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随后紧急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岩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2000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在于除了袁世凯原来派驻朝鲜的3000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命吴大征带领陆海军5000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原因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皮一个星期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朝鲜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8000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惕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朝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促成英国这一表态的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并且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
一、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二、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的：“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经过13天6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
1．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日后朝鲜国内若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前需告知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它承认了日本拥有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与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号称大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比起来，未免相形见绌，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当时日本驻中国的公使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是之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
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朝鲜方面调查后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
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了“国际惯例”这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八
“防谷令交涉”持续了4年之久，最后在1893年的5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足够的开战理由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
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因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朝鲜朝廷对他恨之入骨，悬赏重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送来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
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不是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的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意见的场面。“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他一脚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的劝阻意见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1885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时已经是28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
“当然。”
“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
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说：“事情的发展很有趣。”
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继续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
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得真漂亮。”
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被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不具备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
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陆奥宗光外相向伊藤博文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伊藤博文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我们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并且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抗议遭到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
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
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得最高的就是现在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金玉均遇害后日本人之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
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情况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能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