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净禅师自从收了弟子智璇以后,见智璇很有悟性与佛心,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佛子而高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光大佛教的衣钵传人而自豪。在听了几次智璇登坛说法之后,颂扬备至,于是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刁难与压力,将祖师遗下的衣钵信物传给了智璇,自己不再与弟子传道说法,不久也就圆寂。普净禅师圆寂以后,以觉悟和尚为首的一帮和尚,开始反对智璇了。他们认为智璇资历浅,根本不能挑起麓山寺方丈的重担,于是有了二心,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学子士人的云集,打扰了他们的清修,给智璇造成了压力。觉悟和尚多次要求智璇驱赶学子士人,甚至提出抗议,这倒使智璇左右为难了。智璇本来就是学子出身,而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儒生,只是因为科举的失利而潜入佛门。他的内心对儒学的推崇仅亚于对佛的推崇。于是他想,是否可以让出一部分佛地兴建书院耶?这一想法于当时来讲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和承担很大的压力。首先是内部的压力,觉悟会是第一个提出反对的;其次是香客,是那些执著的朝圣者,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能的。然而经历多次的儒佛争斗,虽然佛教险胜,但终究没有将儒学斗倒,甚至愈斗愈使儒学得到发展。
而今尽管太祖、太宗颁诏天下重视佛教,认为佛教于安邦定国大有裨益,真宗皇帝甚至作《崇释论》以诏告天下,但真宗亦作过《崇儒术论》呀。并且明令国家的科举科目为“正儒术”。智璇是根本不想去与儒学作斗争的,所以让他驱赶学士是万万不能的。通过左思右想,智璇终于下了决心,只有割舍佛地,兴建书院,分地而治,分地而居,才是解决目前处境的惟一办法,也是确保麓山寺香火延续的最佳方案。因为他清楚,无论是哪个朝代,或许在江山初创之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会一时排斥儒学,但在江山建立以后,统治者则必须重视和利用儒学为其安邦定国,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儒学宗义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儒学宗义所主张的忠、信、仁、义、礼,无论是谁做皇帝,都不可能摒弃而不顾的。儒家顾及的不是神,不是死后的情况,而是人生于世的规范;有人生就要有规范,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生于世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这些都是皇帝所必须面临的实际。
所以,尽管历朝皇帝对佛教有时崇奉有加,但到头来对儒学的重视与佛教相比,终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主意已决,智璇告知觉悟等众僧,无奈智璇话语一出立即引起了觉悟等众僧的强烈反对。觉悟坚持认为智璇的做法有辱历代祖师。
自西晋以来,麓山寺的建立,岳麓山的地产就一直由释道所管。南岳道长遭了厄运以后,岳麓山的崇祯观自然受到影响。所以自此之后,岳麓山的地产实际上都是由麓山寺管理的。
而今智璇要划地建立书院,这不是离经叛祖又是什么?尽管智璇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也分析了目前儒释的处境及今后儒释的前途,但以觉悟为首的部分僧徒则坚持认为,智璇是佛教的叛徒,除要他辞去主持之外,还要他面壁十年,向佛祖忏悔。他们不再听智璇说法,智璇说法之时,他们率众冲击,一时麓山寺内内讧激烈,道场香火也受到影响。智璇主意已决,就不再反悔。觉悟见硬撞终究难让智璇同心转意,便打定主意率众上访,直至进京告御状。他要扳倒智璇。他清楚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扳倒智璇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要不是智璇的出现,麓山寺的主持是非他莫属的。而现在呢,事实明摆着,是智璇杀了横枪,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主持。只是当时有碍师尊情面难于下手,再说也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清楚,在麓山寺内尽管表面上有一部分僧徒紧跟着智璇,但于内心来说,又有谁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划割呢?他觉悟要是上访成功的话,真是功莫大焉,将来在麓山寺内,在麓山寺的朝圣者面前,他觉悟和尚该是多么高大的形象!
