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中，对康熙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日守成，实同开创焉。”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也许是令我们非常惊叹的，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千米。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经过了平定三藩叛乱以及收复台湾，中华版图基本上奠定了当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北方向，康熙帝抵御外侵，并且缔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
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这是一次独立外交的胜利，便于康熙皇帝在正北方向与多伦会盟，治理蒙古。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的基础上，康熙帝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两千年古代历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
康熙之后，蒙古是中华各个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在西北，康熙皇帝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又经过了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了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广大地域，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
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甚至成为蒙古瓦刺的俘虏。
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的做法，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就这样康熙依次收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复越汉唐”。
在西南，康熙命人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又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个地区民族的管理，在康熙皇帝英明的统治之下，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和谐。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时康熙对农业也非常重视，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就下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了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
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在康熙年间，他还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还热衷于园林的修建设计，曾经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修建了很多美轮美奂的园林建筑等，留给后人很多叹为观止的艺术瑰宝，“三山五园”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延续了活力，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了，艺术文化才能繁盛，中华文明在清朝得以传承发展与这个时期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康熙强调藏富于民，普免天下钱粮共达545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矛盾和民族纠纷没有根除，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
康熙帝是一位很幸运的帝王，在他生命中的后四十年中，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动到静的稳定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已经释放，新的社会冲突还没有积聚起来。在中国两千年的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四十年以上的，有汉武帝（天汉民变）、唐玄宗（安史之乱）、明世宗（庚戌之变）、明神宗（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和清高宗（王伦起义）六位，而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多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朝。
在康熙朝，秋决死刑数字比较少，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决断死刑，“不过十数人焉”！
对于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年被处决死刑的只有十余人，这个数字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比较稳定的。
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四十八次去木兰秋狝、五十三次到避暑山庄，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四方出巡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的后四十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确实是一个疆域广大、百姓生活安定和美、内外都没有纷争的朝代。清朝的这一经济强大、地域广阔的伟大时代是在康熙和孝庄的努力之下创建的一个盛世。
