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国内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质化。在此背景下，您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什么？
万俊人（以下简称“万”）：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觉得，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由于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对人们的观念变化影响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如何突破实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局限。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趋势，客观上使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最敏感的往往是实际的利益。另外一个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因而，如何求得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行为规范，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因为文化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分歧或多样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这又使得现代人对很多问题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所以，伦理学家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应该尊重人们社会生活的区域性和个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如果只有这种区域性和个人多样性，那么，人们的共同生活是否还有可能？要共同生活，就要有共同的道德规范。所以，多元价值的冲突及其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具体到价值观念，怎样使人们在这种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突破实利主义这一价值观念的局限性，也是很重要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正如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的心理、性格都被市场化了，譬如求职，人们不是考虑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考虑人才市场的需要，根据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塑造自己，推销自己。
问：中西道德文化所具有的特质及当今各种伦理学学派并存的事实，是否意味着人们对于道德有不同的理解，难以达成全面的道德共识？假如人们能够达成某种道德共识，那么，其普遍合理性基础又在何处？
万：中西道德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与当今西方各种伦理学学派并存的事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具有特质的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谱系的多样性，是一种文化的事实；而伦理学学派的并存则是一种理论事实。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本前提。处于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认同，不同的伦理学学派的形成本身就标志着人们对于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现代社会里，形成道德共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社会发达了，交往性提高了，人们相互交往、沟通的方式、手段和频率都大大地提高和加快了，变得更容易了，万里之遥仿同咫尺；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达成某种道德共识却越来越难了，有时甚至连一些很朴素的道德真理都不容易达成一致。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它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认识更具体、更深化。分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道德共识的达成就绝无可能，有时候恰恰是因为认识的深入而发现了分歧，对分歧认识得更为充分，由此而达成道德共识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所达成的道德共识，应该是一种基础层面的，而不应该是一种具有很高要求的道德。所以，道德真理应该是基础性的道德共识。它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满足生活在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中且持有不同道德价值观念的人的共同需要。
为什么要认同它们？也许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共同生活不可退让的一种道德底线，在此意义上，底线伦理确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强调底线伦理的时候，必须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底线伦理并不是人类道德的全部。换句话说，仅有底线伦理是不够的。
问：未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秩序会产生哪些影响？
万：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变动性。现代社会发展的速率或节奏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很缓慢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节奏大大加快，现代人对生活的体验同传统社会里人的体验有了明显的不同，节奏感太快，有一种生活紧张感，步履匆匆，忙忙碌碌。现代社会发展了，文明进步了，这使现代人的机遇增多了，机遇的增多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可选择性增强。我有一个观点不一定正确，认为选择本身意味着风险，因为选择具有或然性。萨特说过“你必须对你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因为任何选择都是有责任的。选择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你选择什么就必须承担什么。选择表明我们在具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相应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就要求人们要有更健全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选择中导致很荒谬的行为后果。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不同，人的行为总是负有某种价值意义的。但个人的选择总有某种局限。比如，国外选举议员，议员代表一个特定的选区，他必须代表所在选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如果不是这样，他不把选民的意见反映上去，选民对他就不会满意，下一届选举的时候，选民就不会选择他，他就不可能当上议员。可见，即使是选举议员这样严肃的政治选择，也受地方性的局限。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国会议员投反对票，其中有一个议员是加州伯克利大学选区的。伯克利大学是美国最激进的大学，经常搞运动。加州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选票较多，这里的国会议员必须服从这里的民意。加州的议员之所以要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投反对票，乃是因为她必须忠诚地代表所在选区的选民意愿，即使其内心并不想反对科索沃战争。
至于道德观念的变化会对社会道德生活秩序产生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社会学的调查和检测才能证明。影响无非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我有一个观点，任何秩序的最高价值并不是稳定而是有序，一种秩序哪怕是变化的，而非一种持久的稳定状态，只要它是有序的就没有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所引起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带来了一些挑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在人际关系上和社会交往中，要建立起一种信任就比过去要难得多，因为人际信任和友谊等价值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经得起风雨考验。在传统社会里，像信任、友谊等价值是被人们所推崇的，古希腊人把它们被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西塞罗就曾专门讨论过责任或者义务、友谊和公正三大问题。友谊的道德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通过“义”这一范畴来表达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有大量的体现，武侠小说更是显证。但现代迅速变化的社会使人际相互而充分的理解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来往匆匆，有时候完全是一种仪式化程序化的交往，交往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实际，缺少充分的情意交融和体认。这是一种挑战，对现代人的道德心理和情感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某种极端的意义上，爱情也都变得快餐化了。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家庭结构的不稳定都归结为经济因素，但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与十七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爱情观相去甚远。现代爱情不再充满诗情画意，现代人对贞洁等并不看重，情感越来越简单化。
因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化约了人们的情感内容，化约为一些简单实际的要素，比如你有没有钱、汽车、房子，你的职业怎样，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对社会道德生活秩序又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大大增加了人们自主自立的可能性，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我们不能简单结论，究竟是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好，还是现代的爱情婚姻家庭好。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结构比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结构要稳定得多，但那里面又有多少悲剧？那时候很多当事人是不能自主选择的。
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少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的现象，诸如单亲家庭、单子家庭等，这导致了婚姻家庭的风险增加，对后代的教育不利。
问：假若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人的不安全感，都对道德和道德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维系人类的道德和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
万：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使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加大了、选择的自由度提高了，我们对生活秩序变化的感受更强烈了，没有了一种安稳而悠闲自在的感觉。
正是由于这种体验，现代人就会有一种对秩序、安宁、安逸的渴求。
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其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叔本华的原理是正确的，即：人们缺什么就需要什么，反过来说，人们需求什么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缺乏什么。缺乏意味着痛苦。对于现代人来说，安全和安宁是一种重要的生活价值。
维系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生活秩序，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除了制度、法律和宗教信仰以外，道德是其根本的维系力量之一。特别要提到的是社群（包括社区、邻里等）道德，它对营造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有很重要的作用。此外还需要一种信仰基础。现代人往往感到孤独无助，产生恐惧和无奈。据说，不久前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跳楼自杀，原因仅仅是自己的硕士论文设计做得不太好，论文尚未答辩，也没有被否定，他自己就失去心态了。现代人的社会压力加大，心理变得非常脆弱，正因为如此，信念或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