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关系是当代地方史编纂中必然面对的关系。所谓“史”，指史料和历史事实，也指历史研究。所谓“论”，指观点、结论或评论，也指理论。史论关系可以理解为历史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史料或史实与观点、结论的关系。
（一）当代地方史编纂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真实是历史著作的生命，理论是历史著作的灵魂。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浩如烟海、凌乱分散、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资料，要利用这些史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历史的发展进程，并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现实生活并作为未来的指南，则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残垣断壁，是一堆堆枯燥乏味、彼此孤立的资料，无法看到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彼此之间存在广泛的有机联系的鲜活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史学长于史料而短于分析，长于考据而短于思辨，长于叙事而短于抽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缺乏理论的有力支撑，虽有刘知几、章学诚等曾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仍是势孤力单，而且也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因而传统史学是“史”强而“论”弱，乃至于清代屈于封建统治者文字狱的淫威，兴起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生活而专事考据的乾嘉学派，埋头于故纸堆，一概“莫谈国事”，更谈不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完全变成了史料学，完全否定了史学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思考。这样的史学，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历史片断，不见历史的全貌，只见孤立、分散的史料，不见互相联系、有因果关系的历史，只见历史现象的偶然性，不见历史表象背后深刻的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使历史学超越史料学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理论能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样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如此深刻的剖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指导新中国史学研究的科学理论，理所当然地也是指导当代地方史研究和编纂的科学理论。当代地方史编纂者要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当代地方史的编纂实践，确保当代地方编纂成果的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僵化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当代地方史工作者要敏锐地注意到它的新发展并用以指导编纂实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没有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无法正确理解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没有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南，就无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无法合理解释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无法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市场经济体制等历史现象与社会主义制度统一起来；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无法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把它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理解吸纳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现象。只有在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才能实事求是地正视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代价，才能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渐突出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总之，在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全面评价各地方改革开放的历史，才能找到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的历史依据。也只有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深刻地把握当代地方史中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之间，改革开放以后各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牢牢地抓住当代地方史发展的主线，准确把握当代地方史发展的脉搏，获得对当代地方史完整、深刻的认识。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当代地方史的研究和编纂，必须以发展的观点，不断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丰富唯物史观的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不断诞生并广泛地影响现代社会生活。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曾被引入史学研究中，虽因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性以及引入方法略显生硬而存在种种缺陷，但其理论价值对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当代地方史编研者应当融会贯通地予以吸收和借鉴。同时，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应大胆借鉴，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一些理论如美国的“新史学”思想，克罗齐、柯林伍德、汤因比等史学家的理论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亦应吸收其精华部分或其合理内核。总之，应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外科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才能适应当代地方史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变化，指导当代地方史研究和编纂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有人否认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与编纂的指导作用，主张不受任何理论的左右，编纂“纯客观”的历史。事实上，“纯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任何历史记载都是人作的，作者在著述或记录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融进了自己的观点。在古代，同样是“杀”的意思，却有伐、弑、诛、杀、戮、戕等不同的表述，不同的表述各有不同的含义，都分别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古人称之为一字褒贬，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司马迁作《史记》，将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乱民”、“贼首”的陈胜列于“世家”之中，表明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领袖的同情和赞赏。任何历史著述和历史记录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
不受任何理论和观念影响、不带有任何立场和观点的“纯客观”历史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是历史著述和历史记录受什么样的理论和观念影响，作者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当代地方史研究和编纂必须坚持以发展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方历史，从中得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
（二）从史料入手，从事实中引出结论
如上所述，史论关系包括两层含义：历史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关系，史实与结论的关系。前者强调科学的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反对“史料即史学”的“唯史料论”；后者坚持史料的第一性，主张史料与观点的一致性，从具体史料中引出结论，做到观点源自于史实却又高于史实。
