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魅力是无穷的，它给人们带来五彩灿烂的美好幻想，也给世界罗织了相互联结的蛛网。但是，“丝绸之路”真正是一条含辛茹苦之路，不仅笼罩腥风血雨，而且隐伏危机凶险。
塔里木河像一位行吟诗人，如实地倾诉着往昔的岁月、历史的兴衰。
佛光普照
佛光在塔里木河上闪烁、流泻。
首先是少数僧侣和使者、商旅中的信徒，把佛教带到葱岭以东的塔里木河流域。
来自异国印度的一种陌生宗教，能打开中国大门进而能打开中国国民心扉，靠的是如下秘密武器：神奇难懂的经典，庄严辉煌的塑像，感人肺腑的佛教故事绘画，熨贴人心灵的佛曲佛乐，这是一些佛教教义人国人心的强大有力而又柔软美妙的文化载体。
它们直接来自西方佛国，来自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
帕米尔高原为佛教的流传而雪化路开，分别通过莎车传到于阗国，通过疏勒传到龟兹国，逐渐传遍塔里木河流域。各国国王纷纷率先奉佛，并从国外聘请高僧为国师，佛教成为国教。塔里木河流域一时间法座高升，讲经说法声不绝于耳；钟鼓齐鸣，佛曲佛乐声响彻大漠；开凿窟寺，佛陀菩萨居高林立；壁画生辉，佛国仙界莅临人间。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形成涛涌浪卷之势，随着塔里木河水不断流向东方。
佛教传人新疆的时间，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略早于在中原的传播。也有学者认为应在二世纪流布新疆，也不一定早于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历史沉默不语，倾听着历史学家的争论和判定。
佛祖释迦牟尼，在北印度放弃王位、顿悟成佛的故事，很浪漫也很残酷。
释迦牟尼出家前叫悉达多，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父亲净饭王千方百计阻止他出家，留他继承帝业，为他营造一个纵欲享乐的环境，让宫女们去诱惑他，使他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忘掉一切痛苦和烦恼。但悉达多太子不为所动，他看到“人体的丑恶”，看到生老病死的痛苦，因而悲观厌世，决心出家。
离家之后他在郊外漫游，先学习禅定，后来尝试通过严格的苦行发现真理，寻求解脱。他逐渐减少饮食，直到每天只吃一粒米，后来七天才进一餐。他穿兽皮，卧荆棘，六年后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形同枯木。这时他开始净身进食，坐在菩提树下沉思默想，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悟出“四谛”真理，真正成道为佛陀，即“觉悟者”。
从此，他开始了坐禅静思、外出乞食、宣讲“四谛”学说的佛陀生活。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他讲经说法的精舍、集众举行斋会，都由商人和王室给予支持和布施。据说佛陀悟道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也是两个商人。
塔里木河流域的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大陆的大商道，佛教进入葱岭以东首先在疏勒、于阗、龟兹、鄯善等西域诸国传播，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稍前，佛教由克什米尔向东越过葱岭，进入于阗，从此于阗就成为佛教东传中原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据说过去于阗王不信佛法，有一胡商带着一个比丘名毗卢旃的来到城南杏树下，然后向于阗国王报告，国王到城南去看毗卢旃，旃说如来佛派我来，让你选一尊佛陀像，来保佑大王吉祥、国运隆盛。国王说，如果能让我见到佛，我就当即从命。旃鸣钟祷告，佛果然在空中显现真容。于阗王见状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建立佛寺，画佛陀一躯供奉。此寺据说就是《北史》记载的赞摩寺。由于这幅形象逼真的佛陀宝像，使赞摩寺在西域诸国中最为著名。后来内地沙门僧侣常来于阗取经求法，中国佛教徒中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朱士行，于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其目的地就是于阗。公元五世纪初凉州僧人曾向于阗王说，赞摩寺中宝像最似佛陀真相，请求得到一尊以便供养，于阗王便命匠人仿造一躯送给他们。
