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乙本，已用“国”字替代了“邦”字，这大明其成书于公元前206年之后。但书中任意使用“盈”字和“恒”字，而汉惠帝和汉文帝的名字恰为刘盈和刘恒。据此可以推论，乙平成书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87年之间，显然比甲本成书时代要晚。
书体虽然仍带有篆意，但用笔已从圆转向隶书方折转变，横画略右上方斜出，稍显波磔，笔粗细、轻重相间，尤其是捺笔厚重有力，已具有早期隶书的方劲古拙之风。在字与字之间，分行错落，结字匀称，显示出良好的整体章法效果，堪称西汉前期隶书作品的佼佼者。
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发现，为研究我国文献学和书法艺术的演进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3.《丧服图》 它因记载有丧服之礼而得名。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24个正方形色块组成，从上至下有部分方块中间以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
《丧服图》有6行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对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
有人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记载。
4.《春秋事语》 帛书《春秋事语》，宽23厘米，长约74厘米，存97行，每行30余字，原卷于一块约3厘米宽的木片上，由于绢质腐朽，出土时已裂为200余片，经过整理，约略成篇。绢上用朱砂画出宽0.7厘米至0.8厘米的界格，字就书写在界格里。这种红色界格，叫作“朱丝栏”用墨画成的黑色界格，叫作“乌丝栏”。
我国书法的“乌丝栏”之制，历史悠久。马王堆帛书中之《老子》、《春秋事语》等，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乌丝栏墨迹实物。
《春秋事语》，不避“邦”字讳，抄写年代当在汉初或更早一些时候。其字体在篆隶之间，基本上属于早期隶书，即所谓“古隶”的范围。其字形修长，笔画屈曲圆转，多用中锋，这些都还是篆书的遗绪；但许多偏旁部首已脱离篆书的写法，而具备了隶书的雏形。
可以看出其规模与近年出土的四川青川战国木牍及云梦秦律竹简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书风古朴自然，气脉贯通，章法井然，光彩照人；作为西汉初期或更早一些时候的墨迹实物，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古隶”的真实血肉面目。
《春秋事语》是帛书中有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故事的书，残破得很厉害。全书分16章，都没有章名，且一章记述一件史事，彼此不相连贯，也不按时代次序编排。
内容有鲁隐公被杀、鲁公子庆父杀君、宋襄公泓水之败，以及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等史事。
由于这部帛书略记史事，偏重议论，文义浅显，体裁、内容很像古书中所说的“语”，所以称之为《春秋事语》。
5.《战国纵横家书》 这部书在众多的帛书中，有一部主要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说辞的古书，共27章，一万多字。
《战国纵横家书》其中11章的内容可以在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中找到，不过文字有所出入。另外16章则亡佚。全书各章不按国别、时序编排。根据其内容、书例等情况，可以清楚地划为三个部分。
《战国纵横家书》的前面14章是较早流传的有关苏秦的资料；从15章至19章，每章后面记明了字数，末尾又有这5章的总字数，可见当有另一来源；最后8章明显的是另外收集的材料编成，其中前三章与苏秦有关。
通过这部古佚书，应是一种以苏秦游说资料为主的战国纵横家言论的辑本，为了便于称引，研究者就替它题了个名字叫《战国纵横家书》，各章也加了章名。
《战国纵横家书》中讲到了秦始皇十二年秦魏伐楚的史事，它的成书年代当在秦末汉初。书中避刘邦讳，而不避刘盈讳，应是汉高祖时的抄本。
纵横家是盛行于战国时代的一种流派的名称，据说导源于古代善于辞令的使节职官。苏秦的生平事迹就连《史记》的司马迁也没能写明，他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写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者皆附之苏秦。”可见苏秦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推崇的抗秦人物。
苏秦的游说词和书信随着“纵横之学”从战国延至汉初，仍是一种“热门”的显学而广泛流传，并成为士大夫们辑录学习的主要资料，模仿操练的一种脚本。因此，它会同《老子》等书一起出土是不足以为怪的。
《战国纵横家书》里有关苏秦的言行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些资料反映了公元前28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苏秦为燕王到齐国去进行间谍活动的经过。
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东方的六国常常图谋联合起来来抵抗秦国，从而挽救自己的灭亡，因此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辞就广泛的流行开来，从出土的帛书上来看，其中有一部帛书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辞，而在当今版本的《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在数量上也大大的超过了其他的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难免有许多是假托他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感慨。关于这点，前人已经作过许多辨伪的工作。
现在的《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矿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出土，向人们提供了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从而使研究者对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苏奏主要活动的年代，由于后人“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的缘故，被弄糊涂了。司马迁把他说成与张仪同时代，且是敌对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事实上，和张仪主要敌对的人物不是苏秦，而是公孙衍和陈玲。当张仪在秦国当权的时候，苏秦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游说者。
苏泰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苏秦是在齐国因“阴与燕谋齐”的“反间”罪而被车裂处死的，其时当在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开始大举攻齐的时候。
撇开后人杜撰的苏秦游说各国合纵的长篇游说辞，从今本《战国策》所载其他有关苏秦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秦的主要活动是在齐清王统治齐国的时期。三号汉幕出土的这部帛书中有关苏秦原始资料的发现，当是这个看法的有力证据。
