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离开后，赵曙变得随心所欲，纵观朝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非常绝妙的事。
当皇帝就是过瘾。
他就像玩一样，拿国家的顶级官衔当玩具。比如说富弼走之后的枢密院。有一个人叫王畴，本是翰林学士，官做到了这个位置，文采是不必说了，王畴难得的是口才也非常棒。某天晚上，他和赵曙偶然闲聊了起来，没想到互相非常投机。
赵曙很高兴，两天之后，突然任命他做枢密副使。一般来说，翰林学士是两制官，从两制进两府，很合乎逻辑，没问题。但具体到王畴的身上问题就很大。
宋朝有规矩，无论是谁，出任两府宰执，必须得有在外地做省长以上领导的经历。一来这会让宰执人选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二来是防止那些总赖在京城里享福，资格熬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场老油条们混进最高权力机构。
这位王翰林就正是一根正宗地道的官场老油条，从登科之后一直35年没离开过开封，人间天堂里过日子，哪里知道为政的艰难，百姓的苦楚？
眼看着出错，好在当天值班写诏书的知制诰钱公辅是个明白人，他动用了两制官的权力——“封还词头”。词头，是未生效的皇帝任命，只有两制官动笔按词头写成正规诏书之后，任命才会生效。而两制官一但觉得这个任命不妥，他有权把词头封还，拒写诏书，终止任命程序。
这是宋朝政府的一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英明的政策。就像当年赵普让赵匡胤得到一个小竹笼都等上两个月一样，为的就是制约皇权，防止滥用。
具体地说，就是防止赵曙这样的二杆子行为。不过二杆子之所是二杆子，其原因就是有个少根弦的脑袋。赵曙居然抓狂了，他也不想想北宋100多年间被封还的词头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制官在认真工作，对他这个皇帝负责。他认为的是，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任命两府官员，就被驳回了，实在没面子！
他命令把钱公辅贬官，知制诰不要做了，到滁州去当团练副使。不料这个词头发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给封还了。这个惩罚太重，根本不合规矩。
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30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80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
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100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