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在他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同时也培育了坚韧而诚信的中国商人以及由他们所创立的一系列的“百年字号”。中华民族的商文化源远流长，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享誉神州的老字号，它们遍布我国的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每一个品牌的成功都有它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有的是因为逆势而为、逆向决策，有的则得益于顺势而变、薄利多销。但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诚实守信。诚信是品牌生命力的源泉，是品牌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不讲诚信的品牌永远不能做大作强，不讲诚信的商人也最终会以失败而收场，这是中国商人在千百年的摸爬滚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商人中也有奸商，也有靠欺诈发达的见利忘义之徒，然而他们并不是中国商人的主流，他们在竞争中迟早要败下阵来。真正能够做强作大的，推动我国商文化发展的商人是那些诚实守信的商人。自古以来中国商入把诚信与不欺视为天道，认为这是商者最重要的品性。
我们本章所说得“道”也是指诚实守信的意思。中国商人这种恪守诚信的思想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他根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特别是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思想。
据考证，中国商人最早出现在商末。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朝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西周时期以后，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对此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他们对中国商入的成长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诸子百家的思想迥异，有些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都认为诚信是中华美德的基础。孔子说：“入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墨子说：“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墨子·修身》）；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淮南子》中也说：“马先顺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淮南子·说林训》）。可见儒墨道法各家都把“诚信”即我们所说的“道”看作是人的思想品德的基石，是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的根本所在，入的“求能”与“求名”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才能有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从那时起中国的商入就已经非常重视诚信的职业道德。有史为证，据《史记》记载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诚信就是商人们的经商致富之本。司马迁在其中的“治生之学”中总结了先秦几位著名商人的成功经验，他认为除了做到“乐观事变”、“待乏积著”（即进行市场预测，做好充分的市场储备）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即避实击虚，逆向决策的经营技巧）以及“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坚持薄利多销）等经营原则以外，商人的成功还在于他们重视职业道德——诚信，即把义利结合起来。首先表现在保证商品质量，树立商业信誉这一关上。范蠡主张“务完物”，“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白圭主张“取上种”，都是说要在选择货源，进货时把住质量关，以保证出售时物美质高，取信于顾客。其次，价格合理、不囤积居奇、坐卖高价，仅逐“什之一利”，低于市场平均利润（“什之二利”）。再次是他们富而好礼。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仗义疏财、接济了贫苦族人，司马迁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白圭经商，以“仁”自我标榜，也确如上述，他在调节商品供求，扶持人民生产、生活方面，作了有益之事。白圭的经验是“长石斗，取上种”。他从事商品粮的贩运，为了能组织开发货源，他反过来积极扶持粮食生产，自己从别地“取上种”供应给农户，农户粮食丰收了他又来收购余粮。这种把发展粮食商品经营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做法，表现了“治生之祖”白圭高尚的商业道德。可见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成功商人就明白诚信是经营的根本。
长期以来，古人在经商交往中也总结出不少治生格言，要求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信揽四方财”，“誉从信中来”等等。这都反映了我国古代商入重视诚信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这种对诚信的信仰和恪守，其实与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孔夫子也是很重视求利的，他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过，孔子也同时认为追求利必须合乎义，即合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儒家思想绝非只讲义而不讲利，而主要是强调对利要取之有道，取之以义，要见利思义而绝不能见利忘义。孔子文化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则更明确提出要“以义制利”。可见自古以来，在中国利就是和信、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商人也是在诚信、道义的思想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的。
我国古代的商业大致经历了行商和坐商两个阶段。商业最初的两种形式，无论是露天叫卖的“小商贩”还是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在我国都称之为“行商”。坐商是在固定场所从事商业活动的。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有了固定的交易场所，主要由官方划定交易区域，筑有围墙，定时击鼓开闭，这是市坊分离型的坐商。到唐朝中后期，坊市制取消，在临近市场的坊里已出现了小手工业者在作坊前设店售货、商入摆小摊或开饮食店等商业活动，这是市坊合一型的坐商。到北宋时期，市与坊已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了早、中、夕、夜“四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明，我国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商业已进入店铺形式，坐商已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坐商经营。讲究匾牌、字号。老字号的店铺匾牌一画二写，都很漂亮，显得买卖兴隆。坐商历来还有起好字号的传统，字号即商号店铺的名称，好的字号，是吸引顾客的重要手段。坐商对字号的追求表明了中国商人很早就有了品牌意识。自古以来，商人重视字号也就是重视品牌，他们及其珍视自己所创品牌的信誉，有时不惜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正因为如此，我国历史上才能形成众多享誉神州的中华老字号。