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所记苏泰、苏代的故事往往混淆不清。今本《战国策》中，有些记的是同一件事，有时作苏秦，有时作苏代，前后混乱。还有不少《战国策》上作“苏秦”，而在《史记》中又改作“苏代”，这类例子很多。
《田世家》记载有和帛书第二十二节相同的游说辞，游说者是苏代，他自称：“今者臣立于门。”但是，帛书作“今者秦立于门”，游说者自称为“秦”。那么，这个游说者原来该是苏秦，又是被司马迁改作“苏代”的。
还有第十用章记载游说者对齐滑王说：“臣使苏厉告楚王曰：”在苏氏兄弟三人中，苏秦是主要的，苏代和苏厉常为苏秦奔走，分担工作。这个游说者派遣苏厉去报告楚王，也该是苏秦。
如果把帛书第五节和今本《战国策》、《史记》作文字上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这部帛书所根据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资料。帛书很可能在文景之间就失传了，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的史料，因而把公元前3世纪初苏秦的事迹，推到前4世纪末，把五国代秦错成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时序错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
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战国策》的研究校勘，还有一桩文字公案，即清代干嘉年间的大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考定，在“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一章，原文中的“左师触警愿见太后”，应为“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
其原因是人们把“龙言二字误合为普耳。”王念孙父子的考证纠正了沿袭两千多年的一个错误。但在当时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证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
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人们发现果然是“触龙言”，而不是“触曾”时，这才想起两百多年前王念孙父子的考证，并为王氏父子创立的高邮训估学而肃然起敬。
6.《养生方》 《养生方》是一部气功养生著作。全书分为四篇，即《十问》《合阴阳方》《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内容以养生、服食、吐纳、房中为主，尤以“房中”为详细。它是人们今天研究气功养生的可贵资料。
《养生方》记载了33种疾病或事项的90多个养生方，其中有食疗方、食养方、内治方，外用方、外治方。主要部分是房中养生方，即通过药物的摄养或治疗，以消除某些性功能障碍的方法。有少量房中导引养生理论的内容附于全卷之末。
7.《五星占》 在古代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无不迷信巫术。殷商时期，人们通过龟甲牛骨上被火烧出的裂缝的走向来占卜吉凶。在汉代，以观察天象变化来预测吉凶、趋利避害的占星术十分流行。
《五星占》便是以五星行度的异常和云气星慧的变化来占卜吉凶的术数类帛书。它用整幅丝帛抄写而成，约有八千字，前半部为《五星占》的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以及这三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
《五星占》所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和今天的测值583.92日相比，只大了0.48日，误差只有万分之几；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378.09日只小了1.09日；恒星周期为30年，比今测值29.46年只大0.54年，其精确度令人惊讶。
帛书中还谈到金星的会合周期“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也就是说，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刚好等于八年。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第二册里说：“八年的周期已经算是相当准确的了，事实上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是八年减去两天十小时。”
如此缜密的五大行星运行记载，在当时没有精密天文仪器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说明那时的天文学家已经能很熟练地利用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距离这个公式，把行星动态的研究和位置推算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弗拉马利翁一还利用这个周期，预报了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的金星动态。但是，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周期，并利用这个周期列出了从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70年的金星动态表，同时还推算出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公转周期。
例如土星的公转周期，《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都计算为28年，帛书却推算为“三十岁一周于天”，帛书的这个推算，更接近于现代天文科学计算的数字，即29.46年公转一周。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五星占》的成书年代没有准确定论，但根据帛书中“考惠元”“高皇后元”的明确纪年，可知这卷帛书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文帝初年。
且据考证，《五星占》的内容是战国时期《甘石星经》的内容，而《甘石星经》成书的年代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270年，比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伊巴谷的生活时代还早两个世纪。
8.《天文气象杂占》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学》部分中，谈到彗星的时候，引用了1644年中国手绘的一幅彗星图时，说他不知道北京明清两朝的档案中，是否还有这种手绘的彗星图。
李约瑟认为1644年这幅彗星图就是中国最早的彗星图。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绘出了29幅彗星图，而且完好地保存在马王堆汉墓内。这就是继《五星占》之后的另一部奇书《天文气象杂占》。
通常人们用肉眼可见的明亮替星，是由彗核、彗发和彗尾三部分构成。彗核与彗发合起来又称为彗头，在彗头的后面拖着长长的彗尾。
1970年美国利用人造卫星在地球大气层以外对两个彗星进行的观测发现，在彗头的外面还包围着一层范围很大的氢云，不过这只是最近的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彗星是由彗核、彗发和彗尾三部分组成的。
在1881年用照相术来拍摄彗星的照片之前，1878年俄罗斯天文学家布烈基兴就根据彗尾的弯曲程度把彗尾分成了三种类型。
I型几乎笔直，差不多位于和彗星向径相反的方向。II型是向着和彗星运行相反的方向倾斜的、宽阔而弯曲的彗尾。III型是比前两类短得多而向后弯曲得更厉害的彗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