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要经过当代社会需要的重新审视、取舍和评价，中西概莫例外。只是由于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制约，西方人研究文化遗产，往往表现出一种似乎单纯求知、求真的态势；而在中国，却始终注重借古鉴今、古为今用，重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即是证明。然而，古代文论作为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毕竟不能直接指导当代文艺实践。它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化的当代文论提供借鉴，或称之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本文即尝试探索这种现代转化的基本法则，进而讨论《文心雕龙》在这一转化中的理论价值。
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早在1958年，周扬同志就发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号召。60年代初，《文艺报》又多次组织笔谈，讨论“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海峡对岸的同胞学者，也致力于文艺理论的民族化事业［1］。但时至今日，这一工作并未获得突破性进展。这除了“左”、“右”政治干扰外，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根源，在于对这种现代转化机制本身缺乏科学论证，从而使研究带有极大的自发性、盲目性。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虽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但其关键，却在于找到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发展的契合点。一般说来，艺术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和“自我意识”，文化从中“照见自己”、“认识自己”［2］。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有很强的渗透力和稳定性。各民族的文艺发展，无不有其文化渊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接受，也不能不受文化传统的制约。因此，古今文论的融汇，总是以文化为媒介进行，并以此带动其他层面。科学融合的条件和原则，除人们反复强调的批判继承和历史主义之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增强未来意识。现实是不断向未来发展的现实，并非静止不变。真正的当代意识，应该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把握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文艺家的胆识。而那些跟着临时性的政治任务和文艺政策跑的“古为今用”，均已成为过眼云烟。二是增强世界意识。文艺的民族化并非复古，其实质是反映当代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而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健康、进步的审美心理是在中外文化的互补中实现的，这就需要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精华的同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三是增强典型意识。不要把主要精力用于零敲碎打，而应紧紧抓住那些充分体现民族文化意蕴的典型著作和典型范畴、命题、思想，作深入剖析。即使作小题目，也应有文化眼光。
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实施程序，包括思想内涵和外在形态两大系列。前者指在文化模式统领下的文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后者指能体现文化特色的表述和结构方式。像一切科学一样，文艺理论的基本语言形式是范畴和命题。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古代文论的另一种形态。古人不可能有民族文化的自觉。因而也不可能产生标志这种自觉的范畴和命题，而只是不自觉地遵循一种民族文化的思路，通过低层次的范畴和命题曲折体现。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中应该努力清理、把握这种思路。为此，需要不断将视野投向更高层次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思维方式、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领域。古代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具体途径，主要是“引用”、“改造”和“融合”。引用，即援古以证今，为论证新观点的援引，实际上给旧观点赋予了某些新意。改造，即对尚有价值的旧范畴、命题予以丰富充实，注入全新的生命。融合，即剥取旧资料的合理内核，融汇到当代文论的新范畴、新命题之中。古代文论的文化意蕴，主要以这种形式完成现代转化，罗列大量旧术语无济于事。
二、《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
在先秦两汉奠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刘勰，由于既熟谙儒家经典，又精通印度佛典，能在实际上以异质文化互为参照，因而对传统文化的要点有特别敏锐的体认。虽然他还不能运用文化学的术语表达出来，但在其论证中确实能较自觉地运用这些文化思路。这就使《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富文化意蕴的一部书。它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富，本文只拈出两点简要论述。
经验直观的有机整体思维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注重观念反思、概念推演的思维，而主要是借助于经验直观的有机整体思维。它的特点是，从直接经验出发，运用类比推理，辅以猜测，着重抓取事物联系和共同点，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其弱点，是缺乏内部细节分析，其整体观带表面性。古希腊也运用整体思维。但它却经历了从把握宇宙整体到把握社会整体的推演和冲突。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试图将二者结合又终于导致割裂［3］。西方中世纪的整体思维，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非现实的宗教性整体思维，这在其美学思维中也有体现［4］。中国古代整体思维的特色在于，自始至终从经验出发，以主体“人”为中心，将主客体相统一，“天地人贯而参通之”（《淮南子·泰族训》），并把“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相联系，在时空宇宙的交错中寻求整体法则。《文心雕龙》所运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整体思维。