那么，康熙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呢？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
（一）在孝庄的指导下，清除了权官势力，初设南书房，建立密折制度，将皇权推向了更尊崇的地位。
顺治帝临终前，承袭后金旧制，立四大臣辅政，形成了四大辅佐大臣、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太后参政三足鼎立式的集体约束机制。鳌拜渐渐从四大辅命大臣中脱颖而出，结党营私，专横跋扈，严重威胁了皇室的权力。康熙八年（1669年），在孝庄的指点下，亲政刚两年的康熙帝以雷霆手段，力擒鳌拜，将鳌拜的罪证公布天下，清除了鳌拜的党羽，同时为诸多冤案平反昭雪。自此，康熙时代来临。这件事，对于康熙帝后五十年政治统治的延续有重大的意义。
康熙帝清算了鳌拜的势力，斩除了皇帝集权的最大障碍，朝廷决策重归皇帝一人，原来的四大辅政大臣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成了摆设，诸王贝勒长史、闲置的议政大臣皆不能再参与重要的决策，皇帝亲自批红，大权独揽，“断不假手于人”。皇权独尊固然会出现个人专断和政治昏聩，但是，在专制体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拥有权威的首要条件是手中握有权力。幼年的康熙帝公然发动政变，显示了其所具备的果敢、机智和勇气，康熙帝的气魄和雄心可见一斑。这件事使群臣也从心眼里慑服康熙帝，康熙帝的人格魅力、领袖气质都促使了群臣忠心于皇权。
清算鳌拜势力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破除了康熙帝构建新政府的结构性阻力；二是为冤案平反昭雪，缓和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矛盾，平息了官场内部各种势力的倾轧，康熙帝得以推行新政。破除鳌拜势力是打破旧的政治格局，建立南书房则是重新建立政治新格局，为皇权添砖加瓦，南书房成为了皇帝的智囊集团。
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冷落议政王大臣后，康熙帝需要尽快建立新的智囊团来填补权力空缺，辅助决策。这个机构既需要精英人才的参与，还不能形成制度性的效率低下的制度机构，也就是需要在权力效率和权力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公平、效率和安全，是政治权力设置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中权力公平是权力设置的目的，必须满足民众的要求，符合社会规划和实现政治终极价值的统一，表现为资源分配的公平和司法实施的平等；权力效率体现的则是政府的执政能力，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利益，做到速度、利益和效力的统一；权力安全是新设立的权力机构不能成为威胁权力的制约性或颠覆性因素，以能够控制、绝对服从为最佳。专制社会，最首要的原则是安全，要以绝对控制下属为第一；其次是效率，能够快速有效地达成皇帝的意旨，维系社会的稳定。康熙帝设置新机构，亦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先创设南书房。
南书房相当于现在的专职秘书处，里面的人是皇帝的心腹班底。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康熙帝谕令日：“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艺……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康熙起居注册》第1册，第331页）汉族精英张英、高士奇入职，后来，叶方蔼、张玉书、陈廷敬、徐干学、王鸿旭等均得以入职。
南书房是辅佐康熙帝决策的重要机构。它的作用有四点：第一，它使得汉人得以进入决策的核心圈，破除了满人把持朝政的体制壁垒。南书房供职人员四品官轶，官衔依原职，是临时性人员，但这些人每日侍奉在皇帝身旁，建言议政，筹划良谋，甚至会参与最高的机密决策，是典型的参与性智囊实权派。第二，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汉族精英，尤其是南方士绅领袖，对于提高康熙帝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宋始，南方士绅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其知识面含量、能力指数和人脉关系绝非东北苦寒之地的人所能媲美。参政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和合理性程度，康熙帝此举实在是明智之举，提高了决策的合理性。第三，提高了行政效率。专制政府的高层决策多是关乎军事机要、人事任免、重大案件处理等军政要务。民主体制下，肯定是公开讨论，集体磋商，确定对策，筛选最佳方案。但在专制时代，则是秘密商讨，个别决策，快速处理，立刻执行。因此，南书房的精英参与谋划，秘密决议，决议直达当事人，机构设置的简洁便于决策快速高效执行，确保了专制政府的行政的高效性。第四，汉族精英入职南书房，团结了汉族，满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得到了保障。
新的人事格局实行后，为了有效控制、监管和制衡群臣，康熙帝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还开启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真正构筑起了康熙政府的权力监督系统。密折制度因此诞生。以往的奏本、题本两类文书的传递制度，以及辗转六部、内阁等中央要务部门的繁杂程序被康熙帝改变。臣属有事上报，必须亲自书写，由臣属的家人、差役或者是在京的亲属直接送达，路上为免耽搁，要另筹备两匹马。密折到达官门后，由御前大臣或太监、侍卫呈予皇上，后来专设奏事官负责这类事宜。皇帝一旦批示，或直接传送给当事人或留下，绝不外泄；皇帝亲自批示，从不假手外人。康熙帝晚年的时候，右手有疾患，不能书写时就换左手批阅。他的批示不起稿，不留底稿，所有奏折全部存放于匣子中，配有铜锁，钥匙自带。
密折制度是康乾盛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密折制度在雍正时得到了彻底的推行，成为雍正根除康熙晚年遗留弊端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有力措施。