再说他觉悟本是后周普济寺的大和尚,是由于周世宗皇帝的昏庸驱僧而流落于此的,是后周的受害者。大宋初期,太祖、太宗悖后周之道而行,大兴佛教,虽然也兴儒学,但总不能顾此而失彼,舍此而求他吧。有了以上理由,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皇上,觉悟认为是有把握的。到时候,要是皇上一时高兴,看了自己的苦行僧历史,说不定成为钦点主持,统领天下众僧,岂不快哉?觉悟如是辗转反侧,竟是夜不能寐,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得意。年轻时揭竿谋反,结果兵败人亡,鸿鹄之志未能实现,至今未能出人头地,暮年之时倒是时来运转,亦不枉此一生。如此主意一定,便带了几个心腹,作了状纸,直奔潭州府而来。状纸递上之后,潭州太守朱洞见是和尚告状,有了兴趣;展开状纸一看,竟是和尚告和尚。状纸措辞十分严厉,讲智璇是如何的拉拢巴结儒生,又是如何的叛经背祖,意在请求捉拿法办。
这潭州太守本是进士出身,也是儒学的饱学之士,见了状词如此,知觉悟乃非善良之辈,于是提笔判道:“和尚告和尚,请转佛祖处理。”
批转以后将状纸递交给师爷,把觉悟打发走了。觉悟讨了没趣,悻悻离去,筹集盘缠准备进京告御状。
朱洞打发觉悟和尚之后,备了小轿,轻车简从直奔麓山寺而来。朱洞和智璇以前都是儒生,而且都对儒学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所以有过几次长谈,虽称不上至交,亦可算是朋友。
对朱洞的来访,智璇并没有十分的客套,进方丈室,献了茶后,朱洞也就言归正传。朱洞首先对智璇的宽阔胸怀、深明大义表示钦佩。其次告诉他觉悟和尚状告智璇的有关情况。觉悟和尚的上访告状这一点早在智璇的预料之中,只是他没有想到觉悟居然这样无中生有,妄加罪名,但本着佛的精神,智璇是能够原谅的,况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大师凡事必三思而后行,我等皆为儒学之徒,世道的艰辛与风云的变幻难以预料矣!”
朱洞若有所思,喟然长叹。智璇清楚,随着长期以来儒佛之间的斗争,佛也好,儒也罢,总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和精神,作为一元的理论来统治这个世界。但长期以来的结论,谁也没有妥协,谁也没有因此而消亡。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平衡发展,非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呢?他也清楚,他割让佛地而兴建儒家书院,无论是本寺亦或全国其他寺庙,对他都是会有些想法的。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是他在向儒学妥协与投诚,这对一个佛门弟子来说,其影响该有多大?这一后果他也很清楚。但他就是很难理解,他智璇本身不就是一介儒生而遁入空门的吗?难道这也能意味着是儒学向佛教的妥协与投诚么?他向朱洞谈了自己的想法:“让我驱赶学人士子,是万万不能的,而且与佛的精神亦是相违背的。然而不妥善地安置这些儒林学子,确实是有碍佛门清修,而且寺庙凡俗之人太多,难免不污佛祖,这对于和尚来说不就是莫大的罪责耶?”智璇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也坚定了割让佛地的决心。
却说觉悟率了四五个随从小和尚,一路云游化缘,来到了京城,太祖、太宗皇帝早已崩驾,正是真宗继位当朝。这位真宗皇帝,却是一个佛教的真实崇奉者,就是他在作了《崇儒术论》的同时,作了《崇释论》。说佛与儒“迹异而道同”。他建寺译经,并且亲自作佛经的注释。真宗的“迹异而道同”,其旨意是把佛与儒摆在平等的天平上,告诫诸佛与儒不要互争高低,互不相让,要共同发展。可惜觉悟并没有理解真宗旨意,只是一味地认为真宗在扶拂,有了这样一些想法,他就更加有些飘飘然起来。
光阴如箭,不日到了京城。觉悟租了一个寓所住下来,便天天往各地茶坊酒馆。从结交内监入手,他初时结识了几个小.监,这些小监对宫中的事情多不大明了。后来由这些太监代他介绍,又和那些中宫认识。不知怎么的,居然打通了内情,于是击了朝鼓,执事太监把他“请”进了皇宫。觉悟见了真宗,顾不得和尚不要下跪的圣谕,扑通一声拜跪在真宗面前,呈了状词。见是古刹麓山寺的和尚,真宗很是看重,当即赐座容他细禀。觉悟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麓山寺的历史述说了一遍,又狠狠地炫耀了自己一番。因为他是李唐的远亲,又是后周的敌人,倒是很引起真宗的同情。真宗本是看重和尚的,见觉悟如此,很是器重。正待开启金口,却有黄门太监启奏,潭州太守朱洞进见。
