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达，原名叶敏尔，另有笔名韦韦等。1946年生，原籍上海，1953年移居香港。16岁时曾以小说《小情人》投稿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一炮打响。中学毕业后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并兼职电视艺员、歌星和时装模特儿。自60年代初期以来创作不辍，出版了《断弦曲》、《垂死天鹅》、《别哭汤美》、《蒙妮坦日记》、《我曾微笑》、《第三者》等30多部作品。不少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广播剧和电视剧。
依达“出道”正逢其时：60年代香港的工业化有所发展，新生的一代又由于未经过战乱，于是对外面的世界，多了一些憧憬。依达的“言情小说”便为满足少男少女的情感需要，占领了相当大的大众阅读市场。依达的作品并不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取胜，其所以畅销原因主要是：
第一，能把握到年轻一辈的心态与情感，题材新潮，经营洋化，追逐着欧美的前卫与开放，颇能迎合当时崇洋的香港青年，为他们编织幻梦，提供趣味。
第二，依达的作品，有一种能吸引青年男女的代入感。男主角多为风度翩翩的公子、才子；女主人公则是美貌多情的校花、白领丽人。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玫瑰般的理想色彩，距离现实很远，距离一般的小市民生活更远。正因为如此，他争取到了两个较为稳定的读者群：一是对现实生活有抗拒感而崇洋的青年学生；二是幻想过另外一种理想生活的小市民。
第三，依达的作品笔法简洁，语言流畅浅白，人物关系不太复杂，很适合一般人的欣赏口味，加上桥段新鲜，结局新颖，一时读者如云，销路奇广，且遍及东南亚一带。
依达虽然高产，但由于小说布局不够紧凑，写作范围狭窄，独沽一味的青春小说，终究不能久长。他似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便尽量深化作品的社会内容，以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性格、心态去反映现实，从多个角度去表现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物欲”对人精神上的挤压，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扭曲。
这些作品对西潮刚刚泛滥的香港现实有一定的触及，对金钱给予人心的腐蚀作用有所警惕与批判。可见依达还是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的。
70年代之后，他的言情小说产量渐渐减少，转向了杂文、随笔、食经、旅游指南等，还以“韦韦”的笔名写奇惰小说，用“梵尔”的笔名写社会现实小说。这两类小说，虽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仍夹杂着某些消极成分。如《少男丹尼》，对青少年青春期萌动着困惑与不安的心理状态有着细腻传神的描写，指出了当时渐渐污浊的社会风气对青少年的污染与毒害，但偏偏在此一过程中又加上了不必要的性爱描写，成为“有味小说”，无形中就减弱了作品的价值。
依达曾尝试过多种艺术实践，但给人印象较深的，还是他以“依达”为名所写的言情小说。那些“四毫子”小说，描述的是或平淡或绚丽的日常恋爱、婚姻家庭故事，却成为在庸常生活中繁忙与烦神的大众读者在工余时间、旅行途中、入睡前或排队等候时可以随时拾起又随时放下，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的最佳消遣。而以他为“始作俑者”的对作家作“明星化”包装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以后出版社的市场推广策略，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出名，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依达的流行，大约可以佐证：文化快餐未尝不能享用，也未必就是糟粕；当然，任何一种文类，都应有其更上乘的精品。
南宫搏、董千里、高旅等的历史小说
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现实有关”。因此历史小说吸引了古往今来的许多作家。香港文学饱含着丰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内容，这是由它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客观的社会发展所决定的。在香港的通俗文学领域里，历史小说也是一支创作劲旅，跟武侠小说扎根于中国历史的大地上，以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为出发点相似，历史小说家注目的也是中国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却更为纯粹与逼真；自然，历史的真实再现是注定不可能的，残存的事物不合言说，而言说的文字永远无法抵达当时的情境。历史小说只不过是以它自己独特的形态书写历史，它们并不企求描述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它只不过借历史来表现小说家的情感，更确切地说，小说中的“历史”，一经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就必然具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而与时代或与作家的个性发生紧密的联系。读者并不能从小说中去把握历史的真实，读者从文学中得到的，大多是陌生的惊奇和审美的喜悦。
综合起来，香港的历史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一、以史为镜，把历史和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如鲁迅说的那样：“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有历史的通道，才知道自己是站在哪里，再加上现实的底蕴，人才不会飘浮。这样，历史上的追忆往往便成了现实的解释、补偿和映照。
以史为镜的历史小说家，不期然会有着一种“良史之忧”，他们的作品往往以一种较为宏大的历史感吸引读者，在引发读者抒发历史情怀的时候想到自身，想到现实所处的环境，想到将来。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
二、对历史作重新的解释，以一家之言去尝试争夺对某段历史或某些历史人物的解释权。在中国历史题材实在太丰富了，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作家们无论是从一个朝代入手抑或是撷取某件历史大事，都可洋洋洒洒、海阔天空，让历史浓缩为现实生活的一个基本内涵。所以，这一类的作品数量较多，且大有“桃李争春”之景观。但它们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太强，影响了其历史价值。
三、游戏之作。虚构的成分很大，它们也用现代的观点去再看历史，却带着相当浓郁的“无厘头”成分，而其中的历史，也以道听途说的“稗史”为多，少涉“正史”的严谨。因此，这一类作品往往千奇百怪甚至无中生有，多以民间传奇中的爱情故事为主要构架，是作者、出版商刻意以噱头吸引读者的手段之一。“历史”的标签，其作用类似商标或广告主题词，容易误导读者。但因为数量多，且生生不息，也只能把它们聊备一格。
潮起潮落，香港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进进出出，却始终聚集着一批入。在早期以南宫搏；董千里等为代表。
南宫搏（1924—1983），原名马汉岳，又名马彬，另有笔名马兵，史剑、齐简，碧光等。浙江余姚人。抗战期间任《扫荡报》编辑。1949年在上海任《和平日报》总编。自沪来港后，卖文为生，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是香港较早成名的历史小说家。60年代后到台湾，曾任《中国时报》社长。自50年代开始，先后出版了30部小说集，大多为历史小说。不少作品曾被译为英、日、西班牙文介绍到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