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特别提到慧超，他从天竺返回时，在龟兹看到了唐朝设的“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也。汉僧行大乘法”。慧超访问了汉僧住持的大云寺和龙兴寺，发现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原来秀行是长安七宝台寺来的。还有一僧叫义超，“善解律藏”，也是唐都长安庄严寺僧人。另一僧叫明晖，“大有行业”，还是从京中来的。看来这里的僧人是集体从京都来此，为汉人住持佛寺的。龙兴寺主法海，虽然出生于龟兹，但他是汉人来此后的生人，“学识人风不殊华夏”。可见这里的汉人至少有了第二代，已不是西域新客了。慧超到于阗国，“亦是汉军马领押”，这里同样有龙兴寺，寺主“大好住持”，是河北冀州人士。于阗大云寺也是汉僧住持，他是岷州人士。慧超在塔里木河流域各国考察，最深刻的印象，是这里的军政事务和宗教事务，汉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沧州人贾耽，唐贞元九年官至宰相。他亲自汇总编写了中原去边陲各地的交通路线，其中详细记载了塔里木河中游的一些情况，他说从安西（今库车）西山出柘厥关，渡白马河（即渭干河）。拔换城（即姑墨，今阿克苏地区）南临思浑河（今阿克苏河），向西北渡拔换河（今库马力克河）。这里还提到大石城于祝（今乌什），境内有胡卢河（今托什干河）。以上将唐代库车、阿克苏境内的河流都谈到了，虽然河流名称历代有变化，但流域基本形势，却仍保持着原有的流向格局。
唐朝政权崩溃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五胡十六国时期。据《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早与沙州（敦煌张氏、曹氏）有密切关系，一直与中原保持友好的于阗李氏王朝，于公元938年曾派出使者，向后晋政权贡献玉石、白毡、郁金香、红盐、牦牛尾等名贵土产。高居诲是作为回访的使者之一，经两年艰苦行程到达于阗的。至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高居诲在于阗看到的仍是一派东胜景象：于阗王李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向东，日金册殿，有楼日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衣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这一时期的于阗，虽然在迁入不久的回鹘统治之下，但于阗王李圣天仍使于阗保持着中原汉地风范。高居诲还考察了于阗的山水，说昆仑是多玉之山，而且是河源所出，到于阗后形成三条河流，“东日白玉河，西日绿玉河，又西日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高居诲所记于阗河流记载，与后世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白玉河即玉龙喀什河，乌玉河是今喀拉喀什河，这两条河都是和田河的河源，塔里木河的上游。但高居诲所记之绿玉河，尚无对应河流，上述两河之外再没有第三条河流，可能是误记，也可能是因历史沧桑变化，绿玉河早已不存在了。
透过这些充满域外情趣、传奇色彩的记述，我们看到了穿梭于漫漫丝绸古道上的那些译经传道、普度众生的僧侣，以及肩负使命、奔波于文化交流之路的使者文人，他们为了实现心中的信念，以毕生的精力和超人的勇气去寻求探索，成为历史风尘掩不住其光辉的伟大探险家和学术巨人。
玄奘法师伟男子
在塔里木河流域留下足迹的西行求法诸僧，最值得称道的是玄奘法师。
和唐朝联系在一起的高僧玄奘，不愧为卓越的翻译大师和佛学家，举世闻名的旅行家和探险家，舍身求法的佛界典范和楷模，不畏艰险的壮士和大智大勇的伟男子。
西域也因他而自豪，塔里木河也因他而生辉。
玄奘的俗姓名叫陈炜，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出生于公元600年，玄奘是他的法号。据史载玄奘祖上家世显赫，但到玄奘出生后，则又“少罹穷酷”即少年遭到严重不幸。他五岁时母亲去世，六岁时父亲辞去江陵县令回故里隐居，十岁时父亲又亡故了。这一系列突然的转折，对玄奘打击很大，不得不跟随他的二哥到洛阳净土寺当了和尚。这虽是玄奘本人和家庭的不幸所致，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彪炳史册、流芳千古的高僧。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玄奘才正式引度出家。这时，正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时代，霸主割据，群雄角逐。就在这烽火漫天、狼烟遍地的岁月里，玄奘在净土之寺苦读经卷，研究佛理。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国号为唐。同年，玄奘与二哥离开洛阳，来到唐都长安。
