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如此匆忙，如此浪费生命呢？我们还不如在挨饿之前干脆饿死就得了。常言道，及时缝上一针，日后省缝九针，可是今天他们就缝了一千针，只是为了省缝明日的九针。至于这种做法，我们可得不到任何效果。我们得了圣·维特斯的狂舞病，不可能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静。我要是在教区钟楼下拉了几下绳子，好像报火警似的，就是说，钟声还没有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郊外农家的任何一个人——尽管今儿个早上借口说过多少回他如何忙得不可开交——或者说，还有孩子、妇女，我敢说，管保撂下手头的活儿，循着钟声一溜小跑过来，说实话，他们跑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从大火中抢救财物，八成儿是来作壁上观，因为大火早已烧起来了，反正大家心里知道这火不是自己放的——为何不来看看大火是如何被扑灭，如果不用费什么劲的话，那就帮个忙救救火；是的，哪怕教区礼拜堂本身着了火，恐怕也会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吃过午饭，刚睡过半个钟头午觉，醒来后抬头就问：“有什么消息没有？”仿佛别人都在给他站岗放哨似的。有的人吩咐道，每过半个钟头把他叫醒，毫无疑问，也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稍后，作为回报，他们把自己做的梦胡扯给别人听。睡了一夜醒来，新闻之须臾不可离，如同早餐一样。“请告诉我，这个地球上某某地方发生过的有关某某人的新闻，好吗？”——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看报纸，得知这天早上瓦奇托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给挖掉了；可他从来不想一想，此时此刻，他就生活在世界这个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个儿的一只眼睛也早已瞎掉了。
就我来说，没有邮局，我觉得反正也能凑合着。我想，只有极少的重要信息需要邮局传递。说得更确切些，我一生中至多也只收到过一两次信是值得邮递的——这还是我多年前写过的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你正经八百地给一个人一个便士，就得到了他的想法，结果呢，你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玩笑。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过任何难以忘怀的新闻。如果说我们读到有一个人遭到拦劫了，或者说被谋杀了，或者说死于非命了，或者说一幢房子给火烧了，或者说一条船沉没了，或者说一艘轮船爆炸了，或者说一头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者说一只疯狗被杀掉了，或者说入冬后出现一群蝗虫——那我们就不用再读别的什么玩意儿了。其实，有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说你对原则早已了如指掌，你干吗还要去管多如牛毛的实例及其应用呢？在哲学家看来，所有被称之为新闻的，全是闲扯淡，编辑新闻和阅读新闻的都是一些喝茶闲聊天的老妇人。然而，不少人对这种闲扯淡却乐此不疲。前几天，我听说有那么多人蜂拥到一家报馆，想打听最新收到的国外消息，把报馆的好大几个玻璃窗都给挤碎了——那条消息，我倒是认真地琢磨过，脑筋活泛一点的人管保在十二个月前或者十二年以前就准确无误地写好了。比方说西班牙，只要你知道如何将堂·卡洛斯和公主，堂·彼得罗和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儿不时地、恰如其分地写上去就得了——自从我读报以来，这些字眼儿也许有了一点儿变化——如果没有别的乐事可供报道时，不妨扯一扯斗牛吧，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或衰敝现象向我们做了出色的报道，如同报上这个标题底下那些最简洁明了的报道一模一样。至于英国呢，来自那个地方的最新要闻，几乎还是1649年的革命；如果你早已知道英国谷物每年平均产量的历史，那你再也用不着关心这类事了，除非你仅仅为赚大钱做投机生意。如果有人不看报就能下断语，那么，国外说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新鲜的事，即便是法国革命也不例外。
何谓新闻！要知道什么是万古长青的事情，那才是最重要的。“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在周末，昏昏欲睡的农夫们的休息日里——星期日正是含辛茹苦的一周的结尾，不是新的一周崭新壮观的开始——传教士偏偏向他们耳朵里灌输的不是冗长乏味的布道，而是一个劲儿发出惊雷般的吼声：“停——停住！干吗看上去很快，其实却慢得要死呢？”
