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七日，滇西远征军和驻印中美联军终于在芒友会师了。中国军队敲响了得胜鼓，班师还朝。悲剧也从此开始。筹划已久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原以滇西远征军为骨架，重庆朝野都认为凭资历，凭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和功劳，以及在军队中的威望，卫立煌出任陆军总司令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但是，总司令一职，却由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何应钦捞去了，卫立煌只落得个副职。他一怒之下不到任就职，被老蒋撵出国“考察”去了。
在滇西战役中出生人死、屡建奇功的预备二师、新编三十几师被取消番号。连黄杰都认为：“以本集团军此次作战滇西，伤亡重大，幸能光复国土，重开滇缅公路，达成任务，不负统帅之期许。然我将士，未获一尝胜利之光荣，部队即奉令整编，甚至番号亦被撤销，有不胜悒郁之情。”（《黄杰日记》）
在滇西胜利的鞭炮声中，滇西各县遍处是远征军的伤兵，穿黄衣服的叫花子。他们沿门乞讨，暴尸荒野。有的三五成群，打家劫舍，走私贩毒。然而滇西人民是厚道的，有良心的，仪腾冲一县招赘这种散兵游勇来安家上门的就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人（不完全统计）。许多远征军士兵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要饭，他们沿路手打竹板唱着那首《莲花落》。在满目疮痍的滇西大地上，到处听见他们苍凉悲怆的歌声：竹板敲出心酸话，叫声大爹和大妈。
湘江边上我长大，怒江前线把敌杀。
也曾去把松山打，也曾去把敌堡炸。
为国为民去拼命，冲锋陷阵我不怕。
只想胜利回家转，依然耕田种南瓜。
龙陵前线杀得紧，两军阵前挂了花。
野战医院锯断脚，剩下一脚难回家，
因此沿街来乞讨，当兵残废做叫花，
残汤剩饭给半碗，变鬼也要保国家。
这一首《莲花落》虽然每一句后边都有一句“一朵莲花”和“海棠花”，但那首调如泣如诉，悲壮凄切，令人愁肠万结，唏嘘不已。
这一时期，从西藏飞来滇西的雪山鹰特别多（当地人把它叫做“红头老鹳”或“白头老鹳”），这种头上长着一团白色或红色肉瘤的雪山鹰，在藏族“天葬”的习俗中吃惯了死人肉。它们飞得高，目光敏锐，如今见滇西路上处处倒毙着国军士兵，尽管骨瘦如柴，它们还是成群结队的飞来啄食。故而辞职赋闲的原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发狠写了一首“天葬诗”记其事。诗云：人间不葬天来葬，鹰驮忠魂游九方。
雾城痛饮黄龙酒，国人河处抚国殇？
这一时期，面对国军将士或风吹云散，或暴尸荒野的惨景以及达官贵人们在灯红酒绿之中误国误民的罪行，张问德还痛心疾首地写过一副对联，至今犹存：深沟孤鹭窥清水高树群鸦噪夕阳他似乎已料到“国府”即将灭亡了。
当官的是不会打着“莲花落”来当叫花子的。黄杰调第一战区当副司令长官去了；霍揆彰当昆明警备司令去了；第二军军长王凌云当大理警备司令去了；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当昆明副警备司令去了；萧毅肃到中国陆军总部当参谋长去了；陈明仁也带着七十一军的残兵去贵州整编，接受美式装备。凡当官的都在士兵们的尸骨上，在无人收的残废兵、伤兵、病兵们哭哭诉诉的“莲花落”的凄怨声中荣升了，发财了，封妻荫子，买田置地，讨小老婆去了。王凌云将在遮放缴获的十七辆汽车开 ：到昆明卖掉，把钱装进了腰包。霍揆彰将放置在保山下村的四吨半钢筋卖掉，来他个被窝里放屁——独吞。虽然这些钢筋李弥再三来电请求，卖了修松山烈士公墓，但死人已不会再说话，所以霍揆彰就昧着良心，一口吞了。
国民党不亡，天理难容！且听他们的残兵败卒，曾经为捍卫民族生存而卖过命的英雄们的控诉：吴士富（原名刘子富，湖南衡阳人）：“我十九岁当兵，随洪副师长（指洪行）转战多年。从昆仑关一直打到滇西，参加过一百多次战斗，负伤五处，前后住院三次。喏，大腿内侧还有一块弹片，你摸。打南天门时我升为排副。
“滇两战役结束，我们编三十九师并入周福成的五十三军，我师官兵都不干。我们这个师在打红木树，黄草坝解围，血战南天门都打出过中国的威风，为什么要改编，为什么要取消番号？我们洪师长牺牲了，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或者像遇晚娘似的，不值钱啦！
“有一天，我在芒市遇到彭劢将军。我当过他的部下，听说他们预二师也取消番号，要并入第七十一军。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打日本鬼子这么坚决，有赫赫战功的部队要改编，取消番号？’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娘生的。在‘七·七’抗战前夕’一切抵抗日本兵坚决的部队不是都被日本人命令蒋委员长解散吗？我们也一样。’他说着，还掏出笔记本给我看，其中有什么‘宪兵第三团之撤去，第五十一军 ：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队立即解散’等语（何梅协定中的条款），我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听彭师长又说：‘你还年轻，不懂政治，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去吧。’于是我就到腾冲安家了。”（摘自《抗日军人采访记》）
