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就急转而下，原因是我迷恋上了写作。我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自认为是诗歌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后来又迷上了小说，我偷偷地写信给远在南平的表姐秋兰，让她给我寄来大量的文学杂志，那些文学杂志像毒品一样让我上瘾，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最后，我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写作的确是一种毒。
我承认我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我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读书的钱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条野狗一样在乡村田野里游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烦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堕落，父亲和老师的教育已经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条无望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父亲在深夜里沉重的叹息让我惭愧，尽管他总是安慰我，说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打铜也是赚口饭吃，打铁同样也是赚口饭吃。我却知道，那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许多同学兴高采烈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悄悄地和堂叔李文养去做泥水匠的学徒了。李文养当时是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包工头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还有堂哥李土土。那时，李文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村里承包了一栋楼房的建设工程。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突然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我会在休息时从建了一半的二楼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养见状对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是摔死了，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我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又怎么样！我这样没用的人死了又怎么样！”
李文养无语了，他理解我内心的痛苦。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个山村，离开了李文养，回到家报名参军了。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一个叫兰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话。兰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打理着那个小吃店。我经常在小吃店里喝闷酒。那个晚上，我喝得有点多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兰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喝酒有什么用？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的，你不应该一辈子当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补习，继续考大学，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兰珍的话使我下了逃离故乡的决心。
那又是我的一次成功的逃亡。
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故乡，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车后面哭喊着追赶我，我的父母亲和弟弟们在追着她，泪水迷蒙了我的脸……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还有脸回来吗？
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成长，成长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的整个青春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我在部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历练，有伤口，也有军功章。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就是后来成功逃离了部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2004年，我离开了部队，脱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几年来，我混得灰头土脸。
刚开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头的蔡极鸿先生合作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无法忍受商业操作中的一些潜规则以及自私贪婪的商人本质，最后我退出了合作。后来我到唐神传播旗下图书公司当总编辑，干了几个月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我只知道干活，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走时，我手下的几个员工都哭了。他们帮我提着我的东西，把我送出办公楼时，我看了看高远的天空，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后来，我和北京的兴安先生和书商贺鹏飞合作开了一家图书公司，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一年多时间，我付出了很多，收获的却是冰冷的叹息……为什么我总是混得灰头土脸？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个直性子的人，我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商业社会。
其实我是一个人在和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对抗，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铁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侠义柔肠……在我的内心恢复平静后，我决定再不从事商业活动，我不是那个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个小招待所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写了一篇题为《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的文章，我记得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一切都渐渐平淡，生活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粗暴而改变过，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怀疑自己。很多时候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堂吉诃德，总是在和风车作战，自己把自己当个英雄，结果在别人眼睛里是个傻瓜。总是作出无谓的牺牲，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词：‘仇恨！’很小的时候，现实告诉我，你要学会仇恨，那样你会变得残暴。残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威慑别人，但是经常弄得自己伤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我决定放弃心中的仇恨，做一个平和的人，与世无争的人，微笑的人，坦荡的人。仇恨使人变得自私，变得面目狰狞，变得眦睚必报，变提心吊胆！”
