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错了地方，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然后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有些很重要的战争史是由战争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写的，比如恺撒的文笔很好，写下名垂青史的《高卢战记》。也有些历史学家曾以军人的身份亲临战场，带着史学的眼光去看待他所参与的战役，所留下的记录显得分外重要，比如黄仁宇先生的少作《缅北之战》。
1943年，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反攻缅甸。这是二战史上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外派军行动。黄仁宇在从军报国之余，还扮演了战地记者的角色，写了十几篇通讯发表于《大公报》和其他报刊，并于1945年3月结集出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缅北之战》并不是好的史学材料。黄仁宇首先是一名中国军人，无法以抽离事外的史学家的眼光去看这场战争。这些战时文章带有鼓舞士气、激发抗战热情的任务，喜欢强调光明面，避而不谈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比如当时闹得很厉害的中美军事指挥权之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些只有亲历现场的人才能看到的战地情形，那是今天的人难以凭空写出来的。比如缅甸北部的地形很奇特，士兵们在卑湿的山谷里作战非常艰难。日军“在这一带的防御是很独特而顽强的，有时候沿着干沟构成数带阵地，有时候选择特殊地形筑成坚强据点”。这一带有很多长条形和马蹄形的沼泽，日军“惯于利用马蹄形的池沼作为环形据点，这样的据点有三百六十度的射向，在丛草里俨如碉堡，很能够争取时间”。“在这样一片地区，整齐的战线已不复存在，攻守双方都在树林内构成无数的大小袋形，两方的炮兵都很活跃；轻兵器不在十码之内决不轻易射击。”
为了使部队正面攻击容易些，中国驻印军经常攀缘河谷两侧壁的山地。黄仁宇说攀爬悬岩绝壁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他们所选择的路线，决无道路可循。地图上所标示的村落，事实上都不复存在。他们必须携带全部行李辎重，他们必须自己在丛林内开天辟地，爬上两千英尺的一座山，下山，又再爬一座三千英尺的高山”，而且随时可能在山顶、山麓或山腹遇到敌人。士兵们“攀登那七十度以上的陡坡时，简直是四肢交互找着树根枝叶连拖带爬，刚到山顶，满以为下坡可以少吃一点力，不知下坡还要困难，坡度还陡，全身的装具使重心太高，脚底下的丛草滑得可怕”。
缅北一进入雨季就苦不堪言，原本看得见河床的小溪瞬间变成几十米宽的浊流。有一次在密支那，黄仁宇碰到下雨天，到处湿得无法入睡。他说“外面下起倾盆大雨来，油布旁边的雨水一线一线地飘了进来，顶上也在一滴一点地渗漏着，床上已经成了一条水槽”，大家只好坐着不动。日军雨夜突袭，枪林弹雨也来了。三天后，黄仁宇受了人生中第一次枪伤。缅北的天气是白天热得皮肤刺烫，下雨时又让人全身湿透，好几个小时都没法弄干。此时伤口特别容易腐烂，就连一些活人的身上都长出蛆来。
中国驻印军是中美将领磨合之下一个很奇特的时代产物，双方一些互动行为很好玩。比如所有东西都搞双份，既升中国国旗，也升美国国旗。在一些重要仪式上，双方军人就算听不懂对方在干吗，也都乖乖地跟着对方做。升完国旗后有纪念仪式，单调而冗长，完全是中国式的。中国军官一个接一个地上台讲话，美军也跟着中国军人一会儿立正一会儿稍息，终于有美国大兵受不了了，有的坐在地上休息，有的不打报告就离开。
中国驻印军与美方将领相处得很不好，黄仁宇点出问题的要害所在：“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
《缅北之战》有一个特别好的处理方式是，书后附有黄仁宇晚年回忆录中关于缅北经历的内容节录。黄仁宇年轻时作为战地记者写的文章，与数十年后作为历史学家对那段时光的回忆，对照起来特别有意思。比如他当年在桥下看见一具日军尸体，在新闻通讯里仅一笔带过，数十年后已不用顾忌战争宣传纪律，就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里袒露心声。死者是一名日本上尉，被中国驻印军的巡逻兵射杀，身旁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黄仁宇发现这名上尉和自己有许多共同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
黄仁宇感悟说：“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文字令人伤感。战争总有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总有所谓对的一方与错的一方，你生在哪一方是由命运决定的。你生错了地方，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然后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黄仁宇等人到上海接管日本降军，没想到前来接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他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然后日军送他们到非常豪华的华懋饭店，预先准备好了套房，想用餐只要到楼下餐厅或咖啡厅点菜，签个名即可。黄仁宇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埋单。他说：“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更奇怪的是，有一天晚上，有位国民党上尉居然带着三四名日本军官去村里唯一一家餐厅吃饭。中国军人干吗要请日本降军吃大餐呢？原来这名上尉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这名上尉甚至真心替日本人难过，形容日本被美军轰炸得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黄仁宇觉得这位受教育不多的上尉心肠太好了，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展现出来。黄仁宇没有以大参谋的身份教训这名上尉，反而为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