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国外的国家创新系统
面对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能否建立一个高效的、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机构、大学、企业围绕技术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不同的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国家创新系统中各组成要素（政府、大学、企业等）所引起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别，由此形成了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
（1）美国国家创新系统。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美国，以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一般认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结构上主要由创新执行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国际互动5大部分组成。创新执行机构指企业、大学、国立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是国家技术创新的主力；大学应当作为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主体；国立科研机构被认为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补充力量；同时强调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国家技术标准、数据库、信息网络、大型科研设施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创新资源指人才、知识、专利、信息资源和资金；创新环境是国家政策与法规、管理体制、市场和服务的统称；国际互动是指国家创新体系应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包括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贸易。上述5个部分，构成相互密切关联和互动、缺一不可的网络系统，各部分必须协调、均衡地发展，有效地运行。
目前，全美上万家企业有研究与发展实验室，其中100家大企业的研究工作量占整个工业界的绝大部分，雇用着约300万科技人员，占全国就业科技人员的60％～70％。每年投入的科研资金达1000多亿美元，占全国科研开支的70％。美国政府很少支持生产工艺的研究，而着力支持基础研究，除了国防和农业外，产品开发并不是政府的主要职责。美国的教育科研机构承担了知识创新的主要任务。
美国有着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其研究生教育水平享誉全球。
高校除培育高层次人才外，还承担着80％的基础研究工作。美国国立科研机构拥有国家实验室850个，20万雇员，居全球之冠，私立科研机构则为数更多。据统计，全美有95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专职从事研究开发，在职研究人员中获博士学位的有473万名之多。
在政策扶持方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把基础科学置于重要地位，使之在基础研究的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克林顿就任总统后适时地对科技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明确提出政府将奉行加强美国工业竞争力，创造长期的高工资就业机会的新科技政策。1994年克林顿就科技政策发表题为“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报告，明确提出国家要重点对科研和教育进行投资，长期目标是要保持尖端科学的领先地位。1995年，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关键技术》报告表明，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欧、日比较，美在信息技术领域大大领先，在生物、医学、农业和食品领域占有优势，在工业制造和能源领域的科技水平与其他先进国家持平。
美国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1980年建立了第一部《技术创
新法》。1986年，美国提出了《技术转让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修改了数以千计的旧法规，如《反垄断法》和《信息法》。国会有关机构则大大加强了立法及其审核工作，顺利通过了《1993年高性能计算与高速网络应用法》、《1996年电信法》等多项具有跨世纪意义的科技法案。当然，美国还有较为健全的保护软件和知识产权的法规。这些法案为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
（2）芬兰国家创新系统。
近几年来，芬兰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是欧盟国家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全国移动电话人均拥有率为58％，互联网普及率超过15％，均为世界第一。科技论文产出率为每百万人1442篇，超过美国和英国，信息技术应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形成了一批像Nokia公司的国际知名企业。1999年芬兰的国际综合竞争力跃居全球第三位。芬兰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至关重要。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曾指出：“我们的国内政策极为强调高标准的教育和不断加强对科技的投入，并将保持国家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把激励企业的创新置于优先地位。”
在芬兰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中，重点是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
它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或技术开发中心，也包括科技园区和其他创新支持服务机构的建设。其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对创新的支持贯穿整个创新链。基础研究领域主要由芬兰科学院（TEKES）提供资金支持，它以基金的方式对大学、研究所进行的长远性研究提供经费。为了更有效地资助创新，TEKES在全国不同地区与各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中心结合，这样就使TEKES的资助不但推动企业的创新，而且也为扩大地方就业服务。因此，TEKES在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商品化，则有专项资金支持，所以在芬兰的创新过程中，每个阶段都能得到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资助机制特别鼓励产学研结合。
TEKES的资助，无论是对企业或是对大学和研究所，都要求产学研各方面合作进行研究。结果是形成一批在该领域有利于推动产业群形成的重要创新。
芬兰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特别表现在不断地增加R&；D的投入。根据本国国情，采取了直接支持企业R&；D活动的政策。这种支持是通过TEKES等实施的国家技术计划项目进行的。由此，激发和引导企业在R&；I）上更多地投入，并与企业、研究部门及学校的创新价值链挂钩，效果很好。
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是芬兰政府创新政策的核心。这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支持科技园的建设。从1982年建立第一个科技园开始，到现在已发展到l0个，园区内有近千家公司和研究机构，规模不大，但对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企业的促进效果十分显著。在Tampere科技园，高科技企业的成功率达90％以上。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大多是针对中小企业，大企业也能从中得到益处。大企业通过与政府资助的大学和研究所合作，通过与富有创新力的中小企业合作或进行战略性兼并，能够增强自身的创新力与竞争实力。
此外，政府支持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所实行的政府采购政策常为大企业提供重要帮助。大力推动国际化，在芬兰政府的创新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6．区域创新系统
