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初，上海传来钱君匋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惊坐无语，电活听筒从手中滑落，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乘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痛心不已，我是何其不幸，从此失去了一位悉心教导的恩师；中国文化界是何其不幸，失去了一位集书籍装帧、音乐、诗歌、散文、书法、篆刻、中国画诸艺于一身的著名人物。
风雨人生艰难历程
浙江有个桐乡县，在这个水秀地沃的鱼米之乡，流传着许多美妙的故事。相传，古代此地多梧桐，五代时期有凤凰曾在这里栖集，故桐乡因梧桐镇得名，后又称凤呜镇。又传，桐乡有个屠甸镇，古地名称“石泾”。在唐宋年间，该地村民见有人形的浮石在这大河中漂来，因此就称此地为“石人泾”，后简称“石泾”，等等。总之此地是块风水宝地。说来也奇，在近百年中，这块土地以其钟灵毓秀，哺育出了三位嵌崎磊落之人，即茅盾、丰子恺和钱君甸。现代文豪茅盾（沈雁冰）的故居在县北面的乌镇，著名文学艺术巨匠丰子恺的出生地在县南的石门镇。钱君匐则于清光绪32年（丙午）除夕，即1907年2月12日出生在和两镇相犄角的屠甸镇，真可谓三凤清声，相继呈辉。
钱君甸的祖父为半耕翁，业医，晚年由海宁路仲迁至桐乡，赁屋于屠甸镇定居。父亲钱熙林，善烧菜，故经营一热酒店。母亲程雪珍，操持家务，育有子女四人，家境日趋贫困。尽管另开一竹坊，也无法维持生计。但父母决心让子女们读书求上进，特别是钱君匋，自幼就对绘画与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有天赋，早慧。当他还是个顽童时，父亲就送他人塾读书，除读《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课本外，一有空就描画小图片送同学。
正如钱君匐先生在《记幼年的艺术生活》中写道：“有一次，我正在画‘花摺子’，不提防给塾师撞见了，被打了十下手心，下谕下次不准再描。同时，那天我背诵不出《千家诗》，塾师更是怒火难抑，又痛罚了我数十下手心。我于是起来反抗，把塾师的朱砚抹到地下，旱烟袋抛出窗外。结果，我父亲便来把我读书时坐的那张自己家中拿来的椅子叫人搬了回去。我不再来塾攻读了。”翌日，钱君匐便进区立石泾初等小学读书。在小学时，他的学习成绩是喜人的，在级任老师钱作民先生的提议下，读完三年级就直升高等小学读书。与此同时，他苦习书法也卓有成效。
他遵照师长的指示，进行严格的书写技艺训练，先“描红”或“印版”写乌光黑亮、循规蹈矩的“馆阁体”，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又是这位钱作民先生，重视学生们的个性发展，鼓励学生自己择帖临习，钱君匐即买了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天天临写，非常起劲。老师还常拿他的作业作范本在课堂上讲评。于是乎，钱君匐对书法的兴趣有增无减。他所在的学校内，在前后两排教室之问有一条长廊，上面盖着瓦片，靠天井的一面是一堵矮墙，只有三尺来高，上面是用一尺见方的青砖铺就。每逢寒暑假，他便找一把棕帚头，蘸清水在方砖上写大字，一块砖只写一个字，等写到最后一块砖时，正好前面砖上的水干了，于是便从头再写。
当钱作民先生发现钱君匐练大字，便指点说：“你小小年纪写擘窠大字，很好。但是不应满足，光写大字不行，还得练蝇头小楷，小楷将来应用的机会更多。”而后还要他学写《灵飞经》，引导他在隶篆方面打好基础，追求一种质朴壮美之境。这对钱君匐来说是获益匪浅的。他一直很感激钱作民先生。
1923年，钱君匐经钱作民先生热情介绍到上海艺术师范学校读美术、音乐。在那里，他开始接触革命新文化。同时得弘一法师弟子直接教授，刘质平先生授音乐课，丰子恺先生授素描课，吴梦非先生授图案课，陈抱一先生授西画课。学校内并不专设书法学科，但由于丰子恺先生的提倡，学校对书法教学也很重视。当钱君匋一接触弘一法师那秀美的书法，就被他那运笔流转，神态飘逸，沉厚而有书卷气的书法艺术所感染，使钱君匐大开眼界，以致使他整个思想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这所学校里，他和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之一陶元庆成了同学，陶元庆比钱君匋大17岁，绍兴人，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他俩同住一个寝室。每天晚上聊天，陶元庆就跟他谈鲁迅先生的为人，新文化运动和各种书刊之类的事，这些对钱君匐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由于钱君匐处在这种优良的环境之中，他的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绩冠于侪辈。这段经历，为钱君匐后来能集众艺于一身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钱君匐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毕业后，由于当时的职业很难找，他就去见正在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任主编的同乡茅盾。
