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新闻文化厅是省政府的组成单位。但我们的国情不同，新闻文化厅的业务工作，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所以实际上由省委管，具体工作由省委宣传部代管。按理说，厅长是省政府组成人员，应该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党组书记列席省委有关的常委会议。过去书记厅长一肩挑，这不是个问题。现在不同了，搞了两个党政“一把手”。姜草阳觉得，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参加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常委会嘛，王志清去列席，他无话可说。但省政府办公厅发通知的人，习惯了叫“一把手”参加会议，当然通知就发给了王志清。王志清当仁不让。姜草阳当然有想法，但不便多问，也觉得不好如何开口。
厅党组讨论分工时，王志清管全面工作，姜草阳管业务工作。一个业务性很强的厅，“全面”和“业务”是很难分开的。如果离开了业务工作，所谓抓全面，就变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在王志清不计较，业务上的事，例如年度计划、审核经费、做主题报告、批示具体事项的文件，都让姜草阳独自去干，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大院的整治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这些事虽然琐碎具体，但效果明显，如给家属宿舍楼都装上空调，在大院里建几个花圃，为老干部整修门球场，再就是把机关的脸面装修一下，增加几分现代都市的色彩。事儿一件一件做成了，新闻文化厅的干部都觉得王书记干了几件实事。姜草阳的主题报告、工作批示倒变得很一般化，年年如此罢了，也就没有多少人称道了。
对于这些，姜草阳开始并没有觉察到。直到有一天，伍月华和他聊天时，谈到王志清抓机关大院的“形象工程”，“干部们反映不错”，他才觉得失策了。他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自己默默无闻，风光的事让王志清占去了。
其实有许多缘由，姜草阳是不知道的。王志清抓机关的几项工程，除了想做点实事外，最主要的动机是想看看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如何。
王志清抓工作有十分过细的作风，凡事自己亲力亲为。在朝阳地委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做做报告，视察检查，批批文件，再过细也不可能抓很具体的事。他的过细，不过是对报告的文字自己把关，到自己的联系点多找几个人谈话，或干脆下地干活等等。现在没有报告做了，也没有多少文件要批，便一头扎下去抓具体事情的落实。这样，就发现问题了。令他气愤的是，机关里干事的全是招聘来的临时工。那些拿着固定工资的人只是指手画脚而已。这些机关里的毛病，他以前在地委工作是见不到的。
王志清看着看着，心里就有气：工人还分三六九等？那还了得。他几次在党组会上讲：“机关里有种怪现象，做事的不如不做事的，不做事的不如拆台的”。看多了，他就有了动一动“铁饭碗”的念头。
这些话，王志清也未必说到具体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伍月华倒觉得这话像是在说他，对王志清意见更大了。
再就是行政处的人，把几个机关大院的改造工程，全给了王志清老家一个搭不上边的老乡。这个老乡仗着党组书记的势，偷工减料，被王志清严厉批评了一顿，扣了工钱。后来这位老乡反而告了王志清一状，这是后话。
王志清不太愿意把这些事讲出来。伍月华却添油加醋在姜草阳面前说上几回，两人间的隔阂慢慢加深了。
经伍月华提醒，有一件事令姜草阳十分头疼。王志清除了列席省委常务会议外，省政府常务会议也包揽了。这可是经常接近领导的好机会。里子面子都让王志清占全了，姜草阳心里当然不服气。
姜草阳毕竟是个正厅级干部，长期的磨练，使他养成了细心思考、并不多说的习惯。他心中有怨气没地方发，也不好发，所以就不准备发怨气，而把火气压在自己肚子里。
丁刚强一次和他讨论事业费计划时，两人七扯八扯，扯到谁去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这个事儿来。
姜草阳说：“我难做人哟！上头的精神不知道，犯了错误都不明白犯的哪一条。”
丁刚强是个精明人，知道他说的是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的事。他也觉得厅长是省政府组成人员，按法律规定应该由姜草阳去。在丁刚强的心里，按法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于是马上掏出电话，给他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当处长的同学李远打电话，把姜草阳的难处说了一通。
李远与丁刚强当年是一个寝室的同学，两人说话不打官腔。他说：“既然是厅长，当然应该参加政府常务会议，这很简单。”他答应向秘书长汇报，今后发通知点名就是。
过几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秘书二处点名要姜草阳参加，并明确表示，以后这类会议直接通知厅长本人。打电话通知的同志特别说明，这是秘书长请示了省长后交代的。
姜草阳乐呵呵地去了，从此，对丁刚强更加刮目相看了。
这些细节，王志清是永远无法弄清楚的。他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也不过问哪个会议该他去，哪个会议不该他去。他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将机关大院搬到新的开发区去的策划当中，并点名丁刚强为规划小组具体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