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正月，卫将军姜维因洮西之功而晋升为大将军，总督内外军事。
然而，洮西之战虽大获全胜，但姜维却在后继的作战中因粮草不济而为陈泰所阻，无奈，退走钟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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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洮西之战不就斩杀数万人嘛，也不多，为什么花费如此笔墨来为姜维歌功颂德。
且这么说吧，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有很多人都对此进行过统计，所得出的结论有八百多万的，也有九百多万的，还有一千一百万的，我们粗略预定为一千万。一千万人，三国合计一千万人是什么概念，不及我们河南省现在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在那个时期，带兵超过十万（纯战斗人员）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诸葛恪那厮动员全国，才兴二十万众，还包括的有后勤人员），一战损失数万可谓是为数很少的大败了，几乎与官渡之战袁绍的损失、猇亭之战刘备的损失相当了。如果这样还是无法理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诸将对洮西之战的评价。
“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於危亡。”——魏安西将军邓艾。
“会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当尔之时，二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魏议郎段灼。
“百姓流离，几於危亡”和“二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这两句话像是一场小败而导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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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六月，经过休整的姜维决定率领更多的兵马乘胜进军，一举拿下雍州，所以他就到汉中找到胡济，与其约定在上邽（今甘肃天水）会军，共伐中原。
《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
这里有一个疑问，姜维此时已经是蜀汉大将军了，按理来说，是控制了蜀汉全部的军权，为什么调动胡济的军队需要其亲赴汉中，而且《三国志》里用的词是“期会”，而非命令。难道姜维没有对胡济的直接指挥权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因素？
至于胡济当时的具体反应，史书上没有记载，应当是同意了，否则姜维也不会在七月率军出钟提，奔祁山。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姜维的宿敌邓艾也正式地登上了台面，他早就预料到姜维会出兵，所以早早做好了准备。姜维听闻邓艾有备后，就临时改变了行军路线，放弃董亭，改攻南安。结果呢，武城山也被邓艾提前抢占，姜维无奈，只得再次改变路线——夜渡渭水，沿山东进，进取上邦。
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好像上天注定要让姜维失败似的，邓艾每次都能料敌于先。姜维不停地转移阵地，辗转陇右，来回奔走，而邓艾也是，跟随姜维的进军路线而调整主力方向，我都一度怀疑姜维军中是否有内奸在时时传递消息，否则两人怎么可能第一次正式对阵都配合地那么默契……
最后，姜维觉得不能再跑了，再跑粮草就又没了，所以进军段谷，与邓艾决战，毕竟自己还有后援呢，胡济已经答应自己要出汉中之兵与自己会师了，此战即使不能拿下上邦，也必定能大破邓艾。可惜的是，胡济这厮并没有来，姜维在段谷盼了许久，可谓是望穿秋水，终不见君。最终，蜀军交战不利，士卒溃散，死伤甚众。后，退回汉中。
《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
《资治通鉴第七十七卷》：维与其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济失期不至，故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蜀人由是怨维。
细心的人看罢《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原文就会发现，《三国志》说“济失誓不至”，《资治通鉴》说“济失期不至”。“誓”、“期”，一字之差，相距甚远。“誓”更多是两人相互约定之意，没有法律效应，意思就是说即使有人违“誓”，最多也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期”就不同了，商定的时间，规划的日期，已入军案之中，上升到律令层面，故不容含糊（“失期”的“期”与上文“期会”的“期”用法不同，想深入了解的可以翻阅相关的汉语字典）。
而依照段谷之战的结局，姜维把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而胡济不但未贬，还一再升迁，所以我们可暂时预计胡济是没有错的，所以此处用“誓”比较恰当。这恐怕也是《三国志》为正史，入二十四史而《资治通鉴》没有的原因之一了。史书是人写的，夹杂一些撰写者的私情也无可厚非，但为史者，必须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大义，不能因个人感情或权势逼迫而过分篡改，因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个人职业道德的坚守。
《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段谷之战是姜维北伐最大的一次失败，损兵近万，连陈寿这种呆若木鸡写史书的人（只是说其写书呆若木鸡，不含人身攻击）都用“星散流离”这词形容了，那还真是损失地相当惨重（不过，陈寿新创了一个这么高雅的词来形容蜀军失败，还真是别出心裁）。姜维回到汉中后，效诸葛亮做法，上书后主，遂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此战对姜维的前途也影响甚重，蜀地士族、百姓开始对其怨声载道，在朝官员也开始对其大加指责。虽然此战损失的兵马远不及魏国洮西之战，但对于相对弱小的蜀国，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姜维已是大将军却依然无法有效地控制胡济的汉中之军，也不知道为什么胡济会在段谷之战中失“誓”不至，更不知道为什么后主不仅对胡济未至之事置若罔闻，而且还对其大加提拔。逝者已逝，往者如斯，已不可考。我们只能依据史书的记载去尽量地还原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实，所以就不能对史书的正确性过多质疑。换言之，谜只能是谜，如果连史书都不可信，那我们还能以什么来了解历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