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病人的情况依然如旧。列文偷偷地抽开了手，没有望垂死的人，就回到自己房里睡觉去了。当他醒来时，并没有他所期待的哥哥死亡的消息，他只听说病人回到了先前的状况。他又开始坐起来，咳嗽了，又开始吃东西，说话了，又停止说到死了，又开始表示对于复原的希望了，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加暴躁而愁闷了。无论是他弟弟，还是吉蒂，都不能够安慰他。他对所有的人生气，对大家说刺耳的话，为他自己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并且促请他们从莫斯科去请名医来。对于他们向他所作的一切问询，问他觉得如何，他同样地带着愤怒与责备的表情回答说：“我痛苦极了，受不了了！”
病人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由于已经不能治疗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越来越生气了，什么事都责备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不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吉蒂用种种办法努力救助他，安慰他；但一切都是徒劳，并且列文看到她自己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疲惫了，不过没有承认罢了。在他召唤他弟弟的那一夜，他和生命的告别，在大家心中所引起的死亡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不可避免地马上就要死了，他已经是半死了。大家只期望一件事，就是他尽可能地快点死，而大家又隐瞒着这个，给他吃瓶里的药，寻找药品和医生，并且欺骗他。又欺骗自己，又互相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是可厌的、非礼的、冒渎的虚伪。列文，由于他的性格的素质，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垂死的人，特别痛苦地感觉到这个虚伪。
列文早已想到使他的两个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也好，他写了信给他哥哥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接到了他的回信，他把这信念给病人听。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但是用动人的言语请他弟弟原谅。
病人没有说什么。
“我写信给他怎么说呢？”列文问，“我希望，你不对他生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考拉对这个问话恼怒地回答，“写信向他说，要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又过了痛苦的三天，病人还是在同样的状况中。旅馆的茶房，旅馆的老板，所有的旅客，医生，玛丽亚·尼考拉叶芙娜，列文，吉蒂，只要是看见他的人，此刻都有希望他死的感觉。只有病人一个人没有表现这种感觉，并且反而因为他们不请医生来而发怒，他还继续服药，说到生。只在稀有的片刻，当鸦片使他暂时忘记不断的痛苦时，他偶然半睡半醒地说出在他心中比在所有的别人心中更加强烈的感觉：“呵，只要完结就好了！”或者，“什么时候这才完结呢？”
逐渐加重的痛苦在做它的工作，使他准备去死了。没有一个姿势是他不感到痛苦的，没有一刻他不觉得痛苦，他身体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肢部不在痛，不使他苦恼。甚至这个身体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也在他心中唤起了和这个身体本身所唤起的一样的憎恶。别人的形象，他们的言语，他自己的回忆——这一切对于他都是苦恼的。周围的人感觉到这个，不自觉地不让他们自己在他面前做自由的行动，谈话，以及表示他们的愿望。他全部的生命都混合在一种觉得痛苦和希望逃避痛苦的心情中。
显然他心中发生了那样的急变，这急变一定会使他把死看作他的希望的满足，看作幸福从前被痛苦或缺乏——如饥饿、疲倦、干渴所引起的每个个别的愿望，都被一些给他带来快乐的身体活动所满足了；但是现在缺乏和痛苦都得不到解除，而求解除的企图反会引起新的痛苦。因此所有的愿望都混合在一个愿望里——希望从一切的痛苦和它们的根源的身体中解脱出来。但是他没有言语来表达这个求解脱的愿望，因此他不说到这个，却由于习惯而要求满足那些已经不能够满足的愿望。“把我翻到那边去吧，”他说，不久之后又要求把他翻得像原来的样子。“给我一点肉汤吧。把肉汤拿走吧。说说什么吧，为什么不作声呢？”而他们刚刚开始说话，他就闭了眼睛，表示疲惫、淡漠和憎恶了。
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后的第十天，吉蒂生病了。她头痛，呕吐，她整个的早晨不能够起床。
医生说她的病是由于疲劳和兴奋，劝她注意精神上的宁静。
然而午饭后吉蒂起来了，照常地带着针黹到病人那里去。当她进房的时候他严厉地望着她，当她说她生病时他轻蔑地微笑着。这天他不断地醒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费力地说，“痛啊！”
“哪里痛？”
“到处。”
“今天要完结了，您看吧，”玛丽亚·尼考拉叶芙娜虽然是低声说，但是病人，列文注意到病人的听觉是很灵敏的，一定听见了。列文叫她不作声，并回望了病人。尼考拉听见了，但是这话并设有对他发生影响。他的目光仍旧是责备的、紧张的。
