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封至模先生，堪称秦腔艺术改革的一代宗师。他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大交流大冲撞时期，他既有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的积淀，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位罕见的奇才。
先生的戏剧造诣之深度和涉猎面之广泛，前所未有。他是优秀的剧作家，创作改编的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历数十载之风雨而盛况不衰。他是杰出的导演，排戏力求精益求精，他又是表演艺术家，话剧、京剧、秦腔无一不通。精湛的演技，曾倾倒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秦观众。他是着名的艺术教育家，他的学生遍布西北五省和大江南北，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他还是位勤于笔耕的戏剧理论家，撰写的《秦腔声韵初探》、《中国戏曲大词典》、《秦腔剧目汇考》等专着，已成为秦腔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他又是一位不倦的宣传家，能把握一切时机，通过报纸、杂志等宣传工具，把秦腔这一地方剧种推向全国。是他联系灌制了最早的秦腔唱片，为后人留下了最早的唱腔音乐资料。是他集结归纳了“陕西梅兰芳”王天民、秦腔正宗李正敏的艺术成就，使他们在艺术的长河中以独特的艺术流派熠熠闪光。他还是舞美设计家和剧场改革家，从化妆、服饰、灯光、布景到剧场秩序，坐椅排号无不留下先生改革的印记。他的盖世才华和对秦腔艺术的卓越贡献，使我们稍一涉足这个领域，就会熨贴地感悟到先生那永不泯灭的智慧之光。
先生在学生时代，即被戏剧这个溶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的磁场所吸引。时值“五四”运动前后，封闭了数千年的中华之门骤然洞开，域外的风，挟裹着“平等、自由、博爱”的蕴含呼啸而人，让那些浸透了儒家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怦然心动。中西文化的交融荟萃形成了气势磅礴的逼人态势，这股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神州大地，又令他们热血沸腾。于是这一群猛醒的知识分子高举着新文化的大旗，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远动的狂飚。先生便是这大时代风云中的一位弄湖儿。他学习文学、学习外文、学习绘画，学习戏剧，他张开每一个求知的细胞来努力扩充自己，载负着“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终于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选定了戏剧这个前进的航标。视富贵如浮云，在戏剧的艺海里沉浮终生，虽九死而不悔。
先生在易俗社任职八年，全面的推行实施了他的改革蓝图，首次完善了秦腔的导演程序，并建立了自己的导演体系，使这一阶段成为秦腔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是先生人生历程的巅峰期。
以先生的学识和才华，可以与同时代的评剧宗师成兆才和豫剧改革家樊粹庭对中国戏曲的贡献相提并论。纵观他们三人的戏剧活动现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以本剧种为坐标，其他剧种为参照进行了大胆和全面的改革。成兆才先生在莲花落地基础上，广泛吸收河北梆子和当地皮影戏的音乐和表演艺术，对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评剧。樊粹庭先生以京剧为参照系，对豫剧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使这个剧种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从广场艺术进入了剧场艺术，把豫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封至模先生根据自己新文化观和戏剧观，对秦腔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进入剧场的这个古老的剧种，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以封先生为艺术指导中心在易俗社时期虽已经明显形成，由于先生的离去，这个艺术中心已不复存在了，若是存在也是时而明晰，时而隐去，时断时续，未能长期的固定的影响一个社团。先生是一位跨越戏剧诸多领域的全才。以先生的学识和才华，本应有更高的建树和历史贡献，由于社会的和先生自身的原因，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这是历史的过错，剧人的遗憾！
二
纵观先生一生艺术成就，大抵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生戏剧艺术观的形成期。主要是在北平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时期。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余波未尽，北京的文坛、剧坛格外活跃，话剧作为一种西方艺术形式刚刚传入我国，它以内容的现实性和表现手法的写实性引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浓厚兴趣。先生和话剧先驱陈大悲、熊佛西等人即组织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北京实验话剧社”，演出中外名剧。先生以扮演各种性格的女性见长，曾在多部话剧中出任女主角。经常演出的剧目有《夜未央》、《英雄与美人》、《爱国贼》、《不如归》、《幽兰女士》等。在《幽兰女士》中，先生扮演幽兰女士，李健吾先生扮演侍女，他们配合默契，扮相典雅，引起轰动。同时还出刊了《实验戏剧月刊》，宣传鼓动新戏剧运动。还和陈大悲等共同创立了“北平戏剧专科学校”，专职培养话剧人才，先生被聘为该校教员。