已如上述，中国古代文化习惯于将人事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考察，表现出一种空间整体意识，论文也往往如此，《乐记》、《毛诗序》已开先河。刘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在他看来，世界的“文”可概分为“天文”、“地文”和“人文”，而“人文”又可分为“形文”（绘画）、“声文”（音乐）和“情文”（文学）。联系这些文的共同点，是以外在的“形”和“象”体现一种内在意蕴“道”（《原道》、《情采》）。这样，就把世界之“文”整理成一个有序的整体系统，并为后代文论家接受。而在他之前，尚无人理出这个系统。而且，通过经验直观，刘勰已不自觉地把握住“文”的基本性质，即一种富有内在意蕴的感性形式，其内涵已接近于“美”。这就使《文心雕龙》带有艺术哲学色彩。
中国文化还表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悠远历史感，一种时间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方式，习惯于以现实（今）为基点，回溯过去（古），前瞻未来（远）。虽也十分关注“变”，但更重视“通”即历史继承性。即使是面向未来的“变”，也要到过去找根据，所谓“托古改制”、“以复古为革新”。《文心雕龙》就充分体现出这种时间整体意识，一种原始要终、寻根索源的历史感。《通变》从文艺因革的角度表现了这一思路。刘勰认为，文风不正，关键在于割断传统，违背“名理相因”的“有常之体”，舍“通”而言“变”，必入歧途。因而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当然，刘勰也不排斥变，主张“日新其业”，也有面向未来的理想，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但这种理想，仍然建立在对传统的会通之上，认为只有“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就能做到奇与正、华与实相结合，写出“穷文致”的佳作（《辨骚》），这正是以复古为革新。总之，他是以“古”为基点，以继承为红线，把“古”、“今”、“远”联成一个整体。
《文心雕龙》在具体论证上，也表现出一种立体思维。已如多人指出的，它采用了“史”、“论”、“评”的综合论证，以“论”统领“史”与“评”，构成“体大虑周”的体系。对“文”的法则又以“枢纽”论为核心，从文体、构成、创作、风格、鉴赏、发展、作家等多角度论列，从而显出全面性和整体性。台湾学者指出的“以人喻文学”的方法［5］，也是一种有机整体思维。刘勰把“文”的“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与人体的“神明”、“骨髓”、“肌肤”、“声气”相比拟（《附会》），正是运用类比，以人体有机性喻文学构成要素的整体性。这与中医理论是同一种思维方法。从《附会》可以看出，刘勰对篇章结构的完整有执着的追求。《文心雕龙》充分实践了这一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普遍的艺术追求之一。
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的朴素整体观时指出，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的直接和直观的辩证思维，在细节上不如近代重实验分析的形而上学思维，但“总的说来”，它“比形而上学更正确”，因为它还没有堵塞“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6］。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整体思维，包括刘勰的整体思维。以《文心雕龙》而论，其长处是把文学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考察，反对了形式主义倾向；而短处在于，缺乏精细的内部分析和未来参照意识。他对“文”共同点的概括是表面的，而对各种“文”的本质区别缺乏明确界定，对其内在意蕴“道”的属性更是莫置一词，致使后人聚讼纷纭。他只知以历史典范评判现实、展望未来，却不会以现实的未来发展为参照反观现实和历史，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刘勰的整体观念均是从经验直观出发。但是，“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7］。这种思维的弱点，通过文化积淀，也影响到中国当代新文论，使得我们的文艺理论专著、教材和文学评论比较空洞，缺乏细密的逻辑推演。人们以传统古朴的有机整体观看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经济、政治直接联系文学，往往表现出庸俗社会学倾向。而忘记了恩格斯的话“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8］。在经济与文学之间，隔着社会心理这个重要中间环节，其中包含着由人生理想向审美理想的过渡，这一切又受到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的多重影响。对此不作具体和系统分析，不经过“特殊”就把“一般”与“个别”生硬结合，怎能作出正确结论呢？
然而，有机整体思维传统也使当代文艺论大大受益。我们的文艺理论始终把文学与自然和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风习等相联系，而不把文艺看作自满自足的独立体。因而，它在总体上比那些片面精密的文论要更正确。所以，这一传统决不能丢。当今时代文艺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复杂，探究文艺规律更应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这种传统在注意事物整体和普遍联系这一点上，又确实容易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相认同。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之一。现代系统论则强调“把世界‘看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机体主义的点”［9］，“要求坚持全面地看问题”，主张低层次问题在高层次上解决。所以运用整体思维研究文艺规律，仍是当代文论的一个发展方向。问题在于，不能使古代整体观直接长入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并吸取西方科学实验分析思维和现代系统分析的长处，从而形成既有宏观视野，又有精密分析，“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文论体系。而且这理论的判断和推理形式不应随意排列（像现有文论教材那样），而应“由此及彼地推出”，使之“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式”，由范畴群到范畴系列，进而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