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拯救了。上帝已经为他显身。说实话，这并不是第一次。高加索的年轻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官、《哥萨克》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亲王和彼埃尔·别祖霍夫都有类似的观点。但是，托尔斯泰太热衷了，以致每次他发现上帝，他都认为是第一次，而此前，只有黑暗和虚无。他在自己的过去只看到“昏暗和羞愧”。我们通过他的《日记》，比他本人更清楚他的心路历程。我们知道这颗心一直有多么深厚的宗教信仰，哪怕在迷惘时。此外，他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前言中承认：“上帝！上帝！我游荡，我寻找不需要的真理，我知道我在游荡。我明知不好，却夸耀我的不好的热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你。我总是感受到你，即使在我迷惘的时候。”1878年至1879年的危机不过是许多次危机中最猛烈的一次，或许是受到多次丧事和年龄增长的影响。这一次的新奇之处就在于，上帝的幻觉过后留下了痕迹，在心醉神迷的激情平息后，因为以往的经验而老道起来的托尔斯泰急忙“趁着光亮前行”，并用他的信仰摧毁生活的整个体系。他不是没有过这种尝试（我们想必记着他还是大学生时候制定的《生活的规则》）。但是，五十岁的他，听任热情改变他的道路的情况少了。
但是他既然并不是印度的神秘主义者，那么冥想入定就不能满足他，因为在他身上混合着亚洲人的梦幻和西方人的对理智和行动的需要，所以接下来他必须将他得到的启示转换成实践性的信仰，并且从神明生活中提取日常生活的规律。他不含任何成见，带着真诚的渴望相信家族的信仰，他开始学习他所参与其中的罗马正教的教义。《忏悔录》的副标题是《神学理论批判和基督教教义研究入门》。为了更加接近教义，三年间他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进行忏悔，领圣餐，不敢妄加评价使他反感的东西，为他认为晦涩和不懂的东西想象出来一些解释，从信仰中，与所有他爱的人，活着的或是死去的，结为一体，而且总是在一定的时刻保持希望，“爱将向他敞开真理的大门”。——但是他徒劳无功：他的理智与他的心灵互相反抗。有些行动，例如洗礼和领圣餐，对他来讲是丑陋的。但是当人们强迫他来重复圣体是基督的真正的肉体和血液，“对他来说像是心上被捅上了刀子”。然而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的不是教义，而是实际问题——特别是两个：教会之间彼此的仇恨和不可饶恕“我自己把真放进爱的单元，宗教摧毁它自己希望创造的东西，这让我震惊。”（《忏悔录》），和公开的或者默许的对杀人的认可——战争或者死刑便由此产生了。
于是托尔斯泰坚决作了了断；他的决断与他三年来对自己思想的压抑一样残酷。他什么也不管了。他将这一昨天自己还在固执地实践的宗教愤怒地抛至脚下。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1879—1881）中，他不但将神学教义评价为“不健全的”，而且是“故意的和功利的谎言”“我确信教会的教育，在理论上是一种巧妙的和有害的谎言，在实践上是粗俗的和巫师的迷信的复合体，在这复合体下，基督教教义的含义完全被抹杀了。”（1901年4月4日—4月17日《致神圣宗教会议书》）
还可参见《教会和国家》（1883）。托尔斯泰抨击教会的最主要的罪行是，教会和暂时性的政权的“亵渎宗教的联合”。这等于宣布国家的神圣，暴力的神圣。这是“土匪与骗子的联合”。。在他的《四福音书的协调性与阐释》（1881—1883）中，将《福音书》与神学相对抗。终于，在《福音书》中，他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
这一信仰全部包含在下面的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相信只可能在所有的人类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人间的幸福才可能存在。
这信仰的基石就是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把基本的教义归纳为五诫：
1.不发怒。
2.不犯奸。
3.不发誓。
4.不以怨报怨。
5.不与任何人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
爱上帝和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
基督曾说，谁若对这些戒律有稍微的违背，在天国中将占有的位置就最小。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尽管这显得十分地奇怪，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仍发现这些戒律如同一件新的东西一样。
那么托尔斯泰是否相信基督的神明性呢？他完全不相信。当他提起基督的时候给他一个什么名称呢？就像圣贤当中最伟大的一个——释迦牟尼，菩萨，老子，孔子，索罗亚斯德，以赛亚——这些圣贤为人类展示了人们向往的真正的幸福，以及达到这一幸福的道路。随着年岁的增长，贯穿人类历史的宗教的真实的单一性的看法，和基督教与其他的圣贤的亲族关系的看法，从佛陀到康德，再到爱默生，只能加深，以至于托尔斯泰在他最后的几年，拒绝有“任何对基督教的偏爱”。在这方面，特别明显的是1900年7月27日至8月9日写给画家Jan Styka的书信。根据他的习惯，托尔斯泰满怀着他的新的信心，稍微多一些地忘掉了过去的，基督教的心灵状态和他的纯属基督教的宗教危机的心灵状态开始。
“基督教的学说，”他写道，“对我而言，只是我们从埃及、犹太人、印度、中国、希腊的古代时期接受的漂亮的宗教学说的一种。基督的两个根本原则：爱上帝，即爱绝对的完美；爱他人，即没有区别的所有人，是世界上所有的圣贤的劝诫，他们包括黑天、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马克-奥莱斯，现代人有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钱宁和许多其他人。宗教和道德的真实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我对基督教思想没有任何偏爱。如果说我对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感兴趣，那是因为：1.我出生在、生活在基督教教徒中间；2.理清由各个教会从事的令人吃惊地对纯洁的教义的篡改使我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很大的愉悦。”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的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抨击他所称为“伪善者”和“律法家”之流，抨击现有的教会，抨击“伪科学”或“科学的哲学”的代表者们。托尔斯泰辩解说他不攻击谦虚的，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的真正的科学。（《人生论》）这并非是为了求助启示来反对理智。自从他走出了《忏悔录》中所说的混乱阶段之后，他基本上就是，并会继续是一个理智的信徒，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圣子，”他重复圣约翰的说法，“圣子，逻各斯，也就是说理智。”同上。
他的《人生论》（1887）一书，在前言中曾经引用帕斯卡尔的名言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之前的那段危机期间经常重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给费特的信（1877年4月14日和1879年8月3日）中谈论《思想录》，建议他的朋友阅读。：