当时沈也只有20几岁。钱君匐向他说明来意，沈雁冰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当即热情而又坦诚地对他说：“现在找工作确实困难，毕业就是失业，但我尽量替你想法，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一年过去了，钱君匋终于由茅盾先生介绍到他朋友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当上了美术和音乐编辑。前此，他曾任教于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和浙江私立艺术专门学校。
在开明书店，钱君匐除编辑美术和音乐稿件外，还兼做书籍装帧设计工作。那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文化的勃兴。
他在这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荣幸地接触到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老将，这里面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丰子恺、巴金、陈望道等。他们出版的集子，绝大部分是由钱君匋装帧设计的。如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小说家黎锦明的短篇小说集《破垒集》、《尘影》，茅盾的《欧洲大战与文学》、《雪人》，胡愈之的《东方寓言集》、《莫斯科印象记》，周作人的杂文集《两条血痕》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运用书籍装帧设计这一轻武器，为抨击旧世界、迎接新社会出力助威。在艺术上，就连鲁迅先生也称赞道：“钱君匋的书籍装帧能够和陶元庆媲美。”钱君匐的书籍装帧引起了社会关注，就连当时全国闻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等五本期刊也都连续多年委托他装帧设计。
在开明书店期间，他不仅在书籍装帧方面成绩卓著，在音乐编辑方面，他出版有《中国民歌选》、《进行曲集》、《小学校音乐集》、《口琴名曲集》。他还和沈兼廉合编《名利网》、《广寒宫》等儿童歌剧；和邱望湘合编《开明13标音乐教程》，还把在《新女性》月刊发表过的抒情歌曲分编为《摘花》、《金梦》及《夜曲》等三本曲集，出版后颇获盛誉。
也就是在开明书店，由于认识鲁迅，从而更坚定了他毕生从事书籍装帧艺术的决心。1927年10月间的一个午后，钱君甸正在书店工作，鲁迅先生身着浅灰色长袍，唇上留有一小撮胡髭，温文庄重，一种极可亲近的样子，走上开明书店二楼来访章锡琛。上得楼来，经过钱君匐的办公桌旁时，即向钱君匐询问章锡琛在不在，钱君匋很恭敬地告诉他在里间。章锡琛得知鲁迅来了，连忙从里间迎了出来，并让到里间去坐。等鲁迅辞出，又经过钱君匐的办公桌旁时，章锡琛就向鲁迅介绍钱君匋，并请鲁迅看看开明书店所出的新书。鲁迅随手拿起几本书，看后，便询问这些书的封面是谁设计的，钱君匐告诉鲁迅是他所作，鲁迅又仔细地看了看，诚恳地对钱君匐说：“不错，设计得很好，受了一些陶元庆的影响是不是？但愿有你自己的风格，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是不是还有其它作品，给我看看。”钱君匐听了这番话，真有点受宠若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同年11月，陶元庆陪钱君匋到鲁迅家作客，寒暄一阵后，因陶元庆常为鲁迅先生的书设计封面，话题很快转向有关书籍装帧设计这方面，着重讨论封面设计民族化问题。当陶元庆问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古代的铜器和石刻上的纹样运用到书籍装帧中去时，鲁迅很赞同地说：“我收集的汉唐画像石的拓本，其中颇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作为这方面的部分借鉴，现在拿出来大家看看。”说完便拿出一大叠拓片，铺了一地，逐幅讲给陶元庆和钱君匐听。直到快吃午饭时，才看完拓片。
这些精美绝伦的古代画像石，给钱君匀的启发很大，以致他后来巧妙地把它运用到书籍装帧上。鲁迅见到后，大加赞赏，认定这是书籍装帧的一条好路子。并把自己的译作《艺术论》、《十月》和《死魂灵》等书交给钱君匋设计。从此后，钱君匐和鲁迅之间的交往频繁起来，并成了忘年交。
与此同时，钱君匐因同巴金的密友索非共事，而结识了巴金。所以巴金早期著作《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和《激流》三部曲等都是由钱君訇装帧设计的。后来，他们仨成为好友，还经常穿过虬江路到北四川路新雅粤菜馆去吃饭，或到附近几家剧院去看电影。