文献记载，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民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公元五世纪初中原和尚法显一行来到于阗求经，他们眼中的于阗国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俨然已成为西域大国，佛教中心。法显记载于阗城西王新寺，是经过三代国王历时80年才陆续建成，规模宏大，建筑华丽，“雕文刻缕，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箔。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法显一行下榻的瞿摩帝寺，“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弟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由此可见，早于公元四世纪初，于阗佛教已盛极一时。不仅国王尤其信尚佛教，而且老百姓家家门前建塔礼佛。特别是瞿摩帝一寺之中三千僧人，共同进食时竟肃穆无声，说明此地僧人训练有素，信仰虔诚。
佛教自印度越葱岭经疏勒传人龟兹的时间，据阿育王遂太子的有关经卷记载，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事。但史学家多认为这是佛教徒编造的故事，不可取信，而以公元一世纪稍前传人龟兹比较符合实际。东汉末，龟兹就作为一个独立的邦国进入佛教文化时期；三世纪时龟兹佛教已很繁荣，到四世纪以后佛教在龟兹达到辉煌的顶峰。
龟兹是西域36国中地域辽阔、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的大国，又雄踞于丝绸之路北道的十字路口，所以商业贸易十分兴旺，这就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文献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像，与寺无异”。当时龟兹佛寺林立，连王宫都如同庙宇，僧尼多达万人。这里还聚集了塔里木河流域诸国王族子女，受戒学法。才俊云至，高僧辈出，龟兹成为当时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因传人渠道不同，龟兹奉行的是小乘佛教。
不仅如此，龟兹僧侣还效法印度大造石窟寺，在峰峦岩壁、幽谷沟壑，开凿了数百处洞窟，楼宇高居，重阁层台，佛陀菩萨金身彩绘，壁画图饰满墙生辉。龟兹石窟群的规模布局，俨然一派印度阿旃陀石窟的风范。僧众修行离不开石窟寺，开凿寺窟又离不开山林河谷，龟兹石窟群依山水而建，是因为佛陀本人非常重视山水草木，因为它具有镇静心灵和使心灵明亮的价值。据说他每次讲完法，都让弟子们去山水林木间冥想静修。
龟兹建造的石窟寺，是塔里木河流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佛教艺术最集中、文化水准最高超的佛教建筑群。
还有鄯善国，包括楼兰、尼雅等罗布泊周围地区是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佛教在这里的传播与其它地方不同，带着一些传奇和神秘色彩，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公元二世纪末叶，印度贵霜王朝发生内乱，大批流亡者来到罗布泊一带，这些移民使用一种流行于印度的怯卢文，一度成为与汉文并用的鄯善王国的官方语言。这些贵霜王朝的移民来到罗布泊地区时，也同时把原本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带了进来。
他们带来的佛教艺术是犍陀罗艺术的直传，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希腊、罗马风格。
鄯善一带的佛教，一开始就带有佛教源头所特有的西方色彩，“带翼天使”也飞到了鄯善。
三世纪时鄯善的佛教已相当盛行，印度式佛寺佛塔佛像佛画遍布罗布泊一带地区，成为该地佛教的主流。当时使用的佛经抄本，记载佛僧事务的文字，大都是怯卢文。
曹魏以来怯卢文在鄯善就很流行，当时用怯卢文记载了大量佛事活动，例如其中有一篇这样的记载：
“任何人参加迦诺达摩浴佛仪式，都会变得耳聪目明，身体强健，心地善良。任何人参加浴佛仪式，都不会生疮和长疥癣，体质洁白芬芳。任何人参加浴佛仪式，都会变得目大眼明，手足呈金色，容光焕发。”
“我献身于伽蓝，献身于如来之佛法及最好之善行，由于污秽的消除，使它们心地安静，而受到佛礼的保护。”
“一切从地狱之底超生于天堂的人，由于进入如来佛国之界土而解脱生死轮回。”
“愿世间时时刻刻祈祷丰衣足食，愿奉献之主帝释天增多丽水；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你在诸佛法下得到永生。”
这篇怯卢文的宝贵记载，生动地揭示了当时鄯善盛行佛教的风貌。法显于公元399年到达鄯善时，还见到“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当时鄯善流行小乘佛教，经典和使用语言文字，均为古印度文，这时罗布泊一带的佛教，还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
