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的相与之道，是唐文明博士的处女作《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一书的主题。
我非常欣赏“相与之道”一语，幸获文明博士的首肯，借之以为此篇序言的标题。“相与之道”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探讨的真义大道。然，让人困顿难解的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被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ing）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探寻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与之道；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确乎又比任何时候都更缺少人际、群际、族际、国际的相与或对话的资源。当然，更多的需求本身也意味着更严重的匮乏。由此看来，相与之道不独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事情，也是多种思想、观念、价值之间的事情。由于我和文明，“相与之道”或许还别有意味。如果文明同意，我愿意将这一意味解释为师生之间的相与机缘。正是且仅仅是一段师生机缘，使我写这篇序言有了正当的理由，即使这理由不一定是学术本身的，也不至于失却学术道义的支持。有此考虑，我决定将这篇序言写得随意一些。
一、师生之问：南山期待与咖啡话语
一九九五年新春前夕，我收到一位陌生者寄来的新年贺卡，平常的装帧，平常的贺词，似乎不该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但我却记住了这位陌生者的名字：“唐文明。”唔，多好的命名！不久，春暖花开的一天，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的办公室里主持是年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面试，才知道这位陌生者已经列入我的名下。
呼其面测，见到的是一位略显乡气和腼腆的山西青年，其笔试成绩不差，面试则稍显紧张和胆怯，惟一语耐听：“我希望跟万老师研习中国古代伦理学。”听罢生疑：明知愚下业在西学（西方伦理学），却偏要与我问道中古，是有意挑战？还是无意问路？
我决定接受这位新弟子。说来奇怪，促使我做出决定的直接动因竟然是他有些跃跃欲试却又些许矜持的神态，这神态让我倏然想起田园诗中的牧童、短笛和山村早晨那吹烟袅袅、牧童上山放牧一类的意象。我当下思忖，这位年轻人将会吹出怎样的音律呢？倘若引其放牧南山，他又会采撷些什么？文明君并不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但却是让我第一次产生如此疑问的门下。这些疑问因他而起，却由我自问。
三年后，文明带给我一个不小的惊喜：他以“无所不用其极”为题，写出了一篇近十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以原始儒家为例，探究道德形上学基础问题。坦率地说，这种研究正是我所期待的。
文明从商周天命观念的解析人手，潜入孔子仁学，再穿过思孟一系对人性——人心的理论提升，最后演化出原始儒家伦理的道德形上根基及其传统文化特质与现代意义。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极富心得和创意的研究成果。商周及其后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文明君谓之的中国古代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始”（arch），仁学作为儒家伦理的理论原型和宗旨正是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孔子自言：“吾从周”）所创造出来的道德文化硕果，而思孟心性生命之学则是儒家美德伦理的圆满成就。文明君的这一研究洞开了传统儒家伦理研究中藏隐既久的几个关节性秘密：其一，作为一种以淑世主义人文情怀而著称于世的东方古典伦理原型，儒家伦理是否有其道德哲学的形上预制或前提？其肯定的回答和研究多少消解了中外学界对儒家伦理缺少哲学根基的担忧（是故，文明君没有完全认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由和做法）。其二，为什么在孔子那里极少谈论人性问题？孔子仁学的直接依据是商周以来由天命观念所表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解，而思孟一系对人性——人心的理论提升，最终完成了中国原始儒家美德伦理体系的构建。其三，文明君的研究不仅较好地揭橥了儒家道德形上学基础的基本内涵和意蕴，而且将之放置在与现代性问题反省相与互镜的古今中外之文化比较视野中，通过较为恰当的比照辨析，获取了许多新颖的见识。他没有取后现代主义借古讽今的姿态，也没有简单认同现代主义厚今薄古的文化立场，更没有丝毫崇洋的媚俗或自封的固执。
他自觉地模糊或者跨越了一些狭义标举的人为界限，在古今中西问自由穿梭，寻求并营造一种积极的内在反省与相向批评互镜的理论氛围，从而达到了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融会贯通。
应该说，文明的研究起点相当可观，其主题研究的知识平台也相当开阔。所以，当时主持其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宋希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等前贤给予了他不低的评价。这自然使我高兴。
但他本人和我都因此觉悟到，他的这一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许多问题还只是刚刚敞开。诸如，如何在现代性问题与原始儒家伦理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对话沟通，甚至是相互借镜、相互批评的话语系统？当人们说现代性的观念应当成为推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参照时，该以怎样的学理方式来具体实施这一目标？而当人们说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成为我们反省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时，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有效利用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现代性本身首先是一种起源于西方近世文明的扩张性谋划时，又该如何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视角？
如何实现中国文化传统话语与西方现代性文化话语之间的对接？能否对接？对接或对话的路径何在？后果如何？如此等等，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层探究。
所以，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后，文明似乎觉得自己的作业还未完成，希望沿着既定的路线继续前行。就这样，文明又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三年计划，继续他的研究。三年前，我带着某种莫名的疑虑接受了他，三年后我却对他有了一种明确的期待，期待他在中西伦理比较研究这一十分贫瘠的园地里，有所耕耘，有所收获。我的期待是有理由的，在伦理学知识海洋里，文明已经是一位游刃有余、甚至足以浪遏飞舟的健将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改变我们之间的相与方式。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的相与方式基本上是纯粹知识论的。我主要是带他读书，要求他按照我开列的书单做文本解读，尤其是读中西古典和近代的康德，然后与他就课程和文本内容作问解式交谈。而此后三年，我们的相与方式更多的是师友之间的问道论道。这期间由于我因故从北大转入清华，曾一度影响到文明的学业。我的位置变动是偶然的，对于已是不惑之年的我，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难应合了一句俗语： “上有老，下有小。”于上，我的导师周辅成老先生是最反对我离开北大的。当年先生留我守业，我可以放弃出国留学而有所坚持，如今我功成名就，还有什么更强有力的理由放弃母校守业的天职呢？我无法与先生语，面对先生的再三劝留，我只有愧疚和隐痛。可更让我为难的是文明的学业问题。作为我惟一的博士生开门弟子，我对他及其学业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的中途变故必定使他面对一个问题：或者随我离开北大，或者改换门庭。文明自己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他准备与我同行，但我不忍让他因为我而舍弃圆梦北大的理想，毕竟在当今中国，北大是中国人文学独特无朋的知识与思想的摇篮。“未名湖是海洋！”我和我所有的北大同门都如此坚信！面对一位正畅游此间的风华少年，我怎么忍心让其离开这熟悉的海洋，跟随我去趟未知深浅的混沌之水呢？
我感谢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我的那些老同事们！
因为他们的通融，终究让文明避免了一次两难抉择，也多少减免了我上愧对导师下愧对门弟的不孝不慈之恶。文明可以继续在我的名下攻读北大的伦理学博士学位，我们之间的师生机缘因此而得以持续。经此变故，我和文明的相与越来越像师友之交而非师生之交了。
我们的见面和会谈变成了经常性的“咖啡馆哲学”，会谈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再固定，或主题或文本，或人物或作品，或古典或现代，或中或西，或内或外，或诗或歌，或人或事，或辩或论，或阐或问，或“主义”或问题，或学问或人生，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不拘一格，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这大概就是我们师生之间的相与之道罢，不知文明君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