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仿亳忌太一垓，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臣从者及北斗去。……
十一月（前1112年）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吏公（司马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应是感应）
武帝下诏曰：
朕……望见太一，修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为丁日），拜贶于郊。（《汉书六》）
司马迁很委婉的记载“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坎具”，自然祠上应该有光了。阿谀逢迎的人便说这是“美光”，皇帝也下诏说这是神贶了。从此以后，太一真成了汉帝国宗教的最尊神了。
汉武帝不但替五帝添上一位老总，还替他们娶了五位太太。他想五位上帝应该有五位后土，后土即是帝后。他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于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等议定后土祠仪如下：
天地牲角茧栗（天地牲之角如茧如果，言其小）。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
武帝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在前113年），皇帝亲望拜，如祭上帝之礼。于是这时国教的大神系统不是“天一、地一、太一”，却是“太一、天五、地五”。
这个帝国宗教的最大典礼是封禅。武帝深信封禅是登仙的一条必由之路，故用全副精神经营封禅的大礼。《封禅书》说：
自得宝鼎（前116），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此下疑应有“于”字）《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牛。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仿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四月，封泰山，禅肃然：
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
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
封泰山之后，武帝下诏曰：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贶施，着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檀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汉书》六）
此类见神见鬼的诏书，在《封禅书》和《武帝本纪》（《汉书》六）里有许多篇。我只能记下一两篇，略写当时的宗教心理。
汉武帝抱着无限的信心，所以天下的方士都争着贡献种种“方”，来满足皇帝的信心。司马迁说元封元年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其中有数千人都说海上神山的事，武帝遂把这几千人都装上船，派他们入海去求神仙。
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其见迹（足印）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这样大的信心，真不可及！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六岁的人了，然而他的宗教信心仍旧同他十六岁跟着他外婆拜长陵神君时一样的幼稚。
武帝一朝的有名方士，据《封禅书》所记，有这些人：
李少君自匿所生长，似是齐人。
谬忌 毫人（毫即薄县，属济阴，也是齐地）
少翁 齐人
栾大 齐人
公孙卿 齐人
勇之 粤人
公玉带 齐人
宽舒黄锤之史，当也是齐人。
除了勇之一人，其余多是齐人，可见齐学的势力之大。几十年之中，燕齐方士的神仙祠祀的迷信居然成了帝国的宗教。在这个极盛的迷忌势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不同化了。
所以学者如司马谈、司马迁也只能跟着这班方士到处跑，只能替皇帝定祠仪，撰祝辞，捏造祥瑞。所以一班鲁国儒生也只能陪着这些方士，草封禅仪，学习射牛，希冀和太常诸生分一碗残饭吃。
徐偃博士大胆说了一句“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动了太常诸生的公愤，于是天子尽黜诸儒弗用，可怜鲁国诸儒空费了几年工夫去学射牛，终不得参预那封禅的大典！而自居道家的司马谈因留滞周南，不得跟随封禅，竟致发愤而死，临死时，执着他儿子的手，哭道：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史记》百三十）
这些方士之中，栾大的历史最值得注意，故我记他的事以例其余：
元鼎四年（前113），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少翁）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
这一段又可见当时的诸侯王也多迷信方士，各有“尚方”的人。李少君是深泽侯的家人，为深泽侯“主方”；栾大为胶东王“尚方”；淮南王的手下方士更多了。
这都可证当日确有一种迷漫全国的迷忌空气，汉武帝虽有提倡的大力，但他自己也正是这个方士世界的产儿。——闲话少说，言归栾大的正传：
天子既诛文成（少翁诈为帛书，使牛吞下，武帝认得少翁的手笔，故杀了他），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
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
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
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倘）肯耶？不耶？尊其使，然后可致也。”