李氏父子建国伊始，忙于翦灭异己，一统天下，无力顾及佛教，长安寺院一片萧条。玄奘兄弟托庇无所，就一同前往成都。当时成都集中了许多高僧，大开讲习。玄奘在成都空慧寺通读各部经典，升座高宣佛法，很快就崭露头角，誉满蜀中。
五年后，玄奘又乘船穿过三峡，到湖北荆州、江苏扬州、苏州游学，后北返河南，再赴赵州（河北赵县）、胡州（河北临漳）遍访名僧。当他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重返长安时，已是经纶满腹、志满乾坤的青年高僧了。
长安最负盛名的佛教领袖法常、僧辨，开讲大乘，门徒云集。玄奘前去请教，询问佛经，深究法理，两位大德应对之余，叹称玄奘是“佛门千里驹”。玄奘探求学问从不满足，他发现二位尊师的意见常不一致，甚至对最根本的佛性问题，如什么是佛和怎样成佛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满意的结论。学之愈深，疑问愈多。既然国内“隐显有异，莫知所从”，不如“游西方以问所感”。
玄奘决心舍身西行，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心血来潮的蛮干。他说：“过去的法显、智严，也是一时的英俊，他们都能西行求法，以利众生，怎么能让他们的崇高事业无人追踪，坚贞的气节就此断绝呢？大丈夫应该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他本人又是去洛阳、到长安、入四川、下湖北、赴江苏、返河北，走遍了半壁河山的旅行家，不仅学富五车，而且积累了旅行经验。可以说，玄奘西行求法，既是意志如钢，决心下定，又是准备充分，胜券在握。
可是唐朝立国不久，突厥势力在西北对峙进扰，所以对出国西行控制很严。玄奘等人申请“过所”（相当于护照或通行证），唐太宗下诏不准，其他未被批准的人就放弃了西行的打算，玄奘则矢志不移，偷偷离开长安。仅担着风险违抗君命这一点，已表现出玄奘卓而不凡的勇气。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孤身一人离开都城，到达甘肃境内秦州（今天水）、兰州、凉州（今武威）。凉州是当时河西走廊的大都会，东西交通的要冲，西域僧侣、商人来往不绝。玄奘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月，应邀开讲《涅粱》、《般若》诸经，他旁征博引，妙极玄理，谈吐高雅，蕴藉深厚，听者称玄奘悟性奇高，神异如此，无不为之倾倒。西域来的僧侣、商人回国后对玄奘赞颂有加，这就为玄奘在西域各国大受欢迎打下了基础。玄奘的德能有目共睹，听众的布施自然也非常丰厚，“得金钱、银钱、口马无数”，但玄奘将所得“并施诸寺”，只求西行。凉州都督查知玄奘欲出国西行，便根据唐太宗“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的敕令，逼令玄奘返回长安。幸亏当地僧侣同情玄奘，深夜将他秘密送出西境，昼伏夜行，到达瓜州（今安西县）。瓜州刺史是佛教徒，不但对玄奘没有刁难，还将凉州发来捉拿玄奘的公文当面撕毁，准其西进。当时有个名叫石槃陀的西域僧人愿与玄奘结伴而行，石檗陀还引来一位胡老翁，骑着一匹又瘦又老的赤色马，胡老翁对玄奘说：“你此次西行，多为沙漠，我这匹马往返伊吾（哈密）十几次了，老马识途，可与你交换，驮着你过沙漠”。玄奘与胡老翁换了马，与石槃陀一起偷越玉门关。玉门关以西有五座烽台哨卡，要过五烽是很危险的，石槃陀中途气馁，玄奘便遣他返回。此后独自一人闯关过险，几乎在烽台哨卡下中箭身亡。好不容易冒险越过第四烽，又面临浩淼无边的流沙河莫贺延碛，此碛距哈密“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惟一”。玄奘独闯黄沙，四顾无人，没有走多远就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补充饮水的野马泉。他把水囊解下来想喝一口水，不料祸不单行，偏偏水囊又失手落地，倾洒一空。在沙漠行走，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这时苍天不语，大漠无言，玄奘在残酷无情的大自然面前，茫然无措，一筹莫展。“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此时的玄奘，只有返回，或留在这里等死。返回的路玄奘断不能走，死在这里更不甘心。二十八岁的青年玄奘法师毕竟不同凡俗，有大智大勇之功，下定冒死求法的决心，毅然策马登程，继续西行。走出一程，乘马忽然走上岔道，不肯直行。