密折制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1）有效监督了群臣，保证了皇权的安全。历来官员行政，都免不了滋生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各种贪腐行为。因为缺乏民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所以在统治体系内部开启秘密监察的举措，是历代皇家王朝采取的厉行措施。在固有的检查制度外，康熙帝独辟蹊径，设置下级官员秘密监察上级臣僚的制度，这个制度检举不法官员的意图非常之明显。正常的监察御史制度有必要的程序要走，官员间也免不了相互包庇、请托，古板的文件传递方式和监督体系都会消减正当监控的效力，密折制度恰恰弥补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密布全国、全臣参与的以臣治臣、以下督上的网络式的监控体系，直接把所举之事送达皇帝眼前。这种做法不得不让群臣谨慎处事，廉洁奉公。
（2）提高官员的行政效率，有利于督察官员的行为。密折制度是体制外监督。下级官员监察上级官员，秘密监督，要求他们在只有皇帝一人知晓，无信息泄露的情况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密折制度打破了专制时代上下级严密的权力从属关系，上下级官员平等监督，加上皇帝的激励性支持，对于群臣是“料敌于机先”，能够将祸患及早免除，使官员自觉地强化自律意识和行为，激励官员合理行使手中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营私舞弊的行为的发生。
（3）鼓励下员进言，激励为官上进。密折制度开辟了一条自下往上的监督通道，这条通道直接打通了下级臣属和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层层障碍。外地督抚、级别低的官员亦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机要事宜建言献策，及时检举不法官员的不法行为。这无疑激励着他们为皇帝分忧效命。康熙帝本人勤政爱民，审慎度势，包容豁达，所有密折皆亲自批复，语言多含勉励之词，体现了一个君王爱戴臣属的情怀和仁厚的品德，康熙帝可以说是深明圣道统治的至理，臣属也多会感恩戴德，更会用心政务，廉洁奉公，心系帝王。
（二）以文治武功为基础，提升政府的有效性，赢得下层民众的支持。
在使国家政治稳定、繁荣富强、外交杰出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的帝王中，康熙可以算得上其中杰出的一位。康熙在位时期，大清朝开始了盛世局面。在某些方面来说，塑造政府的形象和表现政府官员的廉洁的品性对于民众支持政治权力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政策效果所带来的正面价值亦不可忽视。在康熙执政期间，康熙政府大量地改革改变了清朝初期“马上民族强权”的形象。例如震慑强大军力的外敌、坚持不懈地进行黄河治理、注重民生的亲民策略，这些改革开始并稳定了国泰民安的局面，更由此获得了百姓的支持。
首先，我们可以从在这三十年内内部叛乱的平定以及边境的统一这样巨大的业绩上看出，在前三十年的政治活动中，战争一直是康熙政府的首要工作。在各类政治斗争中，战争已成为最主要的解决纷争的手段，并在保卫边疆、解决祸乱、安抚反抗势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铁血手腕可谓是贯穿其始终。
对内，中原在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长达八年的平定三藩后，四十多年没有战争；对外，康熙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侵略、亲征噶尔丹、派兵进驻西藏。康熙政府极为重视军事，军队的人员和后备军往往数量庞大，军事活动十分频繁，极具声势，而康熙政府的军队战绩也极其惊人，鲜少看到败绩，可谓是所向披靡。
对于初开局面的清朝帝国来说，康熙政府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对巩固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政权，中原人士大多数都持观望和不合作的态度，南方民众更是尤为排斥，这对清政权的稳固尤为不利。
顺治时期的怀柔政策非但没有缓和这种状态，反而更是增加了反抗清王朝的各种动乱。西南的藩王吴三桂更是由此生出反心，他招兵买马，在南方以“为明朝复仇”、“驱除鞑虏”的借口进行叛乱，康熙政府对吴三桂的军事镇压就成为平定叛乱、树立中央权威的重要手段。经过八年的平定三藩，康熙彻底扫除了明朝的残余势力，以武力巩固了政权，也为江南的归顺打下了基础。
这些国家边疆发生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威慑了边境的不安定分子，扩充了边境的领土，更是保卫了国家的安宁，对于国家根基的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这种频繁而经常传来捷报的边境战事，对于那些在辽东满祸流亡的明朝遗民来说，给他们带来的更是一次彻底的反思。这些从无败绩的卓越战功和不断拓展出来的边疆领土，显示了大清帝国的强大国力，更是表现了统治者的铁血手腕以及绝不妥协的意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加深了他们对明朝晚期国力衰弱百姓贫苦的印记，却也逐渐增加了对康熙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同。
与此同时，康熙政府的铁血手腕和浩大的战争迫使南方民众逐渐放弃一味抵抗的心理，并逐渐转换成一种妥协的态度，被迫开始接受新王朝的建立和统治，无论是从意志方面还是执行方面来说，清政权彻底得到了人民的顺服。
对国家而言，康熙政府强大的军力为清王朝开拓出一个1300万平方千米的辽阔疆域，建立了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的空前大帝国。这种国家统一、边境安宁的政治局面的实现，也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一种重要体现。从政府的执政和威信而言，康熙政府在一种良性变化下，由开始仅仅保卫稳固国防的功能逐渐变为百姓心中可以信赖的合法性的存在，这些都为实施国策、展开民生工程奠定了政治基础。对于康熙大帝平定边疆的卓越军事领导能力和让中原安宁富足的国策实行，道光时的魏源称赞不已，并有着如此高的评价：“兵多而民不扰，饷费而赋不增，至矣哉。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轩皇，非力牧也；禽豨布于荆吴者高祖，非绛灌也。江汉常武，绩赖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
接下来，便是开始实行有关民生的各项工程。
百姓的民心所向、读书人的支持和官员系统对于政权和统治者的忠诚是政府统治的最终基础。从民众支持方面来说，政府的业绩对于是否造福于百姓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免受战乱、减轻税租、安定生活和改善民生的做法。在强大的军队给百姓树立威信的同时，也让百姓在这些注重民生的政策中对政权感恩。这种软硬兼施的统治手段形成了统治阶级的群体服从基础。在康熙执政期间，这些作为“文治”的民生工程，有许多让人可以称赞的地方。