原来朱洞在同智璇商讨时得知觉悟可能进京面圣,就有些想法。因为觉悟上诉州府时,他朱洞作了“和尚告和尚,请转佛祖处理”的批示。尽管是带着玩笑和嘲弄的手笔,但终究还是觉得有些不妥。要是觉悟连带他的手笔一同告了,自己却或有些麻烦。因此,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来到京都。好就好在朱洞虽是外任,在朝中尚有口碑。他为政勤俭清廉,潭州一带在他的治理之下,风调雨顺,民丰物阜。再加上他乃进士出身,很是受真宗宠爱。所以他的晋见,真宗也极为重视,竟是冷了觉悟,令朱洞次日上朝。第二天早有黄门太监,拖着长长的鸭公嗓音高呼:“宣——朱洞——晋——见”。
上了朝,朱洞山呼万岁后,递交了奏章。朱洞的奏章,着重谈了兴建书院的重要性:“岳麓山自西晋泰初二年兴建麓山寺以来,其物产历朝都是寺庙管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儒学在我太宗圣上的重视与推介下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设立地方学校,从事儒学的传道授业,可以使广大国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高全民的文化与道德素质,亦可以减少儒林学子寄读寺庙而给寺庙造成的压力,从而不至影响众僧的清修。如今麓山寺主持大师智璇,深明大义,主动割舍佛地以造书院。如此大义之举,亦系潭州学子洪福,朝廷应予以重视与支持”
朱洞的奏章言词恳切,句句在理,真宗皇帝龙颜大悦:“朱爱卿所奏正合孤意,想朕大宋江山,自太祖皇帝黄袍加身以来,国泰民安,这与太祖、太宗的仁爱治民是分不开的。朕崇佛教,但更崇儒学”于是准了朱洞的奏章。
却说觉悟先见真宗很是器重,有些兴高采烈,大有飘飘然如若飞升之感,却没有想到朱洞的上朝,坏了他的大事。真宗看了他的状词,认为他有诬告之罪,不仅诬告了麓山寺方丈,更是诬告了朝廷大员。本要缉拿问斩,念是佛门弟子,判了充军,远远地打发去了。
有了皇上的支持,智璇也就责无旁贷。寺内众僧见觉悟进京面圣,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落得个充军的下场,也就不再与智璇作对,并纷纷参了佛祖,在佛祖金身之前忏悔自己,以求佛祖的体谅与支持。众僧参了佛祖之后,智璇把岳麓山地产的契约交付给潭州太守朱洞。朱洞择了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不久被命名为教学斋的讲堂和半学斋的师生宿舍建成竣工。教学斋是朱洞根据《礼记·学记》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之意而拟。“半学斋”呢?则是智璇根据《尚书·说命下》“惟敩(教)学半”之意而拟。
教学斋为师生传道授业之所,半学斋辟斋舍五十二间,为学生集体宿舍。前建中门,出三面屏墙,白墙青瓦,琉璃沟头滴水,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大门两旁,置汉白玉石鼓,石鼓为双面浮雕。书院建成后,智璇又出资购书藏于其中。大宋初期,由于后周对儒学的贬斥而造成经史书籍匮泛,就连当时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其藏书也不过四千册,这么少的书又能有多少流入民问呢,所以儒林士子所读也不过是手抄儒经。因为传写不全而造成许多的断章断义。有鉴于斯,智璇也就本着送佛送上西天的精神,历尽艰辛,求购正版的《周礼》、《仪礼》等书数千册,藏于院内以资学教之用。有了讲堂,有了宿舍,亦有了藏书,潭州的第一座地方学府也就初具规模。朱洞报请真宗,要求聘请周式作为山长。这周式呢,潭州湘阴县人,世代从儒,虽非鼎盛之族,亦是书香门第,传至周式,已是一代鸿儒。他生性淡泊名利,仁义立身,无意仕途,一生未曾参加过科举。朱洞自任潭州太守后,曾多次劝其出仕,无奈周式志坚,誓死不从。其学问、人格常被朱洞引以为师。这次造了书院,禀了皇上,朱洞就登门相请,见是为了教学,不是仕途,周式也就欣然前往,出任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
岳麓书院在周式的领导与管理之下,秩序井然,学风蔚然,也就成了大宋年问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周式这个本来淡泊名利的鸿儒,却因为领导与管理书院缘故,受到大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应了周式山长的请求,真宗题了“岳麓书院”匾额以赠周式,周式因此而闻名天下。这是周式一生也没有想到过的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智璇禅师自从觉悟率众进京面圣告了御状,朱洞进京面圣递了奏章,真宗皇帝对他也就另眼相看了。真宗见他深明大义,主动割舍佛地,觉得他有大师风范,在岳麓书院竣工后不久,就下诏让他进京面圣。无奈智璇淡泊名利,一心向佛,不以尘世虚名为念,而以年老衰弱、不敢远行为由辞了面圣。见智璇如此,真宗也就作罢,不再赏赐,此后不久,智璇享尽天年而坐化圆寂。
正是:
智璇舍地不求名,朱洞奏章建奇勋。
觉悟不义终自毙,周式无欲天下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