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索隐》引《淮南万毕术》云：“取鸡血杂磨针铁，捣和磁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太平御览》九八八引作“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此是当日方士所作物理试探之一种）。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河，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
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入。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武帝之姑）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
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异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
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入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上乃诛五利。（前112年）
栾大的故事最可以代表汉武帝的无穷信心，最可以表现当日的宗教心理。栾大封五利将军，什么叫做“五利”呢？栾大所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而河决可塞”，只有四利。那第五利是什么呢？是平定匈奴。河决可以靠方士的方术去塞口，匈奴也可以靠方士去扫平了。太初元年（前104），
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此可以证五利中之第五利了。
以上略记汉武帝的宗教迷忌，都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作《封禅书》，自己说：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种同时人的记载，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我们感谢他给我们留下这许多史料，使我们知道当日帝国宗教的情状。我们必须了解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宗教情状，然后可以了解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是什么，然后可以了解中国的中古时代的思想的背景和性质。
第四章 巫蛊之狱
我们记汉武帝的宗教，不可不连带叙述“巫蛊”的大案子，因为那件案子最可以描写这个帝国宗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上发生怎样重大的影响。
“巫蛊”是初民迷忌的一种。其方式虽有种种不同，原则却很简单。巫蛊的原则是相信神巫能用幻术达到一种愿望。
巫者用术咒诅一物，可使男子爱一女子，或使某人得某种病，甚至于使某人病死，这都可叫做巫蛊之术。蛊字有迷惑之义，又有毒害之义。凡用巫术咒诅一种“蛊物”，希望使他人受此魔术的控制而达到迷惑或毒害的愿望，都是巫蛊。《封禅书》说：
苌弘以“方”事周灵王（灵王年代为前571～545，而苌弘被杀在敬王28年，当前492年，见《周语》三。此当作敬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
《太平御览》七三七引《六韬》云：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头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巳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名以来贡。
这都是小说《封神演义》上姜太公请陆压用草人射死赵公明的影子。这便是巫蛊之一种。
秦民族有“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的迷信，这也是同一原理的迷忌。秦帝国有秘祝平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这也和巫蛊同一原则。
秘祝之官到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方才废止。文帝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秘祝之官虽除，然而“移过于下”的迷信却继续存在。《汉仪注》有这样一条：
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汉书》八八四如湢注引）
成帝绥和二年，荧惑（即火星）守心宿，这是当时占星学认为最大的星变。据当时的占星学说，荧惑所居之宿，其国受殃；荧惑犯心宿，帝王当其殃。
故当时的星学专家李寻和贲丽都说大臣宜代皇帝当其灾。其时丞相是翟方进，皇帝便召见他，他退下来，还不曾自杀，于是
上赐册曰：“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
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这样“移过于下”，虽不用巫蛊咒诅，其用意正是和巫蛊相同。
武帝的宗教包罗一切地方民族的幼稚迷信，各地的祠巫方士会集于长安，其中很多巫蛊祠诅的小术。初太初元年（前104）用丁夫人及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便正是巫蛊之术。
皇帝一生所深信敬事，无一不是这一类的迷忌，自然造成一个幼稚迷信的宫廷和社会。皇帝既相信巫术可以咒诅匈奴、大宛，无怪宫中的妇女相信巫蛊可以度厄邀宠了，无怪市井的小百姓相信巫蛊可以消灾报仇了。
黄金可以成，神仙可以致，河决可以塞，何况邀恩幸、消灾厄呢？况且武帝晚年，迷信已深，日日求长生，其实是日日怕老死，时时梦想神仙，其实是时时怕惧鬼祟。人人都在迷忌的空气里过活，故人人有病都疑是鬼祟巫术所致。
在这个迷忌的风气之下，遍地都是恐怖，人人都起疑心，妻子骨肉都不能免除疑忌，稍有风吹草动，便可造成惨酷大祸。巫蛊的大祸便是这样造成的。
武帝少年时，和陈皇后不和，爱上了平阳公主家的歌伎卫子夫，陈皇后妒恨极了，时时寻死觅活的吵闹，她遂用女子楚服等，作巫蛊祠祭，希望诅死卫子夫，夺回武帝的恩宠。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不过二十六岁），武帝穷治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