“您为什么这样想？”当她跟着列文走上走廊时，列文问她。
“他开始在扯自己了。”玛丽亚·尼考拉叶芙娜说。
“怎么扯？”
“这样的，”她说，拉扯着她的羊毛衣裳的褶襞。确实，他注意到这一整天病人抓着自己，好像他想要抓下什么东西。
玛丽亚·尼考拉叶芙娜的预料证实了。快到半夜的时候，病人已经举不起手了，只是望着前面，没有改变目光里集中注意的表情。甚至当他弟弟或吉蒂向他弯着腰，好让他能够看见他们的时候，他还是那么望着。吉蒂派了人找神甫来读送终的祈祷文。
在神甫读送终祷文时，垂死的人没有显出任何生的表征；两眼闭着。列文，吉蒂和玛丽亚·尼考拉叶芙娜站在床前。当垂死的人伸腰、叹气、睁眼时，神甫还没有读完祈祷文。读完祈祷文后，神甫把十字架在凉冷的额上贴了一下，然后慢慢地送回肩带里，默默地又站了两分钟，摸了摸冷了的、没有血色的大手。
“完结了。”神甫说，想要走开；但是忽然死人的黏湿的胡髭动了一下，在寂静中清晰地听到了从胸坎里发出的清楚尖锐的声音。
“没有完全……快了。”
一分钟后面孔明朗，胡髭下边显出了笑容，聚在那里的妇女们开始小心地装殓遗骸了。
他哥哥的样子以及死亡的接近，在列文心中唤起了那种对于死亡的不可思议、死亡的接近与不可免的恐怖情绪，就是在他的哥哥下乡看他的那个秋天傍晚侵袭过他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现在比从前更加强烈了；他觉得自己现在比从前更加不能够了解死亡的意义了，而死亡的不可免对于他显得是更加可怕了；但是现在，由于他的妻子的在旁，这种情绪没有使他绝望：他，不顾到死，觉得必须生而爱。他觉得，爱从绝望中救出了他，而这种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而且更纯洁了。
这一个尚未阐明的死的神秘在他的眼前刚刚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说明的要他趋向爱与生的神秘又发生了。
医生肯定了他关于吉蒂的揣测。她的违和是怀孕。
二十一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在他和别特西并且和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的谈话中，明白了要他做的只是他不要管他的妻子，不在她面前烦扰她，并且明白了他妻子本人希望这样，从那个时候起，他便觉得自己是那么心绪混乱，以致他自己不能够决定任何事情，他自己不知道他现在想要什么，并且他听从了那些非常高兴管他的事情的人的话，对一切都同意。直到安娜已经离开了他的家，而英国女教师派人问他，她应该和他一道吃饭还是单独吃饭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觉得惊恐了。
这种处境里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不能够连结并且调和他的往昔和现状。并不是在他和妻子一同幸福地生活时那个往昔苦恼他。从那个往昔到知道妻子不贞的这个过渡期，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这种情形是难受的，但他可以了解。假若他妻子那时候说明了她的不贞之后就离开了他，他或许是悲痛而不幸的，但是他不至于处在他此刻觉得自己所处的这种绝望的不可解的境况中。他现在一点也不能够把他最近对生病的妻子，对别人的小孩的饶恕、亲切、****和现在的情况调和起来，那就是说，不能和这样的情形：就是，好像是对于他所做的那一切的酬报，他现在得到孤独，耻辱，给人嘲笑，不被任何人所需要，却被一切的人所轻视的一种情形调和。
在他妻子走后的最初两天，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照常地接见请愿者们，秘书长，坐车到委员会去，在餐室里吃饭。他没有明白地了解为什么他这么做，他在这两天费尽了全部的心力，只是要保持镇静的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那些关于怎么处理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的东西和房间的问题时，他用了极大的力量约制自己，以便显得好像一个觉得所发生的事并非不可预料并且毫不出乎人事常轨的人。他达到了目的：没有人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失望的形迹。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考尔涅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髦服饰商店的账单递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亲自来了时，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吩咐把店员叫了来。
“大人，请原谅我冒昧打搅您。但是假若是吩咐我去找夫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她的地址呢？”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沉思了一会，然后突然回转身，坐在桌旁。把头垂在手里，他这样地坐了好久，几次想要说话又停止了。
考尔涅明白了主人的心情，叫店员下次再来。又剩下了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一个人时，他明白了他再也不能够维持坚决镇静的样子了。他吩咐了卸下在等候他的马车，吩咐了不接待任何人，并且不出房去吃饭。
