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发展的格局
在世界范围内，也许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像香港这样长期受到地理政治问题的困扰。香港和大陆虽然在地理上几乎相连，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却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关系，使香港和大陆之间政治上的隔绝和地理上的相连构成了两地关系的基础。反过来，进入50年代之后，香港和台湾仍然因为共同的反共立场而保持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两个岛屿之间地理上的隔绝，还是使更深入的交往存在不小的困难。除了英国这个殖民地宗主国之外，香港在中国的本土上开始孤立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50年代是如此），香港文学也成了除抗战时期的上海之外另一种“孤岛文学”的形态。正是受地理政治环境的这种影响，香港小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逻辑。这种影响比之文化、经济、教育诸方面对小说发展的影响都要来得显著和深远。
受地理政治环境影响的香港小说，在50年代首先是以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合开始的。一大批因为躲避战乱而暂居香港的左翼作家，像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纷纷返回内地；而另外一大批作家，像张爱玲、徐、徐速、司马长风、刘以鬯、李辉英、黄思骋等又因为大陆政权的转移，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了香港。在这之前，香港的小说创作一直是由来自大陆的一批左翼的文学巨匠主导着的。虽然像侣伦、杰克等本土的作家也在潜心创作，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部还难以和来自大陆的郭沫若等人相匹敌。进入50年代，创作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极大地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发展趋势和作品质量。应该说，像郭沫若、茅盾、夏衍这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纷纷打道回府，客观上对香港本土的小说创作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一方面，当时还为数有限的报刊杂志（包括新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等）给年轻的作者们让出了更大的篇幅；另一方面，作家队伍的重新集结还是一个契机，它为年轻作者的脱颖而出无形中也创造了条件。5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南来的作家逐步在生活上稳定下来，一批新的和年轻的香港作家开始登上文坛，香港的小说创作才真正从整个中国文学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形成自身的发展轨迹。
更重要的是，作家队伍的重组还影响到整个创作的格局。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的离港，和一大批右翼作家的南来，极大地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正是这种主导地位发生转移的两支创作队伍的相互对峙，与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在香港的长期较量，和整个冷战时代的局势相结合，才形成了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相当有意思、也相当长时期的特征和景观。这种特征和景观，是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的文学发展中都不可能看到的。香港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决定了它自50年代开始便成为国共两党、左右两派短兵相接、长期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小说才有了它不同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发展轨迹。
尽管政冶上的隔绝已成定局，但香港文学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便一下子斩断了和内地的联系。这是因为，作家的经验转换并不像政权的转移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中国的左右两股政治势力仍然长时期地发挥着对文学潜在的和实质性的影响，所谓的“斩断”也自然不可能那么决绝。黄继持先生认为：“50年代，强大的‘美元攻势’，在冷战结构形成期间出现，香港文化界一时‘右翼’当道。但不论40年代的‘左’，50年代的‘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多是从中国内地转移来此的，关心中国政冶文化，多于关注本港。如果说有文艺思潮，多不外是大陆或台湾的回声与摹本，混杂着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及本地文学的商品化色彩。”在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中成就较大、影响也较大的张爱玲、徐、徐速等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利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大陆生活为题材，写抗战、写土改。当他们的审美意识仍然指向大陆时，所谓香港小说与内地文学的联系被斩断，实际上只是体现在组织上和文艺政策上。而反过来，居留香港的作家仍然以整个中国为审美的视野，多半政治立场过于鲜明，或反共或亲共，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冷战的行列。50年代的香港小说恰恰表明：文学的发展固然受到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转向却要比政治来得缓慢。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香港小说还没能完全摆脱其附属的特征，具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小说也并没有真正形成。类似于侣伦的《穷巷》这样本土的作家写本土的作品，比较成功的在50年代还属于凤毛麟角。而在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中，虽然作者所写的是香港社会之一角，但其内容依然大多是以来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生活为题材。当作家只能无奈地利用他们自身的旧时经验从事创作时，这种对香港本土一时的疏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既在地理政冶上与大陆隔绝，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斩断；既在实际的生存上已经进入香港，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融合，这种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正是一大批自大陆涌向香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问题。