自阳关进入西域的第一站鄯善，就是一片香火缭绕、佛光沐浴的天地。从鄯善由南道到达塔里木河源头的于阗国，更是一派祥云笼罩的佛国仙界。如从鄯善经北道至塔里木河中游的龟兹国，则更是法轮常转、钟鼓齐鸣的佛界胜境。以塔里木河流域鄯善、龟兹、于阗这三个西域佛教中心，连接起大大小小三十多个信奉佛教的城邦之国，就使整个西域大地奏起诵经声和法号声交响的梦幻般的、响彻塔里木河两岸的佛曲乐章。
那高耸人云的佛塔、金碧辉煌的庙宇、彩塑的佛像、绚：烂的绘画，则是盛开在塔里木河两岸的佛教文明的簇簇鲜花。
佛国于阗的祥云
“于阗”得名和建国的历史时空，弥漫着东来的紫气，西降的祥云。
相传远古时和田河畔荒无人烟，印度无忧王的太子遭后母陷害，被挖去双眼。无忧王得知后大怒，把负责保护太子的辅臣僚佐及他们的家族全部放逐到雪山以北的荒凉谷地。这群人为了生存，就顺着水草来到于阗的河流边定居下来。恰在这时，东方一个国家的太子因获罪也被流放到和田河沿岸。后来双方相遇，发生了战争，东方来的太子打败了西方的武装，统一了两部民众。后来他们就在和田河旁边修筑了都城，建立了国家。东西方文化相撞击，在这里实行了最早的融合。
东方的太子当了国王，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里和平相处，安居乐业，和田河两岸一派兴旺景象。但是国王到暮年时，仍没有儿子。为了不致断绝宗嗣，便到本国保护神毗沙门天神祠去祈祷，请求赐给后代。国王的虔诚祈祷感动了尊神，这时毗沙门天的额头突然裂开一条缝，从里面出来一个男孩。国王捧着这个天赐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但这个婴儿不食人奶，国王怕儿子养不活，就又到神庙祈求育养之法。这时，毗沙门天神像前的地面突然隆起来，形状就如女人的乳房，孩子见到就上前吸吮。就这样，这个神童成长起来，生得聪慧勇敢，才智过人。因为他是吃地乳长大，所以就给他取名瞿萨旦那，即“地乳”之意，并成为于阗国最早的国号。
昆仑山也是母亲巨大的乳房，流出的也是地乳，汇成了万古不息的和田河，养育着世世代代的于阗子孙。
据文献记载，“于阗乃梵汉人相会之处，其俗土语非梵非汉，其字母与天竺一一相符，而民俗多同汉国，然宗教习俗与用语则几同天竺。”这里的梵和天竺均指印度，其土语应为于阗语，用的是印度波罗密字母，属于“非梵非汉”的伊朗语族。这种语言与古代印度西北及中亚塞人所用语言相同。因此，有学者考证古代土著的于阗人应是塞种人，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于阗塞语。
这样的人种和语言背景，必然会导致印度佛教在于阗的传播和盛行。
《后汉书》称于阗“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在这个八万多人口的西域大国中，仅佛寺中就达“众僧乃数万人”。可见其国势强盛，国泰民安，晨钟暮鼓，香火不断，一片兴旺气象。
“于阗”的名字最早见于《史记》，《史记》还根据张骞通西域后提供的材料，记载了“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这里说于阗之西的河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流向境外，一说是里海）；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罗布泊）。但张骞误将罗布泊当作黄河河源，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讹传了两千年。
汉代西域36国中，于阗国（今和田、墨玉、洛浦一带）领有精绝国（今民丰县）、抒弥国（今于田县）、戎卢国（今于田县以南）、渠勒国（今策勒县）、皮山国（今皮山县）等六国，可算得上是塔里木河流域的一个泱泱大国。
这些城郭之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前沿形成一道绿色屏障。但是沙漠过于强大，沙暴常常骤然而起，村庄农田被吞噬，沙进人退，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过去的居住地变成一个个废墟遗址。居民不得不另外寻找和重建自己的家园，在与风沙抗争中，他们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足迹。
然而，于阗及其属国，毕竟是大自然的宠儿。它们背靠昆仑山、阿尔金山，冰雪融化汇成一条条河流，和田河及其上游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往西有克里雅河、车尔臣河和许多小河流，及时地滋育着干渴的土地。在茫茫沙漠的“生命禁区”里，这一条条河流流出一行行热烈的生命赞歌和优美的田园抒情涛。
绮丽而辽阔的绿洲、雄劲挺拔的雪山、浑沌浩大的瀚海、时隐时现的王都宫城，被涓涓溪流和巨川大河串联起来，构成一幅粗犷壮美的边塞历史图卷，留下了西域古代文明的一条永不消逝的风景线。
这些城郭之国，凭借着河流建城立国，组成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引水灌溉，开挖的渠道纵横如网，但为了节省用水，各级官员对水利灌溉进行严格管理，“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