人不过是一支芦苇，大自然中最脆弱的，但这是一支能思考的芦苇……我们所有的尊严都构筑在思考中……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思考：这就是道德的真谛。
整部书都只是对理智的颂歌。
的确，他的理智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部、 把动物性的生活当作全部的生活”，而是支配着人类生活的专制的律法，“是有理智的生物，也就是人必须遵循的生活的律法”。
这是与支配着动物的生长繁衍，草木的生长繁茂，大地和星辰运行的规律相类似的律法。只有奉行这条律法，把我们的动物性服从于理智的规范中以获得善，我们的生命才会存在……理智无法被定义，我们也不需要来定义它，因为不仅我们大家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借助理智而不是借助信仰来认识的……托尔斯泰在1894年11月26日给某男爵的有关理智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人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的只有唯一一件工具，认识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别的了。这件工具就是理智。理智源于上帝。它不仅是人类的最高品行，而且是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真正的生命只有在理智显现的时候才开始。唯一真正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
那么，真实可见的存在，我们的个体的生命，又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道，“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
我们的动物性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人类已经结束了那种将生命视为个体的存在的观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富于真理的人来说，对于个体的善行的可能性的否定已经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人生论》。
还有一系列的前提，在这里我不能讨论，但是它们反映出托尔斯泰对理智怀着多么大的激情。实际上，理智就是一种激情，比起支配着他的前半生的其他的激情并不缺少盲目和嫉妒。一朵火焰熄灭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来。或者说，这始终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的燃料改变了而已。
而使“个体的”激情和这一“自然的”激情之间的相似性又增加了的，是它们都不仅仅满足于爱，它们要行动，它们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
而理智的活动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唯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心灵境界。所有需要的，是什么也别挡住理智的阳光，因为只有这光芒使它成长……爱是现实的善，崇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盾，它不仅清除死亡的恐惧，并且促使人为他人做出牺牲：因为除了为所爱的人献身以外，没有别的爱；爱只有是自我牺牲时，才可以称作是爱。并且只有当一个人明白了他不可能获得个体的幸福时，真正的爱情才是可以实现的。只有在这时，所有他生命的全部精髓才能去滋养真正的爱情的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向野生的树木的主干，向动物性个体，汲取能量。
于是，托尔斯泰无法达到信仰，就像一条水流枯竭的河流，迷失在沙漠里。他携带的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过程中集中起来的气势磅礴的激流。——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这一激情的信仰，在这里理智与爱情密切的热烈结合，在托尔斯泰写给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的著名的回复中得到了它的最为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上帝，对我来说他是精神，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存在于我心中，就像我存在于他心中一样。我相信上帝的意愿从来也没像在基督那人的教义里表述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不能视基督为上帝，向他祷告不能不犯下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人类的真正幸福建立在完成上帝的意志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意志就是所有的人类爱他的同类并且永远为他的同类来服务，这就像《福音书》所说的，总结了一切的律令和寓言。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只是助长自身的爱，我相信在这一生命中，我们的爱的力量的发展的价值对我们来说，是与日俱增的幸福，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是一个更完美的福祉；我相信比起其他的力量来，这一爱的增长更能奉献给一个在人间建立的天国，也就是说用一种和谐、真理和博爱主宰下的新秩序，来代替充斥着分裂、谎言和暴力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了在爱中进步，我们只有一种方式：祈祷。不是在庙宇中的被基督所痛斥的正式的公共祈祷（《马特福音》第六章，第5—13页），而是基督自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的祈祷，那种使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更加坚信，使我们仅仅依赖于上帝的意志的认识更加坚定的单独的祈祷……我相信永恒的生命，我相信人的行为必有所报，这里或那里，现在或永远。我是如此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这个年龄，行将就木，我必须经常努力地不依照自己的意愿唤醒我的肉体死亡，也就是说，我的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诞生……引自1901年5月1日发表在《时报》上的译文。
十一
他想象着已经到达了港湾，已经抵达他的不安的灵魂可以休息的避难所。其实他只是在一个新的活动的开始而已。
在莫斯科过了一个冬天（家庭的责任迫使他不得不跟随家人去了那里）“直到那时，我的全部生活都在乡下……”（《我们该怎么做？》），1882年1月，他参加了人口普查工作，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大城市的悲惨状况。他所留下的印象是很可怕的。他第一次接触文明的隐创的当晚，他给一个朋友讲述他所看到的，“他叫喊了起来，哭泣着，挥动着拳头”。
“人不能这样活着！”他抽泣着说，“不能这个样子！不能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做？》。他重新陷入了沮丧之中，几个月都沉浸在可怕的绝望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1882年3月3日写信给他说：
你以前常说：“因为缺少信仰，我想要自缢。”现在，你有了信仰，为什么你还痛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