当然，香港与大陆相隔绝的地理政治状况，和此时大量的香港作家仍然利用旧时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这一点，必定要随着时日的渐移而显出益发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中。香港日益变成一座孤岛这个现实的地理政治状况，势必要影响到香港的市民生活，也随之要影响到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依然以过去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迟早会和读者的“孤岛心态”发生冲突。50年代初期，虽然像侣伦、杰克（黄天石）等战前就开始创作的本土作家又重登文坛，但艺术质量一时还难以和南来的作家相比。此后，随着南来作家在创作上的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日益突出，而本土作家在艺术上又渐趋成熟并形成一股新的力量，香港小说创作的重心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移。本土创作在分量上的加重，在质量上的提高都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它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孤岛”特征的日益鲜明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固然，香港在整个5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左右两派在文学上的对垒，但随着时日的渐移，更多的小说创作把题材和立意转到了香港本土上来。即便是像徐和徐速等作家所创作的大陆题材的作品，还一直延续到50年代之后，而且成就也不低，但他们的创作已不再像50年代初期那样，构成香港小说创作的主体。此后，从香港文学的整体来看，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开始明显地逐步转向了本土。至此，香港文学的“孤岛”特征才得以真正形成。
应该承认，50年代的香造小说从整体的质量上看是不高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大批左翼作家的离港，比如新一波南来作家并非正常和有利的创作心态，比如冷战局势和政治意识的干扰，比如本土作家尚未能形成一股力量……但是50年代应该说是香港小说创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香港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全然是地理政冶上的原因。自50年代以后，香港与大陆相隔绝的地理政治状况，决定了南来作家的大陆经验已不再成为持久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本土作家的队伍也在日渐壮大。而在文学的对象方面，读者群又越来越局限于香港本岛。于是在后来的20多年中，虽然不能摆脱国共对峙的影响，但在创作题材方面，却逐渐转向了本土的生活。这正是这座殖民地的“孤岛”从根本上制约着香港文学发展的地方。
从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小说的整体水平应该说是在提高的。尤其是60年代的小说创作，由于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更形成了一个高潮的时期。60年代文社活动的积极开展，文学杂志的大量涌现，无疑是推动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倾向偏右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培养年轻作家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50年代初，但从这份杂志上逐渐成熟起来的作家却大都活跃在60年代。60年代的香港作为东西方冷战和国共对峙的前沿这一地理政治地位虽然没有改变，但在50年代比较明显的文学创作相对于地理政治的滞后却在缩小差眶。
从小说创作这方面看，对其发展方向产生影响的，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一个是新一代作家成批地涌现。这些从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上都远不同于50年代的年轻作家，曾接受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总是借助于自己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他们成长于香港，或成熟于香港。从艺术上看，这批作家如“五四”新文学时期那样，在接受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地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接上了关系。一方面，香港坊间容易找到的大量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成了他们在创作上起步的最初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50年代活跃于香港文坛的张爱玲、徐、徐速、李辉英等人的创作，同样延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个传统中最基本的方面，便是敢于直面人生，切中时弊，关心香港社会，体察百姓生活。在这批作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平民作家，在政治上比较****的作家，像舒巷城、金依、吴羊璧、张君默、海辛等。他们或是由于出身，或是由于经历，或是由于所受的教育，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创作路线。底层生活的经历，思想的****，再加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这就从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两个方面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在人数上相当多，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香港小说创作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一个因素是：自70年代以后，又一波的作家陆续南来。如较早的陶然、东瑞、陈浩泉，稍迟的颜纯钩、陈娟等。这批作家和上述的作家无论在成长的背景和教育的背景上部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几乎都是在大陆完成中学或大学的教育，在大陆确立最早的思想立场，在大陆经历“文化革命”并开始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他们更多地是从大陆的当代文学，而不是现代文学中吸取创作的滋养。而大陆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在赴港之后得以在另一块土地上重新观照他们的过去，就像前一波的南来作家一样，他们在初登香港文坛时也不得不有一个利用自身的早期经验来从事创作的时期，写“文化革命”，写上山下乡，写学生时代的生活……但他们又和舒巷城等人一样，在赴港初期也有一个从底层挣扎出来的艰难时期。这就使得他们对香港社会从一开始便得以采用一种相当深入和细致的目光去观察和体验。如此一来，当他们转而从香港的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时，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他们所秉承的文学路数，便十分自然地和他们的即时经验相结合，把他们引向了由舒巷城们开创的那一条创作道路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