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炎夏已经过了一半，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此刻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这个时候，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的生活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一年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六年心血的成果叫作《欧洲与俄国的政府基础与形式试论》。这本书的好几部分和序论都在期刊上发表过，其他的部分也由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向自己团体中的人宣读过，所以这个著作里的思想对于读者并不是全新的东西；但是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仍然期望这本书的出版会对社会发生一个严重的影响，并且即使不在学术上引起革命，无论如何，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波动。
这本书在谨慎的修改之后在去年出版了，并且分配给了各书店发卖。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不向任何人问到它，勉强地假装淡漠地回答朋友们关于他的书销行如何的问询，甚至也不问书店这本书卖得怎样，他却敏锐地、紧张注意地观察着他的书对社交界对著作界所产生的第一个印象。
但是过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在社交界却注意不到任何的反应；他的朋友们，专家们和学者们，显然由于礼节，偶尔提到它。他的其余的朋友们，对于学术的著作不感兴趣，根本就不和他谈到它。在社交界里是完全的漠不关心，特别是此刻正关心着别的事情。在著作界中也有一个整月不见有一个字提到他的书。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详细地计算了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是没有声息。
只是在《北方甲虫》里，在一篇关于倒嗓的歌手德拉班提的诙谐的文章里，顺便说了几句关于考以内涉夫的著作的轻视的话，那作者指出这本书早已被大家非难过，受过大家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高卢不操夫那里会过他一次。
那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很年轻的害病的专栏作家，作为作家看起来，他是很大胆的，但是教养极其缺乏，在私人关系上是胆怯的。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虽然对于那作者十分轻视，但是他却带着十分的敬意开始阅读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可怕的。
显然那书评家用了不该有的解释来解释这全本的书。但是他那么巧妙地选出了引用文，让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读过它）都看得十分明白：这本书不外是夸张的言语的堆砌，而且运用得不适当（惊叹号表示了这个），而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毫无学问的人。这一切是那么巧妙，连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自己也不能否认这种巧妙，但是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虽然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十分谨慎地检讨批评者的理由的正确性，他却没有一分钟考虑到那些被嘲笑的缺点与错误——那太明显了，这一切是故意地选出的——但是他不自觉地立刻极其详细地回想起他和这篇文章的作者的会面与谈话。
“我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他吧？”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问着自己。
想起了在会面的时候，他纠正过这个青年的显出了他的无知的言语，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说明。
在这篇文章之后，便是刊物上和口头上对于这本书的死寂的沉默，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看到，他那么专心地辛苦地作成的六年的收获不留痕迹地过去了。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的处境是更加困难了，因为著完了这本书，他不再有从前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的那种书房的工作了。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聪明，有教养，健康，有活力，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他的活力。在教室里，在聚会中，在大集会中，在委员会里，在一切可以说话的地方的谈话，占去了他的一部分时间；但是他这个久住城市的人，不让自己把全部的活力浪费在谈话里，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时所做的那样；他还剩有很多的闲暇和智力。
对他侥幸的是，正在这个由于他的书的失败而对他是最困难的时候，异教徒、美国朋友、萨马拉灾荒、展览会、精神主义等问题，都被先前不曾引起社会注意的斯拉夫问题所代替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原先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提倡人，完全献身在这个问题上。
在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所属的团体中，这时候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他们不说到也不写到任何别的问题。往常闲逸的人群，在消磨时间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现在都是为了斯拉夫人的利益在做的。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说，妇女服装，啤酒，酒店——一切都表示着对于斯拉夫人的同情。
对他们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所写的意见，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在许多细节上不同意。他看到，斯拉夫问题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消遣，那些消遣总是一个代替一个作为社交界的活动的对象；他还看到，有许多人是带着自私的虚荣的目的来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报纸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大的言论，唯一的目的是要吸引注意，要喊叫得比别人响亮。他看到，在这个一般的社会运动中，跑在最前面和喊声最高的都是失意的人和倒霉的人——没有了军队的总司令，没有了部务的大臣，没有了报纸的新闻记者，没有了部下的党魁。他看到，在这个运动中有许多轻浮的可笑的地方；但是他看见并且承认那无疑的一直在增长的热情，它把社会的各阶级结合为一体，要不同情这种热情是不可能的。同一信仰的斯拉夫民族的弟兄的被虐杀，引起了对于受难者的同情和对于压迫者的愤慨。为了伟大的运动而奋斗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英勇，在全国引起了不是要用言语而是要用事实去帮助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但是还有一个令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高兴的现象：那就是社会舆论的表现。社会确定地表现了它的愿望。像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所说的，民族的精神有了表现。他愈是从事这个工作，他愈是明显地觉得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工作，应该具有很大的规模。
他完全献身在这伟大运动的服务上，他忘记了想到自己的书。
他全部时间都给那工作占去了，因此他不能回答所有的给他的信件和对他的要求。
他工作了一整春和夏季的一部分，直到七月才准备到乡下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最神圣的人民中间，在僻远的乡间，观赏这种民族精神提高的景况，这一点是他和一切的首都与城市居民所十分确信的。卡塔发索夫，早已准备实践到列文那里去作客的诺言，便同他一道去。