伪善和谬见被推崇为最健全的真理，现实却成了虚玄幻象。如果说人们都尊重现实，不为幻梦所欺，那么，我们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相比，将是其乐无穷，犹如“天方夜谭”。如果我们只尊敬那种不可避免的和有权利生存的事物，那么，音乐和诗歌将会在街头激起回响。只要我们从容和聪明就会看出，唯有伟大而优秀的事物方可永久而绝对地存在——些微的恐惧和些微的乐趣只不过是现实的影子罢了。现实总是令人振奋，令人崇敬。人们闭目微睡，任凭各种伪象欺骗，到处确立和巩固日常生活的例行习惯，其实后者仍然建立在纯粹虚幻的基础之上。儿童模仿成年人活动做游戏，比成年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真正规律与关系，成年人虚度一生，但自以为比儿童聪明得多，因为他们有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有过失败的经验。我在一本印度的书里头读到：“有一位王子，从小被赶出了他出生的城市，由一个樵夫收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一直自以为属于他生活其中的化外之民。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大臣发现了他，把他的身世告诉了他。他对自己的出身的错误想法终于得以冰释，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王子。所以，”这位印度哲学家接下去说，“由于身处环境的缘故，这个人对自己的出身产生误解，直到某个圣洁的老师向他说明真相，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是婆罗门。”我发觉，我们新英格兰的居民过着这种中不溜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视野还穿透不了事物的表象。我们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走过这个村镇，看到的只是现实，那么，你不妨想一想，米尔德姆街将会走向何处？如果他给我们描述他在那儿看到的种种现实，那么，我们对他描述的那个地方恐怕就认不得了。瞧一瞧礼拜堂，或者县府大楼，或者监狱，或者商店，或者住宅，在真正凝视它们之前，你倒说说看，它们真的是什么样，反正在你的描述中它们都会化为乌有。人们尊重遥远的真理，是在现成体制之外，在最遥远的星辰后面，在亚当之前，在最后那个人之后。永恒中确实存在真理和崇高。然而，所有这些时代、地点和事件，都在此时此地。上帝之伟大已在此时此刻达到极致，断断乎不会随着时代消逝而显得更加神圣。我们只有永不间断地融入和开挖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高贵。宇宙经常顺应我们的观念；不管我们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反正道轨已给我们铺好了。让我们毕生怀有这种设想吧。诗人或艺术家曾经有过美好高尚的设想，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将它付诸实现。
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地度过一天，莫让掉在道轨上的硬果外壳和蚊子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用或者不用早餐，心平气和，泰然自若；让人来人往，让钟声响起，让孩子们啼哭——决心好好地过日子。为什么我们要认输，随波逐流呢？让我们不要饮食无度，佳肴珍馔就像浅滩，有着可怕的激流和漩涡。闯过了这一险关，你就平安无事，剩下的是下山的路了。莫让神经松弛，借助黎明的活力，朝另一个方向起航，就像尤利西斯一样，把自己绑在了桅杆上。如果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就让它拉响吧，直到它的响声沙哑。如果钟声响起，我们为何要拔腿就跑？我们还要琢磨琢磨，听听它们像是什么乐曲。让我们安下心来工作，涉足于全球泛滥的污泥浊水一般的舆论、偏见、传统、谬见和表象之间，穿越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康科德、教堂、国家、诗歌、哲学与宗教，一直来到了一处坚硬的底层和牢固的基石，我们管它叫作现实，稍后说，现实就在这儿，没错；你可以在这个支点之上，在山洪、冰霜与火焰之下，开始在这个地方，建造一道墙，或者建立一个国家，或者安全地竖起一根灯柱，或者一台测量仪器，不是尼罗河水位测量仪器，而是一台现实测定器，让未来的各个时代可以知道，虚伪和表象有如山洪般积聚下来，该有多么深。如果你直立着，面对事实，你就会看到事实的两面都闪烁着阳光，好像这是一柄古代阿拉伯人使用的双刃短刀，感觉到它那利刃正在剖开你的心脏和骨髓，于是你便欣然告别人生。生也好，死也好，我们渴求的仅仅是现实。如果我们真的一瞑不视了，就让我们听听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感觉到四肢冰冷吧；如果我们还活着，就让我们忙自己的事去吧。
时间只是可供我垂钓的小溪流。我饮用的是小溪里的水；但我一边饮用，一边看见小溪底层的沙土，发觉它是多么浅呀。溪水悄悄流去，然而永恒长存。我会尽情痛饮；我会寻摸到布满鹅卵石般星星的苍穹。我连“一”都数不出来。我不认得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我常引以为憾，觉得自己还不如初生时聪明了。智力是一把刀；它能洞察缝隙，剖开万物的奥秘。我不希望自己双手忙于可有可无的事情。我的头脑是手和足的象征。我觉得自己所有最佳才能都凝聚于此。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头脑是一个开挖的器官，就像有些动物用它们的鼻嘴和前爪挖洞，我要用它去挖自己的洞，穿过这些山峦，开辟自己的道路来。我想，最富有的矿脉埋藏在这附近的地方；因此，利用占卜杖，根据升腾的雾气，我做出断定：就在这里我着手开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