康熙政府在民生上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政府就下令，不得再去强行圈地和占领百姓的民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更是再次重复申明和强调，这时已经再也看不到汉族百姓的房地被强行占领或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让人民去劳役的现象了。
在农民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上，康熙准确地抓住了土地和人民的关系这一切入点，解决了农民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房屋可以居住的问题，从而让社会的基础得以稳固。康熙曾这样说过：“想要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把民生作为首先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开垦田地，让家家户户可以有余粮，即使取出一部分作为税收也不会让他们为此多加劳力，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也是国家欣欣向荣的基础。”
（2）康熙二年（1663年）实行了地丁制度，也就是将政府的税收废除其他杂项，只保留地丁两项。过程更是比先前简洁明了，各地征收的税款直接上交中央财政。与此同时，康熙政府严令禁止扰民害民以及和民夺利的行为，不准官员从事商业，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力惩处。
（3）在惠民方面，社会救济是康熙政府极其重视的一点，想要人民真正得到实惠，莫过于减轻他们的租税。想要让大家真的快乐和获得利益，达到仓库有丰收盈余的粮食，只有减少税收，让所有的百姓都能真正得到实惠。康熙政府执政期间，一直推行这项造福于百姓的政策，到了康熙十四年（1675年），免收的租税如果折算成银两，可以达到九千余万两，大概是这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倍左右。
（4）推行改良农作物品种、开垦农田的国家政策，康熙八年（1669年）出台了“更名田”制度，推行屯田令，鼓励边疆的军队和游民开垦荒地，并将先前明朝宗室的土地让百姓来耕种。史书上曾有过相关的记载，单单在四川，平均每年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有4561顷，总共可以达到273571顷。在这样的基础上，康熙政府又在适宜的省份引进并推广了一些丰产作物，在短时间内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另外，将治理黄河水患作为国家的重点工程。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黄河水患都是国家要解决的严重内患。在清朝刚刚建立的时期，黄河水患仍然时常发生，长达十八年的顺治时期，黄河就决口十五次；康熙元年（1662年）就发生决口六次，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河突破岸口更是达到了四十六次。
每遇黄河水患，淮河、永定河与大运河都会受到影响，黄河泛滥致使中国华东华北以及南北延绵一片，造成许多灾情严重的洪水，农业和交通因此受到极其恶劣的影响，农田颗粒无收，粮食亦无法运向北方，极大减少了国家的正常税收，国家粮食安全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无论如何，治理黄河成为解决民生的首要政策。
康熙政府一直把治理黄河作为要实行的首选国策，并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花费了许多精力。康熙治理黄河的各项政策效果一直不错。
第一，执政期间长达五十年间的坚持不懈治理；第二，为治理黄河挑选的官员都比较能干和合适，前后挑选的河道总督如辅、于成龙、张鹏翮、赵世显都有真才实干，都是国家栋梁之材；第三，康熙关于治理黄河的相关事宜都是亲自负责，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一把抓，其间还有过六次巡视治河过程，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黄河水患基本不见。康熙对此十分满意，曾经这样说过：“今年河道平稳，所报黄水、清水势力相当。其先清水不能抵黄，每每倒灌。自朕指示筑堤，引清水由北岸流去之后，黄水始不倒灌。又将杨家闸处修理，所以大得利益。朕以河道关系甚要，故将河图置于座右，不时详阅，即小处地名亦皆留意也。”
康熙政府推行的各种惠民的国策，创造了经济不断发展的盛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农田面积已经恢复到明朝晚期的基本水平了，已经在向明朝兴盛时期万历八年（1580年）的七亿亩靠齐了。全国每亩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相比明朝的亩产六七十斤，清朝已经到了一百八十斤左右，可谓翻了两番。百姓人口方面，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相比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增加了约有三分之一，由先前的9500万增长到了12400万人。百姓可以温饱，没有生存的担忧，就会增加对政府的信任。
历经长期的战乱，百姓更加关心自身利益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百姓对清政府的反抗意识已经不断减弱。民间的反抗资源在长期的战乱中被逐渐消耗殆尽，因为各种原因在清朝初期的反抗运动，例如台湾郑氏政权的割据和吴三桂“反清复明”的三藩之乱，都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江南读书人和百姓的意志力和反抗决心大大减小。
一般的百姓经历了明朝晚期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和长达六十年的战乱后，感受到新生政权的宽容和惠民以及当权者的开明，开始慢慢接受之。儒家文化、家族人际的伦理等信仰仍然得到尊重，基础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感逐渐加深并且开始服从。因此，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政权逐渐稳固，社会开始真正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