他觉得他不能够忍受那种普遍的轻视与冷酷的重压，这轻视与冷酷是他在那个店员的、考尔涅的以及没有例外地在这两天他所遇见的所有的人的脸上清楚地看见的。他觉得他不能够避免人们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若是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得好些），而是由于他遭遇到可耻、可憎的不幸。他知道，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心破碎了，他们才会对他无情。他觉得人们要毁灭他，好像狗群咬杀一条受伤的痛得嘶叫的狗。他知道逃避人们的唯一安全办法，就是对他们隐藏自己的伤处，他不自觉地试着这么做了两天了，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够继续这种势力不均等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哀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没有一个人是他可以对着倾吐他的满腔心事的，没有一个人不把他看作高官，不把他看作社交界人物，却只把他看作一个痛苦的人而同情他；而且无论在哪里，他都遇不到这样的人。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是一个孤儿。他是兄弟二人。父亲他们记不得了，母亲在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十岁的时候死了。财产很少。叔父卡列宁是一个显要的官员，曾是先帝的宠臣，他抚养了他们。
在中学和大学获得奖章毕业以后，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借叔父的帮助立即开始了显耀的宦途，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专门献身于官场的抱负了。在中学里，在大学里，以及后来在官场中，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都没有同任何人发生友好的关系。他哥哥是他的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服务，总是住在国外，在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婚后不久，他就在国外死了。
在他做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母，一个外省的富裕的贵妇，把这个虽然已是中年人却还是年轻的省长介绍给她的侄女，并且使他处于那样的境地，就是他必须或是求婚，或是离开省城。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和反对这个步骤的理由是一样多，又没有断然的理由使他改变他那个在怀疑时慎自约束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熟人向他暗示说，他已经妨碍了姑娘的名誉，说在荣誉心上他有求婚的义务。他求了婚，把他所能够有的感情统统献给了他的未婚妻和妻子。
他对安娜所怀的恩爱，排除了他心中和别人发生亲密关系的任何需要。于是现在在他的所有的熟人当中他没有一个密友。所谓社交关系是很多的；但是友谊的关系是没有的。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有许多这样的人，他可以请他们来家吃饭，要求他们同情他所关心的事件，拥护任何找他帮忙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白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的政务；但是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只限于一种被风俗习惯所固定的范围，而越出这个范围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后来和他亲近，他可以同他谈到个人苦恼，但是这个同学是辽远的学区监督官。在彼得堡的人士当中，最接近的最可交谈的人是秘书长和医生。
米哈益·发西利耶维奇·斯流金秘书长是一个爽直聪明、善良、有道德的人，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感觉到他对于他的私人的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公务的活动在他们当中建立了知心谈话的障碍。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签署了公文，望着米哈益·发西利耶维奇，好久不作声，几次想要说话，却不能够。他已经准备说这句话：“您听说过我的苦恼吗？”但他却照例地用这句话作结束：“那么，您替我把这个办一办。”并且就这样放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对他也有好感；但是他们之间早已有了沉默的同意，就是，两人都是事务山积，两人都没有闲空的时间。
阿列克塞·列阿克三德罗维奇没有想到过他的女友们，以及她们当中最重要的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所有的妇女，单是作为妇女看，对于他是可怕而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