二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和卡塔发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人多的库尔斯克铁路的车站，下了马车回顾跟在后边拿行李的听差，便看见志愿兵（毛注：此处是指一八七六年七月若干民族对土耳其的反抗。许多俄国志愿兵参与其事。——译者）坐着四辆租用马车到了。妇女们带着花束迎接他们，并且随同在她们后边拥挤的人群进了车站。
一个迎接志愿兵的妇女走出大厅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话。
“您也来送行吗？”她用法语问。
“不，是我自己走，公爵夫人。到弟弟那里去休息。您总是来送行吗？”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带着难以察觉的笑容说。
“有什么办法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不是已经出发了八百人吗？马理文斯基不相信我。”
“不止八百。假若算上那些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出发的人，已经一千多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对了。我说过的！”这个太太高兴地接上去说，“说是捐款将近一百万，是真的吗？”
“不止啊，公爵夫人。”
“今天的电报怎样？又打败了土耳其人？”
“是的，我看过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回答。他们谈到最近的一个电报，那电报说连续三天土耳其人在各据点上被击溃并且逃跑了，说明天可望发生决战。
“呵！对了，您知道，有一个很出色的青年也想要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为难。我打算要求您，我认识他，请您替他写一封信。他是从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那里派来的。”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问明了公爵夫人所知道的关于这个要求从军的青年的详情，便走进头等车的候车室，写了信给那个决定这件事的人，把信交给了公爵夫人。
“您知道，佛隆斯基伯爵，有名的……搭这一班车走。”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公爵夫人带着胜利的和富有意义的笑容说。
“我听说他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搭这班车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送他。这仍然是他能够做得最好的事。”
“噢，是的，当然。”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群人从他们身边拥到饭桌前。他们也向前走动，听见一个手拿酒杯向志愿兵说话的绅士的大声音，“为信仰，为人类，为我们的弟兄去服务，”绅士说，声音越说越高，“为了这个伟大的工作，莫斯科母亲祝福你们。噢咈噢！”（塞尔比亚语：万岁。——译者）他含泪地大声结束道。
大家都喊呼“噢咈噢”，又有一群人拥进大厅，差一点儿把公爵夫人撞倒了。
“呵，公爵夫人，好极了！”在人群中突然出现的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闪耀着笑容说。“说得有热情，好极了，是不是？好哇！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您应该讲几句话——只要说几个字，您知道，作鼓励；您说话是那么好。”他带着和柔的、敬意的、谨慎的笑容添说，轻轻地推着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的手臂。
“不，我马上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内人了。我写了信给她，但您会先见面的；请您向她说，您看见我了，说all right（诸事如意）。她会明白的。呵，还有，请您向她说，我当了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呵，但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 petites miséres de la vie humaine（人生的那些小苦恼），”他似乎道歉着向公爵夫人说，“米雅卡雅——不是莉萨，却是必必施——送出一千支枪和十二名护士。我向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考以内涉夫勉强地回答。
“可惜您要走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明天我们要替两个出发的人饯行。从彼得堡来的济篾尔——巴尔特涅昂斯基，和我们的维斯洛夫斯基，发生卡。两个人都去。维斯洛夫斯基娶亲还不久。很好的人！是不是，公爵夫人？”他转向那个太太。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望着考以内涉夫。但是，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离开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受窘。他微笑着时而望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望旁边，好像在回想什么。他看见了拿着捐款箱走过的太太，他把她叫到自己的面前，放进了一张五卢布的钞票。
“在我有钱的时候，我不能够看见了这些捐款箱不受感动，”他说，“今天电报怎样？黑山人是好汉？”
“您说什么！”当公爵夫人向他说佛隆斯基搭这班车走时，他叫了起来。顷刻之间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的脸上显出愁闷，但是片刻之后，他脚步轻轻地颤抖着并且抹着胡须，走进佛隆斯基所在的房间时，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已经完全忘记了对妹妹尸体的伤恸欲绝的哀泣，而把佛隆斯基只看作英雄和老友了。
“他虽然有他的一切的缺点，我们却不能不给他公平的批评，”公爵夫人在奥不郎斯基刚刚离开他们的时候就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这正是完全的俄罗斯的、斯拉夫的性格！我只怕佛隆斯基看见了他要不舒服的。不管您怎么说，那个人的命运感动了我。路上同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如果有机会就谈。”
“我从来不喜欢他。但是这件事赎了许多罪过。他不只是本人去，并且用自己的经费率领一连人去。”
“是的，我听说了。”
钟声（毛注：在俄国，火车开行之前，敲钟三次。——译者）响了。所有的人都向着门涌去。
“他来了！”公爵夫人一面说，一面指着穿长外套戴黑宽边帽、挽着母亲走来的佛隆斯基。奥不郎斯基走在他旁边，热烈地说着什么。
佛隆斯基皱着眉望着前面，好像没有听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所说的话。
大概是随着奥不郎斯基的指示，他向公爵夫人和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站着的那边回顾了一下，无言地脱了脱帽子。他的苍老的显得痛苦的脸好像是石化了。
上了月台，佛隆斯基无言地让母亲在前，隐没在车厢的隔间里去了。
在月台上有人唱出“上帝保佑沙皇”，然后是叫声：呜啦（俄语：万岁）和噢咈噢。一个志愿兵，那是一个高高的胸脯下凹的很年轻的人，在头上摇着毡帽和花束，特别好看地鞠躬着。在他后边，两个军官和一个有大胡须的、戴油腻的便帽的老人，也鞠躬着伸出头来。
三
和公爵夫人道了别，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便和走到他面前的卡塔发索夫一同上了满是人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擦锐村车站上，有一个唱着“斯拉夫夏”（毛注：一首爱国的歌。——译者）的年轻人的合唱队欢迎火车。志愿兵们又鞠躬，伸出头来，但是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没有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有过许多来往，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一般的类型，这已经不使他发生兴趣了。卡塔发索夫，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不曾有机会观察志愿兵，对于他们很发生兴趣，便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问起他们。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劝他自己到二等车上和他们去谈谈。在下一站，卡塔发索夫遵从了这个劝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