中国商人以诚信的精神打造字号，并十分重视维护它的声誉。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中国的一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说的就是此理。儒家的伦理已转化为一种企业或经商理财的品牌思想理念。“酒香”讲究的是质量，以质量取胜的理念是品牌思想的根本，即使你“天时、地利、入和”都占有了，但是不讲究质量，结果等于零。几千年来中国的老字号、老品牌都是在质量和诚信的支撑下，才能做到历久弥坚、源远流长。例如“景德镇”就是一个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老品牌。景德镇始称新平镇，文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唐代又称昌南镇，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因造御瓷得宋真宗赏识，改用皇帝的年号易名景德镇。明清之际，发展为中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几千年来那里生产的瓷器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质量。景德镇所产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千百年来，景德镇因瓷器而名扬四海，瓷器也因景德镇而身价百倍。郭沫若诗云：“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在此都。”这也正是“百年字号，经营有道”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中国商人一直把产品的质量作为经商制胜的法宝。因为诚信，所以他们追求质量，而质量为他们带来了信誉，信誉使他们最终有了坚不可摧的品牌。
许多中华老字号都是这样打造和历练出来的。比如老字号“吴大茂针号”的做法就极具代表性。吴大茂针号初创于清朝嘉庆年间，虽然它经营的商品只是微不足道的针，但他却始终坚持信誉至上。质量第一，宁可赔钱，也要做到货真价实，不让顾客吃亏。从它的创始入刘氏到刘氏的徒弟吴氏，再到吴氏的儿子和孙子，期间它经历过战争也经历了“洋货大量涌入”的冲击，但吴大茂针号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一概不准上柜销售。正因为如此，在百余年后，人们仍然记得有个卖针的字号叫“吴大茂针号”。吴大茂针号的这种追求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的做法，正是我国众多百年老字号的真实写照。诚信是他们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恰恰体现了他们的“经商有道”。
有些情况下，品牌并不仅仅表现为字号和产品，他还表现为商人本身，毕竟无论产品还是字号都是由商人生产和经营的，商入的品行操守直接决定了品牌的含金量，例如我国历史上极具盛誉的晋商。晋商是指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它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过程，发展到明代中期。而后，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话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五杂俎》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到清朝中期，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成丰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由于晋商长久以来坚持诚信经营，以义取利的原则，使得“晋商”本身也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晋商开的票号、钱庄有许多老字号，如“日升昌”、“大德通”等等，但无论它叫什么名字，老百姓一旦知道是晋商开的铺子，就会对它倍加信任。清朝末年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都不再相信清政府发行的货币，但仍然相信晋商的票号发出的汇票，可见晋商在老百姓当中具有何等的信誉。同时可见对一个“字号”来说“经商有道”对其经营是何等的重要！
明清时期，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崛起了一支能与晋商叫板称雄的商业劲旅，这便是繁盛达三四百年之久的徽商。而这些享誉神州的中国商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以诚信为本。徽州商人大多强调“忠诚立质”，主张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摈弃有些商人所惯用的“智”、“巧”、“机”、“诈”等等一切不正当的聚财手段，结果都能够赢利成业。清朝时期，安徽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在与入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无独有偶，另一位清代婺源商人毕周通曾接受邻村故旧王某的存银六十两。王某死后，“人无知者”。
但是毕周通却专门设立一个账本，记录下存银的年月及利息数。数年过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便拿出原账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闻者无不叹服。直到今天说起晋商与徽商，人们都会提到一个“诚”字，一个“信”字。其所谓的“诚”即是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其所谓的“信”则是将儒家关于“信义”、“信用”、“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等伦理道德规范纳入营商实践之中，而这“诚信”二字大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或说是孔孟之道的血脉吧。而晋商、徽商这样极具说服力的品牌的确立，也正是“百年字号，经商有道”的形象说明。
诚信是人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德，对诚信的重视，反映了人类对自我完善的不断追求。诚和信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表现形式。诚实之人行动上必然守信，守信之人在社会上必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在健康社会中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中国商入对诚信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对经营获利的考虑，更是他们对高尚人格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不断繁荣，商人们的经营手段越来越高明，管理方式越来越科学合理，经营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不变的是凝固在中国商入骨子里的诚信。
“百年字号，经商有道”是千百年来我国商人总结出来的金玉良言，是中国商人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中国商人骨子里的这股“道”能够被目前我国商界中的中流砥柱们传承和发扬下去。为我国打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百年字号”，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