王有强（四川人）：“我们预二师编散人员根本没有遣散费，什么‘安家费’、‘抚恤费’更不敢企想。打仗时，我们是很勇敢的，我身上的七处伤都是在冲锋和肉搏中被日本鬼子从正面打来的，这就证明我敢迎敌而上，不是胆小鬼。战斗结束后，我又为能捞到一条命而感到庆幸，想着该回家盘庄稼，孝敬年迈的父母。快三十岁的人也该说个堂客成家立业啦。可是，他****的龟儿一文路费都不发给老子们。芒市隔四川南充还有多少路？朗个走？并且一路上各部队站岗设卡，收集散兵，扩充部队。我想：一路上关关卡卡，还走不到下关，就又会被人家抓去了。还不是吃二遍苦！故而向西一转，辗转来到腾冲，找了个寡妇，就安下家来。”（摘自《抗日军人采访记》）
下面是一个伤兵的日记摘抄：
九月二十日
这里是一个寺庙：名普光寺（位于腾冲县打苴乡富裕村），满寺都住满伤员，都是攻打腾冲城负伤后被民夫抬下来的。国家对伤员不供应伙食，全由附近村民煮稀饭一担担挑来喂伤兵，有不少伤员日夜伤痛哭喊，无人过问。
没有医生，只有几个排长拿着鞭子，谁叫喊，就给一阵鞭子狠抽。
二十一日
今天抬出去了十三个弟兄，没有席子包裹，更谈不上棺材啦。听民夫们说，这些死了的弟兄被抬往下河村对面小团坡的山洼里，在山坎下一堆捂起来。
二十二日
弟兄们的伤口上都生了蛆，有几个村民拿着钵头和筷子来为我们捡蛆。昨夜叉死了八个，今早被抬出去了。
二十五日
一夜高烧，看来我也要死了，爹妈的慈祥面孔总在眼前晃，我为你杀过敌人的呀，国家！
这几则日记是笔者一九四九年在普光寺读书时，到佛座前后躲人玩于石缝中发现的。
据老人们说：青龙山下的小团坡一共埋了从普光寺抬出来的六百多名中央军。可是没有一冢坟墓，也没有任何标记。这些为国打仗的中国，死得连猪狗都不如。
滇西战役是被绳捆索绑的农民的子弟流血卖命打出来的，胜利后斟家又将伤残病弱者-脚踢开。试问：再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来，还要不要这些农民出来打败他们？！
日本的靖国神社对日本人来说是庄严地。密支那高大的“慰灵塔”在俯视被铲平了的远征军坟墓。
尽管这样，如今这些死剩的，七老八十的抗日老人却毫无怨言，摘几段采访记录，以见一斑：穆仁智（现名李****，河北人）：“我今年七十有三，托共产党的福，我还活到现在。你看，身体还硬朗，只是这块炮弹片在腰杆上，天阴下雨就痛得使我直不起腰来，****的日本鬼子，如果他敢再打进来，老夫还照样提枪上阵，冲杀一番。”
“红卫兵揪斗你时，你不生气？”笔者问。
“娃儿们不懂事，闹着玩的。他们白天斗争我，晚上又偷偷地跑来缠着我讲抗日故事，怎样和小日本拼刺刀。斗争是假意，听故事才是他们的真心。中国不会亡，就因为有这种良心——爱国的良心。”
范平安（四川人）：“我这一生最大的安慰就是打过日本鬼子，为中国出过力，没有白来人间一趟，也没有白做一个中国人。至于苦，中国人谁不苦？自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后，就没有哪个外国人敢杀进中国来，这就了不起！现在国家富强了，我死也可闭眼了。”
我们再看一位解放战士的自述（他是笔者当解放军时的班长）：“我这个王久太这大半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先苦后甜’。要不是解放军在阳江战役中用机枪大炮把我‘欢迎’过来，我还一直要苦下去哩。”
“一九四四年我就到过腾冲，打日本鬼子呗。滇西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被解散。我一路讨着饭想回湖南老家去，不知老爹老妈在日寇铁蹄下的生死存亡，要回去看一眼。谁知才到永平，就又被七十一军抓了去，开往贵州。日本投降后，我想这一回该回家了，盘庄稼去。可是，上峰命令：开往东北去，打内战。后来，我在大黑山被俘。我想家，解放军还发给路费，可是，回到家的第二天，在去看我妈坟墓的路上又被抓了当兵，来守长江。不久，又在阳江被俘，这一回我不回家了，反正爹已死，妈已亡，我就在解放军中干吧。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干，命不如一根草。人家黄杰的老爹一死，******就拨去十万大洋，我的爹妈死，连口棺材都没有。要说打日本鬼子流血流汗，我比黄杰多几倍，但人家是官，值钱，我们是小兵，一文不值。好了！现在又打回边疆来，巩固国防，也算尽一个中国男子汉的责任吧！”自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人民就盼有一个安定的边疆，一个巩固的国防，这一迫切愿望，直到解放军进驻边境，才得以实现。
宋希濂曾说过：“只有尊重和爱惜士兵的国家才能无敌于天下，一切压迫人民的行为都是自杀！”五十年过去了，而今的松山，又是青松林立，满目苍翠。
滚滚松涛，与怒江涛声呼应，激荡在天地之间，那是一种浩然之气。听吧，那是在呼唤万千国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