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敏
二十年前，我从西藏军区转业，到百花园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那个时候，魏永贵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他报名参加郑州的函授辅导，成了我的函授学员。二十年过去，我仍然驻守在小小说的百花园，于方寸之间，尽览无限风景。魏永贵的生活几经辗转，但对自己钟爱的小小说文体，始终不离不弃：十年前，他便以《雪墙》崭露头角，一举夺得《小小说选刊》当年度的“全国小小说佳作奖”，之后创作的《先生》不仅顺理成章地摘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再加上《空地的鲜花》《遥远的村珞》《王得光最后的要求》等有分量的作品，脱蛹化蝶，百炼成钢，昔日的文学青年，现在俨然已经成长为小小说领域的“金牌作家”。
魏永贵的小小说创作题材多样，有表现当代爱情、婚恋、家庭的，如《移植一棵树》《蚂蚁的疼痛》等；有写警察生活，或以警察视角来观察社会民生的，如《瓦解》《王得光最后的要求》等；有写机关、官场人生百态的，如《见面礼》《市长擦鞋的新闻》等；有真实再现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如《胖三》《悬挂的人》等；有关注乡土风物人情的，如《遥远的村路》《乡野的声音》等。近年来，随着年岁与阅历的增长，魏永贵又创作了一系列以“老安”为主人公的作品，如《害怕》《大雪》《拔牙》等，文笔更加娴熟老到，叙述越发闲散自然，往往于点染之间便通世事人情。
相比而言，我更加欣赏魏永贵关注社会民生和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底层写作”。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再到人间疾苦成笔底波澜的鲁迅，一以贯之。魏永贵骨子里也秉承着这样一种情结，他的小小说创作，把一个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代表作《先生》所写人物涉及到了社会基层的多个层面：小学校长和老师，小城娱乐场所的女老板和打工妹。主人公是从山村走出去的一介教书先生，注定不可能融人都市的灯红酒绿，最后只能落寞地回到那个坐落在山沟里的破破烂烂的小学校，一如既往地延续他吃粉笔灰的生涯。这种受压抑、出走，最后又无奈回归的心路历程，是以先生为代表的小人物不可违抗的宿命，但说到底这也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与其说《先生》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贬抑，不如说它是作者对弱势乡村的同情更为确切。在这里，作者似乎还做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阐发：在生活的大卖场里，各入有各人的摊位，守住属于你的摊位应该是最现实，也是最重要的。《父亲的守候》以同样的沉重叩击着我们的心灵，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田里的贼鼠子，但他没有能力抓住那个偷窨井盖子的黑瘦女人。这样的守候，简单甚至偏执，但代表着父亲们对理想生活的一种真诚期待，相信也代表着大多数善良读者的一种美好愿望。
我的印象中，魏永贵的小小说创作虽然题材宽泛，但几乎全是表现当下生活的。好的小小说作品就应该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直击人性善恶，但从艺术层面上说，好作品也不能只是一面镜子，或者一部摄像机，它应该融入作家更多的艺术想象，体现一种人文的或者浪漫的情怀，这恰恰是一篇好作品给读者带来思考之外附加的审美愉悦。生活中的魏永贵很好玩，或者说很有生活情趣，他安静的面孔下，隐藏着一颗热情奔放的心。文如其人，在魏永贵众多小小说作品中，我们也能时时感受到他浪漫温情的一面。如《空地的鲜花》，一个痴情男孩花几个月的时间，将女孩门前的空地变成一片花园；再如《蚂蚁的疼痛》，一对情侣在情人节互换手机，体验徘徊在忠诚与背叛边沿的冒险****。即便是《父亲的守候》，也是作者对父辈们一种理想主义的解读；在《王得光最后的要求》里，也有一个死囚对阳光的渴望，那轮让人意想不到的太阳，让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雨季节里感受到了一丝的温暖；而在《先生》中的校长那就着花生米喝包谷烧的平静外表之下，同样也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一种释然态度。这样的理想解读、内心渴望和生活姿态，都是作家以浪漫主义色彩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勾勒。
魏永贵的小小说创作，对小说创作的常规技巧——比如伏笔、照应、留白等运用得心应手，他就像《庄子》里那个解牛的庖丁，他的笔就是庖丁手里用了十九年还“若新发于硎”的那把解牛刀，读他的小小说，我们时刻都会感受到他的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之外还有两个特色值得一提：一是故事结局的设置，总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惊奇效果，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抖包袱”和“耍噱头”，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从而能对生活素材的应用和艺术表达的转换驾驭自如，左右逢源。如《移植一棵树》和《王得光最后的要求》，结尾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能带给读者异常有力的心灵冲撞。还有一点，是他叙述中长句的大量运用，这种故意减少逗号运用的叙述尝试，在魏永贵均作品中比比皆是，但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别具一格的“魏氏叙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