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六日，东进纵队进了南宫城。
大家刚在司令部安顿好，就传来了范筑先将军阵亡的消息。徐向前刚收拾好自己的宿办室，正准备休息一下，就得知了这一噩耗。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神情无比严峻，瘦削的脸上像罩了一层冰霜。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此时，他的脑海里又俘现出在威县会见范将军时的情景，那健壮的身躯、那具有特殊魅力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他为失去这样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伟大的抗日志士而深感悲伤，深感遗憾。呆坐了好半天，他才缓缓地说：“通知各机关负责人，今天下午在我这里召开纪念范将军座谈会。”
“是。”通讯员立刻跑了出去。
……
下午，座谈会准时召开。参加座谈会的有一二九师首长、东进纵队首长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人。座谈会由徐向前主持。首先由宋任穷简单讲述了范将军的一生经历，重点介绍了他的爱国事迹。随后，刘志坚、陈再道、杨秀峰等人都先后发言，各自抒发对范将军的崇敬之情。最后，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
陈再道：“……范将军不惜与日寇同归与尽，以身殉国。像这样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中还真不多见！”
徐向前：“也不能这么说！国民党军中也有很多爱国人士。比如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他们也在顽强地抗击日寇。只不过我们冀南是******搞磨擦的重点，派到这里来的也都是反共顽固派。当然就看不到他们真心抗日啦。”
陈再道：“我真想不明白，既然******也抗日，为什么还要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破坏抗日？”
宋任穷接过来说：“心里不平衡呗！他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心里很不好受。他派人到这里来，一是想和我们抢占地盘，发展他们的势力；二是想限制我们的发展，削弱我们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的时候好消灭一些。”
刘志坚说：“******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本来就是被迫的。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将他扣押起来，恐怕到现在他还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都站起身往外走。
“陈再道，你等一下。”徐向前叫住陈再道。
陈再道停住脚步，转身望着徐向前：“什么事？”
徐向前问：“各县的战况都报上来了吗？”
陈再道回答：“有五个县报上来了，其他县都还没有。”
徐向前：“等都报上来以后，你总结一下这次反扫荡的经验，以便以后吸取教训。”
“好。”陈再道说。
……
三天后，各县反扫荡的情况都报上来了。陈再道立即着手写战斗总结。然而，当他看着这一份份战报，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敌人的汽车、坦克和骑兵，在广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想怎么打怎么打；而我军则只能利用村落、坟头和土丘打击敌人。地形对我不利，已经成了制约冀南平原抗战的一个难以愈越的瓶颈。自从来到冀南，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陈再道。……
现在，陈再道认真地翻阅着这些战报，想从中找出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忽然，他看到一则战报上说：在巨鹿县的某个村庄，我游击队隐蔽在村边的一个苇坑里，避免了损失。接着又看到一则战报上说：在广宗县，我军利用一条河沟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追捕。……看到这里，陈再道心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所有道路都挖成沟，宽度只能走马车，而汽车和坦克却无法通行。这样，敌人的汽车和坦克不仅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还成了敌人的累赘。而我军则在道沟里任意穿行，战时容易接近敌人，战后容易撤退转移。……”想到这里，陈再道十分激动。他立刻找到徐向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向前听后，连连点头：“是啊。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部队就伤亡三百多人。究其原因，除有些部队指挥不当，缺乏平原作战经验外，地形对我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早就有‘改造地形、改造村形’的想法，现在看来到了非实施不可的时候。”
陈再道兴奋地说：“好！我们马上开会。”
徐向前又郑重地说：“这可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冀南地区，村庄星罗棋布，道路密如蛛网。要想把村与村的道路挖通，并保证大车通行，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发动全区群众，一起挖道沟。”
……
不久，冀南行署专门发布训令：“凡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健康农民，均须参加挖道沟活动，并限期完成。”训令还规定：“把所有大路都挖成深三尺，宽五尺的道沟，把挖出的土，堆到沟沿两旁，修成高一尺五寸，宽二尺的边墙，作为人行小道；每隔数十丈又挖两丈多的一段宽道，以便走碰了头的大车能够错开。”于是，一场群众性的挖道沟运动，在冀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时值隆冬季节，土地冻得象石块一样坚硬。但到处是人山人海，有些人脱掉上衣，汗流浃背地抡着镐头，扬起铁锹掘地扔土。有的村庄，为了加快速度，在漆黑的夜里挑起灯笼，举着火把，昼夜不停地轮班干着。
据当时统计，冀南全区共挖路沟长达五万里。这些道沟如果连起来，可以从地球中心走个来回，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把这一工程称作平原的“马奇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