钱君匐在开明书店工作整整7年，再加上受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出版单位之约，共设计装帧图书1000余种。
当时著名作家、诗人所著几乎都是经钱君匐装帧设计后出版的。
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赵景琛、丁玲、胡也频、庐隐、冰心、戴望舒、叶灵凤等。这些有学识、高素质、有影响的人物，为他增添知识、提高素养、开拓思路、发展才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钱君訇永远记得他们。
在开明书店工作时，还有一件事使钱君匋从中受益和不会忘记，那就是有关书法艺术的事，即便到了80年代，钱君匋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往事，他说那时有些书名要用隶书，他写的《礼器碑》体的字，自己都不满意。他的老板章锡琛看了说，“你写的汉隶，古则古矣，但人家不欣赏，你自己也说不协调。那么，我来写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好一点，因为我写的是唐隶，笔画比较匀称，容易讨好”。章锡琛提到了汉隶和唐隶的区别。以后，他便在业余时间，逐渐补上了这一课。另外，这也促使他后来在静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书镜》时，检讨自己的临池得失，从理论上来提高自己。
抗日战争时期、钱君匐曾回到浙江故乡去料理家务，不料故乡沦陷，他即随众多文化名人撤退到湖南长沙。在这里，他遇到了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人，在《大众日报》谋到了一份工作，与蒋牧良、张天翼等共事。后来，他来到汉口准备找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以求他支持办报经费，这时恰好巴金的弟弟李采臣来电，告诉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在广州设立分社，巴金要他到广州和他一起工作。于是，钱君匐匆匆南下广州，和巴金、靳以一起办《文丛》半月刊和《烽火》旬刊。尔后，他又和巴金、靳以及林憾庐等前往香港找茅盾和萨空了。在香港没呆多久，即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英法等国的租界。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抗战一起，我离开上海。到内地兜了一转，再经香港回来，仍旧在中学教书。因为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就约了李楚材、季雪云、陈恭则、陈学綦，连我五个人，在业余办了一个不成其为书店的书店——万叶书店，出版一些小学生用的美术和音乐方面的教材，生意倒不错，于是就站住了脚”
（引自《“孤岛”文艺钩沉》一文）。那是1938年的事情，书店就开在上海苏州河北岸，一条不十分热闹的海宁路上，一个非常僻静的弄堂内。书店虽小，也得有个头，经过协商，大家推举钱君匐当了万叶书店的经理兼总编辑。这期间，编辑出版了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文艺新潮》，由钱君匀、李楚材、锡金任主编，约请茅盾、巴金、陈望道、丰子恺、王西彦、适夷、凤夷、李广田、梅林、舒湮、索非、臧克家、顾均正等作家撰稿，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为宣传鼓动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发行到第三年，终在日本的压力下，被租界当局勒令停刊。原本经营出版的小学生补充读物，如《小学活页歌曲选》、《小学音乐教学法》、《儿童画册》、《小学生画帖》、《国语副课本》、《算术副课本》、《常识副课本》、《幼稚园课本》以及《子恺漫画选》、《漫画鲁迅小说》、《中小学图画教学法》等各种画册书籍，尽管发行量每学期达数十万套，但在他的倡导下，还是停止出版了这类画册和书籍，而专门致力于音乐读物的出版工作，使万叶书店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一家音乐出版社，为后来新中国的音乐从业人员提供了不少音乐方面的所需知识，进而成为今天的人民音乐出版社。
钱君匋就是在这繁忙的出版工作中，依然凭他那聪明才智知超常人的精力，从事书法、绘画、篆刻、诗词、散文、音乐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并终使自己成为一名艺兼众美的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和尊重。
艺兼众美业绩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