玄奘信马由缰，随老马奔驰数里，竟然发现“青草数亩”，走不远“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
突然出现的奇迹，使玄奘死里逃生，终于走出流沙，到达西域门户伊吾国。
从死亡线上转危为安的玄奘，夜宿伊吾一寺中，寺中有三名汉僧，听说玄奘来，禁不住抱头痛哭说：“想不到在这里还能再见到故乡来的人。”玄奘也是百感交集，伤心地流出热泪。
高昌国（今吐鲁番）王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玄奘到了伊吾，立刻派人去迎接，请他改变西行的路线，先到高昌国。玄奘推辞不过，只好前往。玄奘抵达的当夜，高昌王麴文泰亲自与王妃等秉烛相迎，将他迎入宫中后院的重阁宝帐里，拜望十分殷勤。次日凌晨玄奘尚未起身，麴文泰又携夫人来到门外，拜望问安。麴文泰对玄奘法师十分崇敬，让他在王宫旁边的佛寺中讲经弘法。国王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能容三百人的大帐幕，每到开讲时麴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引领，玄奘将升法座时，麴文泰又跪下低伏座前作为台蹬，让玄奘踏登而上，天天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玄奘要求继续西行，麴文泰竭力挽留，请他在高昌受终生供养。玄奘决心西行，问道求师，此志岂能中途而止，所以不能答应高昌国王的要求。麴文泰此人也莽撞起来，居然以将玄奘送回长安相威胁。玄奘舍命西行意志如钢，不得不以绝食明志，一连四天唇不沾水浆。麴文泰见玄奘矢志不移，就同意他西行。但提出要求再讲经一月，从印度取经回来再到高昌住上三年，玄奘答应了这些条件。临行时，麴文泰和大臣、诸僧及百姓倾城而出，依依惜别。还为玄奘派遣沙弥五人，随从二十人，马三十匹和金、银、绫绢、衣物若干，又为玄奘修书致送沿途各国，每封信附礼物大绫一匹，还准备了两车水果送给西突厥叶护可汗，让他照应玄奘一行。玄奘称麴文泰的盛情“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
玄奘一行经银山道（今甘沟）到焉耆国。途中，与玄奘同行的一支商队“夜中私发”，没有打招呼就启程了。玄奘一行后来见到他们全部遇难的尸体，财物已被贼盗抢劫一空，玄奘唏嘘感叹，为丝绸之路上死难的胡商祈祷。
玄奘在焉耆国住了一夜，可能是该国不热情，次日就离开了。早于玄奘二百多年前的法显，经过焉耆国时就有该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的记载。从焉耆国出来，玄奘一行涉过孔雀河和渭干河，到达龟兹国。龟兹国王久闻玄奘法师大名，亲自迎接玄奘一行人王宫，盛宴款待，但有肉食，玄奘谢而不吃，只吃别的。玄奘向国王解释说：“小乘食三净之肉，我信奉大乘教则不能食肉。”玄奘一行住在阿耆理儿寺，还到龟兹著名的昭怙厘寺礼拜。他看到龟兹国西城门外大路两旁，各立高90余尺的佛像，这里是每五年一次的佛教大会处，每年秋天本国僧徒都集中在这里，上自君王，下至士庶，都放下手中的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废饮忘食、乐此不疲。各佛寺都以珍宝锦绮装饰佛像，用华丽的彩车载着佛像参加行像活动。这里行像的规模比法显在于阗所见行像规模要大得多，动则数以千计，云集会所，常常要延续15天，盛大的浴佛节才告结束。
集会时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气氛非常热烈，玄奘对此留下深刻印象，称赞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他还记载了龟兹物产丰富，宜种糜麦、粳稻、葡萄、石榴、梨、桃、杏等，出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使用的文字与经卷均取自印度，只是粗有改变。对于龟兹民间的习俗，玄奘也都作了津津有味的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