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就这么着干过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儿菲薄的津贴。我做的账目，我可以起誓说，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个知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存心让咱们饿死，可不是？”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满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来着。他可没有觉察到，他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买后觉得很值得；或者换句话说，至少让别人打心眼儿里认为买后很值得，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也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我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认为值得买。可我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心里琢磨的，不是如何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恰恰相反，我心里琢磨的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被认为成功的生活，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为何要夸大一种生活，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生计什么，于是，我只好另谋出路，我要比往日里更加专注地把脸转向了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再等到通常筹措资金到位，就不妨先动用我手边已有的那么一点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便宜或者昂贵，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减少些；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使自己获得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打交道，那么，在塞勒姆港海滨某处设置小小一间账房，好歹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还有许多冰凌啦、松木啦、一点儿花岗岩啦，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件要自己拟写或者审阅；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卸货；几乎与此同时，你要到沿海各地露露面——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在泽西海岸卸货的——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送到天涯海角，同时还要跟驶往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要源源不绝地给一个遥远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发送货物；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看到何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辟的航道和所有一切先进航海技术——要研究海图，认准各处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不断地校正，因为万一计算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再有就是拉·贝鲁斯的未知命运——要紧紧地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舱里的货物要时不时记清楚，你方才知道自己如何给货船取特定航向。反正以上所述的种种问题，都会让你累得精疲力竭，端的是苦不堪言——比方说，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还有什么净重计算啦，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要有精确数字来测定，那就非得具备广博的知识不可。
我已想过，瓦尔登湖将会成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单单因为有铁路和采冰业；它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把它们泄露出来，恐怕也不是上策吧；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具备良好的基础。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埋，尽管你还得到处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只要发了大水，再加上西风和冰块助虐，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给冲走了。
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倒是先做起生意来了，因此，我打哪儿可以获得像每一个这样的企业至今仍然不可或缺的奖金，这个难题也许很不容易加以揣测吧。先说衣服，一下子就触及问题的实质。也许我们置备衣服时常常被爱好新奇、别人对它的看法所误导，就不太考虑衣服是不是实用。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大庭广众把一丝不挂的身子遮盖起来，然后他就可以做出判断，有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再也不会给衣柜里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男女裁缝给他们制衣，但每一套衣服通共只穿一次，所以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至多好比给特洛伊木马披上了干净的衣服罢了。我们穿的衣服天长日久，已与我们融为一体，而且由此凸显出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弃，而且如此一本正经，就像舍不得丢弃我们自己的躯体一样，所以老是一再延宕，仿佛想给它疗救一下似的。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低人一等；但我也相信，一般人心急如焚，总想自己要穿着入时，或者至少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就全然不放在心上。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给缝补，从而暴露出最大的缺点，也不过是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就用以下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肯穿一条膝盖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线缝的裤子？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他们要是穿了有补丁的衣服，就会把自己的前程全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破裤子出门去。一位绅士要是在一场事故中腿受伤了，通常总有办法给予疗救。但是，如果他的裤腿在同样的事故中给扯破了，却是无法补救；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令人可敬的东西，而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是不计其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时髦的一套内衣，你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吗？那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走近那根穿衣戴帽的桩杆，一看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由于饱经风霜，显得更加憔悴。我听说有一条狗，只要见到衣冠齐整的陌生人走近主人家门口，就会冲着他大声吠叫，但它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糊弄得一声不吭。人们要是被剥去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各自相对的身份地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人人身上被剥去了衣服，你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说，有谁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吗？菲菲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向西的探险之旅中，差不多快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晋谒当地长官时，她说，她觉得自己非得脱去旅行服不可，因为她“现下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那里，人们是根据衣着穿扮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谁只要不经意间发了大财，衣着奢华，宝马香车，照样会赢得几乎众人的尊敬。不过，那些如此这般尊敬的人，尽管人数极多，但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应该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才对。再说，衣服是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你会说，那是没完没了的活儿；反正一个女人的衣服，少说也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用不着穿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是那套旧衣服在阁楼里已撂了不知有多久，积满了尘土。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英雄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得多了——如果说英雄也有过仆从的话——光着脚丫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反正英雄光着脚丫走路也行。唯有那些赴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而且他们还得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衣服，如同那些官场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过，如果说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一一穿戴起来，才适合给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这些衣服也好给上帝做礼拜，可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其实早已穿烂了，变成原先一块块坏布，就算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称不上什么行善不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孩子还会拿去转送给某个比他更穷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比这穷孩子还要富的人，因为他不要什么劳什子照样过日子。我说，要小心提防的，不是单单穿新衣服的人，而是所有需要穿新衣服的企业。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事要做，不妨还是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们孜孜以求的，是做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要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而不是光想要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也许我们压根儿不该置备什么新衣服，我们还是如此这般我行我素，或者惨淡经营，或者扬帆远航，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依然故我，无异于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人的换衣季节，犹如飞禽更换羽毛，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水鸟隐没在人烟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蛹出茧，也是如此这般，全靠体内奋力苦斗，往外扩展；因为在我们看来，衣服至多不过是外层薄膜和尘世烦恼罢了。要不然我们就会发觉自己扯起虚假的船旗在航行，到头来不可避免地将被全人类以及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长植物，靠外部添加而成长。穿在我们外面的，通常很薄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的肌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便在这里那里给剥下来，都不会造成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厚一些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膜，或者说皮层；不过，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肯定连皮带肉，以致人身俱亡。我相信，所有物种到了某些季节，都会穿上某种类似衬衫的东西。可取的办法有如下述：一个人穿着力求简单，就算在黑暗中两手准能摸到自己，而且，他的生活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紧凑扎实，有备无患，哪怕是敌人攻占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从容不迫，空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等于三件薄的衣服一样派上用场，顾客可按照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厚外衣好几年都穿不破，五块钱可买到一件，两块钱可买一条厚实的长裤，一块半钱买一双牛皮靴，两角半买一顶夏天的遮阳帽，六角二分半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换句话说，只花很少的钱在家就可以制作一顶质地更好的帽子。有一个人穷虽穷，但一穿上用自己的辛苦钱置备的行头打扮，难道说还会没有聪明人去向他表示敬意吗？
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听了以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现下人家不时兴这个啦！”话音里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仿佛她引用的有如命运三女神那样毫无人情味的权威似的。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的款式，仅仅因为女裁缝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好像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我听了这神谕一般的话，一时间陷入沉思，稍后才使这句话逐字地显得特别清晰，好让我悟出个中含意，以便发现人家和我有多大血缘关系，在一件跟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家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决定同样神秘兮兮地回答她，对“人家”两字同样压根儿没有加以强调，说：“不错，前一阵子人家是不时兴这个，可是眼下人家又时兴啦！”她硬是没有量过我的特色，单单量了一下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颗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量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珀尔茜三女神，而是时髦这位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具有百分之百的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有时候，我感到绝望，在这人世间原本一些非常简单朴实的事情都要靠人帮助方才完成。人们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从里头挤压出来，他们两腿再也不能马上直立起来，那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想入非非，照他这些怪念头，真不知道何时打从卵子里头孵化出来的，即便烈火也都烧不尽。而你的一切辛苦全都打了水漂。不管怎么说，我们可别忘了，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从一具木乃伊那儿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