要从史料中引出结论，首先必须掌握丰富的史料。如果所掌握的史料一鳞半爪，残缺不全，就不可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司马迁为写《史记》，广泛搜录了当时的经史典籍及诸子百家书籍，在《史记》中提到的就有70多种。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国家文书档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和调查。司马迁自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终成《史记》这一“史家之绝唱”。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更是在收集史料上下了苦功。其史料来源，不论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只要有价值，一概搜罗，仅杂史即采300余家，皇家图书馆珍贵图书及私家藏书，皆尽力涉猎，所得史料“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原“长编”中的《唐纪》写成600卷，最后司马光删定为80卷，其史料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用了20多年时间，深入钻研了1500种以上的书，因此列宁曾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占有详尽的史料，是认识历史真相、从中引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的前提条件。
要从占有的丰富史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还必须对史料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研究。史料有真伪，并非都反映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史料中也有反映历史事实的主次之别。当代地方史的资料丰富，编纂者面对纷杂的史料，要区分一般与个别、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掌握有关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使用能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在历史事实的总和中和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历史事实的真相。当代地方史编纂实践中，在不同的时期，史料有不同的特点，编纂者需认真甄别，才能从中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是政治运动多，考虑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对各个阶段的史料，要在认真分析、审查的基础上作出独立判断，不可盲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全国各地方都以GDP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据，也是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依据，于是一段时间以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指标令人眼花？乱，同一项指标，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数据，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也有不同的数据。有的统计数字水分大得惊人，有人感叹这是新的“大跃进”。有的地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已不是什么秘密。对这些资料，当代地方史编纂如果照单全收，不作认真审查，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史实不符。
掌握了翔实可靠的史料，并非就必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有借鉴意义的结论，那些来自史实却又超越史实、抽象、具有一般规律意义的结论，更不会从史实中自然生成。这需要当代地方史研究和编纂者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思考。《资本论》不是资料的堆砌，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了大量资料并经过艰苦的思考之后，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编研者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面对同样的史实，主体不同的思维能力，不同的理论修养和不同的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同样是面对农民自发分田到户，当时一些省份的主要领导人看到了这个举动背后隐藏的划时代的意义，意识到此举在广大农村的巨大作用，因而甘冒政治风险在全省推广，使两省农村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
可见，从史实中引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轻而举的过程。从史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规律性、有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更是一个要经过深入思考的艰苦的过程，这对当代地方史编研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三）防止“以论带史”倾向
“以论带史”本是为反对“唯史料论”提出的，但在历史研究和编纂实践中，它比“唯史料论”更有市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大得多。“以论带史”本意是强调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和统帅作用，但在具体实体实践中，它忽视了史学研究自身规律的特点，从根本上颠倒了史论关系，从“以论带史”滑到“以论代史”，泯灭了历史科学的学科特性。
“以论带史”往往从概念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出发去考察历史现象，而不是从具体史实出发研究历史，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其结果必然是以僵化的理论去剪裁具体实在、丰富多彩的历史。先引用一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然后根据需要去选择史料或者先用一段经典作家的引文，再用一两则史料作注脚，历史现象的特殊性荡然无存，历史现象的具体进程也无从关心，历史就剩下几条空洞乏味、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原则”，这样的结论当然就“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典型的本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因而结论不是现成的，是从事实总结出来的结果，它要接受事实的检验。离开具体的史实，结论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结论不符合史实，不能合理地解释史实，或者与史实相矛盾，它就应该被抛弃，然后重新回到史实，从史实出发，按照史实的本来面目，从史实的相互联系中得出具体的结论。从概念出发是根本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史学研究的根本原则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的，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
“以论带史”很容易发展为“以论代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直接作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结论，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作为万能的公式，在史学研究中到处套用，最后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对历史现象的具体形态，对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漠不关心。历史研究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宣传，历史著作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册。其结果是直接排斥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程序和原则，史料的收集、整理、审查可有可无，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基本进程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亦无足轻重，历史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释，只是为了证明某些结论“正确性”的工具。史研究失去了研究对象，也失去了研究方法，从而也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科学就不成为其历史科学。
“以史带论”给新中国史学带来的不良影响有目共睹，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史学论著的僵化、刻板与空洞，就是明证。“文化大革命”期间影射史学的泛滥，就是“以论带史”发展的极致。
当代地方史编纂实践中，“以论带史”痕迹仍随处可见。当然，再不是贴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作标签，也不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作为具体研究的结论，而是在形式上作了变更，变成了“懒人主义”，即研究、编纂地方史，不是着力于研究、分析丰富的当代地方史资料，从中得出符合地方实际的结论，充分反映地方史的多样性，实现当代地方史编纂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比如，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无视地方的具体特点，直接套用国史的划分办法，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直接用国史的结论，并按这个结论组织史料，对当代地方史内容的选择，完全照搬国史框架，然后按照这个框架收集史料。一部当代地方史，完全就是国史在该地方的翻版，所不同者，只是记述的空间范围和使用的具体史料有别。于是这样的当代地方史编纂成果，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千人一面，毫无生机。由于这样的成果脱离了地方的实际，其对地方的借鉴、启示作用就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