当时的中国剧坛，京剧的覆盖网络辽阔，群众基础雄厚，且因清王室的青睐和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的涌现发展迅猛，正趋于鼎盛时期。先生居身京都，在这样浓浓的京腔、京韵的氛围中熏染、陶冶，加之先生对戏剧艺术的天才悟性，很快便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始拜宫庭内奉李玉琴为师，习青衣花旦。又向京剧名家王多芬学刀马旦。还向名票友王凤山请教，逐渐谙熟了京剧表演程式，不仅唱作俱佳，而且还有许多独到之处，比如他的踩跷技艺之高超就曾名闻京津。接着先生参加了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京剧巨子们组织的“国剧协会”，结识了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四大名旦，学会了数十出京剧，经常演出的就有《拾玉镯》、《贵妃醉酒》、《虹霓关》、《五花洞》、《十三妹》等。甚至还要到天津下海，因家庭坚决反对才未成行。
先生以一介书生习艺，且痴迷如是，源于他对戏剧那种超越同代人的非凡见底，他说：“在此故多有好之者，然皆以娱乐视之绝少以文学、艺术目之者。”他是把戏剧视为文学、视为艺术甚至是视为生命来体验的。所以他在频繁的演出实践中追寻戏剧表演的规律性流程和把它升华为艺术理论的科学依据。把话剧表演的写实性和戏曲表演的写意性融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表演艺术，然后把他的所获，所思、所想用他的生花妙笔阐释成一篇篇文采斐然的戏剧理论华章。直到他的胸襟中贮满了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三年后，他载负着这些重重的学识和沉沉的积淀，返回故里。他的心，萦系在三秦这片沃土上。
当时的西安，地僻一隅，交通不便，新文化运动的长风穿越万里关山，到达这里时已经有些困顿和疲惫，以至于这里的行动总要较大时代的脉博慢半拍。先生的归来，给这个偏安封闭的古城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他一回陕即和京剧名票友李游鹤、李逸僧等组织“广益娱乐社”，在组织演出京剧的同时，学习秦腔。不久就学会了《杀狗》、《慈云庵》、《入洞房》等戏。又和周伯勋、刘尚达、张寒晖等人组织成立了“实验话剧团”，演出易卜生的《娜拉》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名剧，推行新剧运动。凡遇节庆活动，先生必登台献艺，常常引起轰动。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陕西的一代名流学子，甘与伶人为伍，自然受到了上层社会一些人的鄙薄和指责，可是对戏剧的一往情深使先生别无选择。非议反而加速了他的决心，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具改革意识的易俗社。
1931年，先生正式加入易俗社，任编剧、训育主任等职。在易俗社供职的八年，可视为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先生生命中的黄金季节和最辉煌的年代。当时的秦腔和京剧相比落后许多，先生致力于话剧和京剧艺术多年，深知两剧种之神韵，即取两剧种表演之精华，用之于秦腔，全面实施他的改革蓝图。每排一出戏，必先审剧本，净化剧本内容，去其封建迷信糟粕部分，扬长避短，对一部戏的推出作全面的策划定位，对整部戏如何立于舞台有一个整体性规划，这一举措，一改过去言传口授的老路，强化了导演职能，使秦腔从广场艺术到剧场艺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导演这个词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秦腔史上。他借鉴了话剧、京剧甚至电影的表现方式，在易俗社创作、改编导排了五十多部戏，几乎戏戏有新招，剧剧有新意。先生每排一部戏都很讲求戏的整体效果，他常常亲自设计灯光、布景、服饰、化妆，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改掉了舞台上一些陈规陋习。尤其是对角色的服饰道具，先生要求极严格，在这些方面，他特别尊重历史，尊重传统，讲求“宁穿破，不穿错”。对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则力求推陈出新，层次分明的描绘他的舞台风光。先生的目光不仅倾注在舞台上，还延伸到剧场，如改散座为对号入座，剧场内杜绝喧哗，小商贩不许入内叫卖等措施均为先生所首倡，极力给演员造成一个能充分进入角色的空间，让观众有一个能尽情欣赏演出的时空，台上台下达到了和谐优美的统一，演出质量空前提高。
这时期，易俗社涌现出一批光耀秦腔史的优秀演员，先生以戏剧家的眼光和宣传家的敏锐公允的评价出他们在秦腔史上的位置及其贡献。不但用文字来描绘他们超群的演艺，而且于1934、35年问两次请上海百代公司来西安为陈雨农、赵杰民、党甘亭、刘迪民、王天民、耿善民、王月华、李可易、雒秉华、高符中等着名演员录制唱片三十余张。先生亲任片头演员介绍，使我们现在仍能欣赏到前辈艺术家们精美的唱段，为秦腔保留了最早、最珍贵的声腔资料。成为先生对秦腔艺术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