常杂乱，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舆六尺”的制度，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肯定这些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王朝时期制造的车，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用于作战的车。应该说秦俑坑里面的车，是一些早年制造的、只用于非军事作战目的的“等外车、杂牌车”。
出于研究的目的，有必要浏览以下资料：殷商遗址的轮距为2.40米、2.20米、2.00米；陕西老牛坡遗址的车辙宽度为2.25米；陕西周原齐家村的轮距为2.00米；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的车轨宽度为1.80米；秦国霸城遗址测得的车轮轮距为1.50米；西安北郊一处遗址中的车辙宽度为1.50米。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中的车辙间距为1.10米；河北井陉天门关车辙宽度为1.40米；长沙浏城桥出土的车轮距为1.39米；云南曲靖古道上的车辙宽度为1.40米；辽宁朝阳一处城门，留有宽度为1.40米的车辙印痕。这么多尺寸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好几个宽度为“1.40米”的车辙了。
车舆、车轨、车辙、轮距、轴距、轨距，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说文解字》说：“辙者，通也；车辙者，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辙，是谓之车轨。上距舆，下距地，两旁距轮，此之谓轨。”车轨既指车舆两轮之间车轴的长度，也指两个车轮着地形成的车辙距离。从《铜车马发掘报告》的材料可知：一号铜车轮距为0.95米；二号铜车轮距为1.02米；放大一倍后的原型尺寸，一号铜车轮距为1.90米，二号铜车轮距为2.04米。俑坑出土几辆车的情况：多数车轮直径在1.34米～1.35米之间，只有一辆车的车轮直径为1.80米；只有一辆车的轮距为1.80米。
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始终都与“车、轨”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和“人生轨迹不可磨灭”，都有一种缜密的哲理性。秦始皇的时代精神或者秦代对“车”的立法背景，还体现在“车同轨”的法定制度中。“车同轨”制度确定之后，秦代所有车辆的车轴长度，必须是统一的，也就是车辆的轮距，必须是相同的。任何一辆车是否属于秦代，最权威、有效的鉴别方法，就是看看车的轮距尺寸，是否符合“车同轨”的制度。秦代许多历史悬案，如果不从当时“车轮”和“车轨”的角度去认真地进行梳理和解剖，恐怕是很难进行破解的。
李白《北上行》一诗中，就有“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的句子。说的是各种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对路面都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即使在石质道路上行进，时间一长也会磨出两道深深的车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车辙。杜牧在《池州诗》里，也有“九衢林马过，千门织车辙”的句子，说的是在四通八达的城外，处处都有如织的车痕。在古代，车轮总是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行进的，车辙本身起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如果车轮正好与车辙相一致，那么车辆就能够十分顺畅平稳地前进。而任何难以与车辙吻合的车辆，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轨道上行驶。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车根本没有它的用武之地，所以认为秦军是以战车进入敌国而取胜的说法，只是一种想象而已。比如，只要在关隘任何的地点，开挖一些横向的大沟、大坑，战车就休想再往前方推进。在近代的工业社会，许多国与国之间的铁路轨距，往往是不相同的，如果谁要想进入对方的路网，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换轨交接措施。在古代，外交使团频繁进出对方领地，也要在指定地点换乘专车，才能够保证成行。而对于来自敌国的各种军事侵袭，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任何以“车”的方式，不同车辙的道路是将强敌拒于国门之外的最佳手段。
张文立、王云度先生在《秦帝国史》一书中说过：“战国时，各国车轴的长度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不同轨，就意味着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车辙有别、互不通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郡国各除道、治道运行。”表明对全国主要道路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整治，成了秦王朝最为紧迫的工作。秦始皇计划在原来六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以咸阳为中心的“国道网”。平原地区土质路面和车辙，比较容易修整；但全国绝大多数的山区道路和车辙，当碰到坚硬基岩时，改造起来特别困难。一直到秦朝灭亡，有一些重要的路段，改造工程并未完成。
最早提出“车同轨”并且加以实行的，并不是秦始皇本人。在《管子·君臣》里，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在《礼记·中庸》中，也有“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证明各诸侯国，自身都作了改辙的尝试。秦始皇是中国全面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第一人。《隋书·礼仪志》上说：“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诸侯疆域之间的“异轨”不通车，于是才有秦代全国性的“改辙”工程。应该说，“要致富、先修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倡导者，就是这位秦始皇。因为，只有整治道路，才能通车，才能真正加速秦朝经济大发展。
秦代“车同轨”制度，是指全国范围之内，需要在“国道”上行驶的车，不论车型有多大差异，但车上主要部件尺寸必须完全统一，这个部件就是车轴。由于车轴统一，车辆的轮距随之统一，这是车辆制造“标准化、系列化”的先决条件。有了这项措施，秦朝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大规模、高质量地制造出急需的军用和民用车辆。统一车辆主要构件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就要解决一个更重要、更困难的问题，这就是要彻底整治六国留下的封闭、割据性质的道路设施，就是要拆毁和清除一切有碍“行车”的道路障碍，要让秦朝的车辆直接通向全国、通向边远地区。
路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加上“车同轨”制度的实施，统一轮距之后制造出来的车辆，在行车过程中发生车辆损坏之后，所有标准化的零部件，都能够得到及时地更换，这对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秦朝统一后的轨距，具体的尺寸到底是多少？“秦式”古道的遗迹又在哪里？2000年8月17日《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称，“井陉古道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相同”。2001年8月17日《新华网》一篇文章也指出：“井陉古道车辙与秦陵铜车马坑中铜车的轮距一致。”考古界一致认为，井陉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俑坑出土的“战车”，轨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轮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轮距是2.04米。有意思的是，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的轮距相合，也不与铜车的轮距相同，可是它却与公元前55年，古罗马战车1.435米的轮距，几乎“同出一辙”。1.435米的轮距，在英国沿用了2000多年，现已变成了国际公认的铁路标准轨距。相对而言，秦王朝留下的1.40米的车辙，说明中国轮距的统一工作，比古罗马时期早了165年。应该肯定，秦王朝采用标准轨制度，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贡献。
铜车马坑出土的两辆铜车，它本身就不能做到“车同轨”，哪里谈得上去与井陉古道“车同轨”。如果井陉古道车辙尺寸是秦代“车同轨”的凭证，那么可以断定，铜车马坑中，无论是一号车、或者是二号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代之物。同样，秦俑坑中那么多的车，大小尺寸各不相同，尤其是1.8米轮距大车的出现，也突显出它违背秦代“车同轨”制度的重大情节。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与秦王朝的“王令国禁”、“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的车。这一些目无王法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周秦时期，凡是不符合制度的车，均称为“奇车”，《释文》里说：“奇车，奇邪不正之车。”《礼记·曲礼上》中，有“国君不乘奇车”的记载。许慎《说文解字·叙》里说，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袁仲一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在2006年2月28日《西安日报》上说：“俑坑中的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有辇车、战车、独轮车等之别，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再说，‘车同轨’制实行的如何，还是未知数。”
袁先生认为，秦代实行“车同轨”，根本是“多此一举”的事情，理由是：不同类型的车，就有不同的车轨，不管什么车，都是能够在任何道路上自由地通行的。难道袁先生真的认为俑坑那1.9米轮距、四马驾驭的“战车”，是能够通过狭窄难行的崤函古道而进入韩魏等国的吗？崤函古道有一段石质的车辙，至今仍然完好地存在着，车辙的宽度只有1.06米，这些道路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想用这些杂七杂八的所谓战车进军六国，想用这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去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单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