（1）区域与区域创新能力。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剧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化特征。区域正逐渐成为经济协调的重要基础。这种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征。世界范围内，个别产业群中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开始地区化；全球性公司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往往是寻求拥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群的区域经济；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国家，而是按照区域的竞争力来进行。尽管区域经济形态各异，但一般来说，在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济具有以下特征：知识已成为区域发展的根本，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推进器”；区域创新能力正逐步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在这些成功的经济区域中，存在着完整的产业群。产业群的整体优势体现了存在于产业价值链中每一企业的竞争能力；构成产业群的大量经营内容多样、规模不一的企业创新愿望强烈，企业之间联系紧密，交易频繁；在这些经济区域内高效流动的信息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信息来源渠道广泛，流动形式多样且不拘一格；这些经济区域所在地政府机构为区域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和宽松的经营环境。
（2）区域创新系统。
随着经济区域化的飞速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区域创新系统，顾名思义，是一个地域内的创新综合系统，即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各个区域（一般是行政区域）建设的相对独立的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由若干重要的分支系统构成，如研究开发系统、产业化系统、教育培训系统、社会职能服务系统、政策法制保障系统等。区域性的技术创新体系也不例外。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其主体主要由参与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体现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性特征。构成区域创新系统基本构架的三大要素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资源、不断衍生和壮大的经营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与政府管理办法。与国家创新系统类似，区域内社会综合体的各行为主体以创新为媒，以利益整合的最大化为目标，展开充分高效的互动。其中，区域内的企业成为显性主导力量，他们在R&；D的投入和执行中起主要作用，并能够得到良好的投资回报；区域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成为本区域主要的知识生产、传播的功能主体，地方政府和产业界将加大对本区域内公共研究机构的科研资助比例，知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日趋紧密；地方政府不仅要直接资助公益性或基础性较强的研究项目，还要发挥地方政府在区域内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方面的相应功能，为区域创新系统内社会综合体各行为主体充分高效的互动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系统，即建立在区域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和行政机构问长期合作的基础上的稳定关系。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当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信息在某一网络结点（如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市场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等）产生后，就会在网络内部迅速流动开来，这种创新的因子沿着网络连线在网络中快速传递、频繁反馈，在反复的碰撞和振荡中，孕育着一项创新的诞生。也就是说，在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过程中，与创新有关的各行为主体分别作出自己相应的创新决策，在这些涉及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创新决策的相互协调中，从而产生一项创新。对区域创新网络重要性的认识不仅是从美国硅谷等区域发展实践中获得的，也是在技术加速进步形势下对技术创新问题认识深化的结果。
据悉，“十五”期间，科技部将每年发布一次《地区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报告》，旨在针对区域科技创新创业发展的特点，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各地区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特别是科技创业活动。《地区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报告》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构筑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组成，共90多个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新的政策与环境、企业的创新主体化程度、地区的创新潜力等，以上每一个方面又细分两级可量化的指标。
（3）京沪深三地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在全球化进程中，区域的崛起成为一大趋势，个性化成为区域竞争的资本。区域营销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先行一步的硅谷、班加罗尔、新竹等区域已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在创新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区域竞争态势也日益明显。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率先在国内进行发展创新经济的实践，着力塑造世界级的区域品牌，成为中国具有全球创新经济竞争力的区域。
国家科技部政策体改司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最新完成了一份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创新经济活力水平比较调研报告，根据这份名为“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的报告显示，北京最佳，深圳第二，上海位居第三。这项结果是根据长城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得出的。
报告认为，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是目前我国公认的创新水平最高的区域。根据指标体系综合来看，京沪深三地的创新经济活力存在着梯度差异，但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导指标因素在三地则是各不相同的。在8大类指标中，北京在创业动力、创新服务和科技实力三个方面的优势最明显，这也是北京总体得分较高的主要因素。深圳则在资金状况、人力资源两项指标中处于领先地位，优势较为明显，使得深圳超越上海位居第二。上海在创新服务、信息化水平等指标上的相对得分也不低，某些二级指标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如金融服务机构数、国际劳务服务合作水平等，但相对于北京、深圳来说，这样的领先指标太少，使得其总得分偏低。在8大类指标中，上海竟没有一个是得分最高的。可以说，在影响区域创新活力的各项因素中，上海没有像北京、深圳那样有突出特点的因素，上海在创新经济上的个性还有待展示。
在文化背景方面，报告比较了三地文化上的差异对创新经济的影响。在文化导向方面，北京作为中国古代的都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尤其是封建时代形成的保守和等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北京各界公众，传统的“皇城文化”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