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基本知识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多样性的综合体。历史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它也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史学有三种关系：第一，史学内部各个专门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二，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第三，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内部既有主从关系，又有并列关系。这三种关系构成了三个系统，在每一种系统中都有特定的层次结构。
前几章已经论述了史学内部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论述第二、第三种关系。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不可避免地与许多学科交叉。因为史学既不能孤立地存在，也不能孤立地发展，这是客观历史过程的广泛联系在科学上反映。认识和掌握史学的各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从事历史研究，推动史学的发展。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历史学必须打破传统的界限，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哲学则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是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影响着历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南，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一）史学和哲学的一般关系
史学和哲学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哲学是世界的理论化、关系化，是意识形态中的最高层次。哲学与自然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不同，它所研究的，不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中最普遍的问题，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由于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为一般的科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历史学是一种按照历史顺序“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通过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反映这一进程。但是要认识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即使是历史事实的收集和编排，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也总是和一定的世界观与哲学相联系的。历史研究不是和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相联系，就是与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相联系。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和史学。
从历史上看，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给史学以深刻的影响，每一次重大的哲学形态的变革都引起了史学的变革。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以来，唯物主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具体形式，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也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哲学上的这种斗争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古代希腊哲学学派林立、孕育着以后的各种思想。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典范。中世纪的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神学，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史学也遭到了严重摧残。《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被当作历史，犹太史和教会史成为世界史体系的中心，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统治着史学，载笔之士也多为僧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竟没有产生过一位值得称述的大历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对于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认为历史学应当记载“人事”，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对于政治史和军事史应予以特别的注意。这是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特色。18世纪至19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兴起使哲学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开始，中经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以及康德、费希特等，至黑格尔写《历史哲学》达到了高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历史研究方面提出要写“有哲学意味的历史”的任务，号召摒弃单纯按年代编排历史事实的做法，并提出了研究文化史的庞大纲领。历史哲学为正确地理解人类历史作了某种准备，它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历史观直至编纂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近现代有两次重大的史学革命都和哲学的巨大影响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输入，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界。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重要文章，猛烈批判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学，鼓吹史界革命，主张史学应当“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太炎也提出通史应该“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为主”。夏曾佑则运用进化论的观点，以章节体的新形式，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再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史学的革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同时，史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也不是消极的，史学的成就也充实和丰富着哲学内容。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必然要从历史已经积累的有关社会历史的大量资料中汲取养料，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果说，哲学能从世界观的高度为历史学提供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那么，历史学就为哲学提供史实的依据和素材。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的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对社会历史所作的最高概括，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和现实内容。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对整个世界其中就包括对于人类历史总结和概括。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更和历史学，尤其是19世纪前期欧洲历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对人们“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恩格斯这里指的就是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看到了社会历史中阶级斗争存在客观事实，便指出阶级斗争是中世纪以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在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物质生产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正是马克思综合研究人类全部科学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积极成果而取得的硕果。因此，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它们的成果和进展也推动着哲学的发展，丰富着哲学的理论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了人类以往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并把它贯彻到了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实现了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它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史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哲学家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给予各种各样说明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使史学和哲学的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它使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学说变成了真正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下，历史科学第一次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史学不再在历史的迷宫中步履维艰，徘徊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使这门古老的学科获得了青春的活力。实践证明：研究历史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历史研究就会走上邪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历史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为历史研究指明新的方向和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曾经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作过种种解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唯物论者也曾试图用某些物质方面的原因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曾提出过某些正确的命题和不少有价值的论点。但是，从总体上看，历史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理论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正确地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同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正确地解答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第一次将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概括为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并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样就有可靠的依据把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从存在和意识、基础到结构、一般过程和具体形态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揭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一切政治现象和社会意识均从经济这一基础得到了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不再是启蒙学者们所追求的少数天才的理性王国的实现过程，也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或外化过程。人们过去对于社会历史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上第一次把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研究的途径”。使史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切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从来是不能不与哲学联系并受其支配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就不可能在历史研究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往许许多多的学者虽然孜孜不倦地钻研历史，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他们的成就大大的受到了限制，只能够收集、考订、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过程的某个片段，而不能够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有的甚至在错误理论的支配下，走上了歧途。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才能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而不致在总的方向和基本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历史发展的统一和多样性，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这些基本理论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历史资料的整理，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才能深入地抓住它们的内在本质，而不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时间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人类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正确的哲学方法，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方法。“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的思维方法。在哲学史上，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带有直观的性质，近代唯心的辩证思维，虽然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但它是头脚倒置的，具有纯思维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则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它克服了已往一切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辩证思维包括许多具体思维方法，其中主要的有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具体和抽象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等。在思维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在历史研究中才能高屋建瓴，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辩证的考察，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的主干、脉络和全貌。否则就难免陷入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或所存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样，“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就历史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它不可能直接合二为一，否则，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历史现象和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还存在这样一类历史现象，它不仅掩盖历史的本质，而且歪曲地反映本质，这就是假象。人们对于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的认识，只有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达到，也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就事物的内部联系对现象作出统一的科学的说明。而这种科学的抽象，比感觉直观更集中，更深刻，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曾经说过：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猎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世界，那么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接受言简意赅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叙述，都需要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说过，理论思维的能力是每个人生来就要有的，“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对于这种锻炼和提高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著作，用以锻炼、增强理论思维论思维的能力。这样，在史学研究中，就能更深刻、更全面把握历史本质、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它不能代替历史科学的具体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说明了世界的本质及其普遍联系，在社会历史领域，它所揭示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诸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根本问题，它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只能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然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它比抽象的哲学具体、生动、丰富得多。因此，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才能反映出极其生动、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史学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现成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无情地批评和嘲讽那种只知背诵现成结论而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乱贴的现象。恩格斯在批评德国一些青年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的错误时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恩格斯批评的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在后来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也曾经程度不等地存在过。这种把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抽象僵死的教条，把几个固定的公式不问时候、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而不作具体分析的做法，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不仅无助于史学研究，而且只能造成新的混乱。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历史，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我们要继承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揭示它们的发生、发展规律，又要以研究的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这是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