我也记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这篇文章后写下的一段话：“在我心目中，西闽一直是个英雄。因为，这位兄弟敢作敢为、敢恨敢爱。我曾经说过，他的性情中既有疾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说，他是有大爱和大恨的人。现在人们喜欢唱‘OnenightinBejing，我留下许多情’，而西闽在那个北京之夜，可能获得的是一种对世俗庸人卑鄙灵魂的顿悟。现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拥有平和宁静的心态。我知道，他一定是经历种种‘恶’的磨炼。他是一个有着淳朴儿童心态的兄弟，于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疾恶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儿童长大了，就会发现成人的丑陋。西闽这个少年英雄终于看清了这点。他在这种顿悟中，一定经历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说的英雄，发现世界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绵羊，必须经历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样。这是一个长着邪恶脑袋的绵羊吃老虎的时代啊。”
我不是什么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种情结。梦想成为古代的英雄，骑着高头大马，一杆长枪挑遍天下敌手。那是我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古代那样的英雄永远不会再有，个人英雄主义在当代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标准，我达不到的标准，比如在很多人眼里，有钱有势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永远的逃亡者，长不大的逃亡者，卑微的逃亡者。
可我最终却不知道会逃向何方。
也许鑫海山庄地震后的废墟是我最后的归宿！
再次陷入黑暗
眼前的灰色光亮渐渐地熄灭，我再次陷入黑暗。
我想，山庄里的人再也不会来救我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放弃我，如果我是他们，我就剩下一个人，用手也会去刨出埋在废墟里的活人的。我没有恨他们，救和不救都是他们的权利，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黑夜的再次降临让我恐惧。
其实恐惧、希望、痛苦、愤怒、烦躁、委屈、平静……这些情绪一直在我大脑里交替着进行。
曾经有个女人问我：“你怕死吗？”
我反问她：“你呢？”
她笑笑说：“当然！”
我说：“那还用问，只有死去的人才不会怕死。可人能够不死吗？”
死亡的恐惧并不是在深埋废墟中才出现过，就是在一些庸常的日子独处时也会油然而生。那是相当脆弱的时刻，会突然觉得无望，生活中的一切变得索然无味，自己就像是一个濒临绝境的人。其实那时窗外的天空依然晴朗，花园里的花朵依然怒放。这样的时候恐惧死亡，显然十分矫情。
此时的恐惧深入骨髓。
那么真实。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不会恐惧的人。
我显得异常的卑微。
黑暗中仿佛有个魔鬼狞笑着伸出锋利的爪子，插入我的胸膛，抓住我的心脏，使劲地捏着。
我的心脏一阵阵难以忍耐地疼痛。
我感觉到心脏里的血在被魔鬼之手挤干。
恐惧产生的毒素侵入我的五脏六腑，我喊叫起来：“不！不！我不要死，不要——”
人死了，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语言，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绝望！
有人会在恐惧中崩溃，失去求生的欲望，然后把自己活活吓死。
我会不会在恐惧中窒息而死？
不，不，我不要死！
我要活下去！
给我力量，让我度过这个漫漫长夜……
预兆
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有预兆吗？
我相信有。可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那种上苍传递过来的信息，那种信息是模糊的，不是谁都能够准确领悟的，也不是什么科学仪器可以测量出来的。就在此半年前开始，我就经常做那个噩梦，在噩梦中我被装进棺材里活埋了……我没能从这个噩梦中破译出那蕴藏的密码。
我是个俗人，我不知道那是神对我的暗示，或者说是自然对我的警告和提醒。
就在我出发来四川的前一天，我还莫名其妙地在QQ上给路金波留言：“如果我这次出去有什么不测，请你好好经营我的图书。”那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此行凶多吉少。可我为什么还是前来呢？我是个守信的人，和朋友说好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去做。
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后，我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就在成都写作呢？一个朋友还给我联系好了酒店式公寓，说那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可我还是和开车来接我的易延端去了那个当时还未知的地方，因为他说给我找好了住处，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地方。
就是上车后，我问他把我安排在哪里，他也没有说，就说先到彭州，到了彭州再说。我当时就有疑问，他现在在什邡工作，没有在什邡给我找地方，为什么要把我拉到彭州去呢？见到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我很兴奋，说了很多久别重逢的话，却不管其他什么了。他是我值得信任的战友，他安排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吧。奇怪的是，易延端把车开出机场后，一直在成都打转转，他总是找不到开往成都的路，转了快两个小时，才转出成都。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冥冥中上苍对我的挽留，让我不要前去受难。
可我没有接受上苍的挽留。
车子开到成都，已经暮色苍茫了。
易延端把车子停在了彭州市区里一个小卖店的门口，那里坐着几个男人，在说着话。我们下车后，其中一个男人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易延端介绍说，他以前也在我们团当过兵。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在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时就复员回家了。
不一会儿，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一家饭店，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战友，其中有我认识的尹华培和张青。张青是和我一个连队的战友，我们自然很兴奋，说了许多有趣的往事，还通过他联系上了许多当时关系密切的战友，比如兰州的赵清国等。看到这么多战友，我才知道为什么易延端会把我带到彭州来，他早就和战友们商量好给我接风的。那个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喝完酒还十分清醒，因为高兴，没有醉。那个晚上，我和易延端在一家小旅馆住下了。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舒服，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我没有在意。
第二天，易延端对我说，他给我找了四个地方，三个地方在什邡，一个地方在彭州的银厂沟。他先把我拉回了什邡，看了两个他给我找的住处，我都不满意。我还是决定到银厂沟去，他也觉得银厂沟清静，对写作比较有利。我们就去他的办公室坐着喝茶，和他的同事聊了聊天。易延端在《今日什邡》报当副总编辑，这是个县级内部报纸，条件并不是很好，可他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和他为人淳朴和敬有关。中午，他叫了什邡的女作家曾葳茵和他的同事李斌（当时名噪一时的“雪米莉”其中之一）一起吃了个午饭，然后就坐着鑫海山庄派来接我的车子，上了山。
我后来才知道，易延端在什邡给我联系的三家宾馆，在地震中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地震重灾区什邡红白镇的那家，全镇的房子基本都塌了，但它没受大的影响。
命中注定我要经历这场灾劫，躲都躲不掉，尽管有那么多预兆，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我应该服从命运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