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可能性不在于我们能够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这种考虑不周既很少符合于《圣经》，也很少符合思维。可能性就在于我们能够。
克尔凯郭尔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弄清了路德所说的“bellua qua non occisa ho—mo non potest vivere”（野兽无从杀灭，人则不能永存）意味着什么。这些话是对立于思辨哲学的存在哲学的萌芽：它的最后论据不是拒绝庇护人的“法律”，而是“homo NOD Ix）test vivere”（人则不能永存），而斗争是它寻找真理的方法。现在我们还将知道，路德对于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怀有极端的憎恨，维系于使徒保罗关于法律和富裕的学说。我再从路德给卡拉特人的书信的注释里援引两段：它们将会使我们有可能更接近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起源，并且确信它同古希腊人的存在哲学之间存在着鸿沟。路德写道：“你拥有的一切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力量、荚、财富——这一切都是地狱暴君（也就是罪孽）的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一切都强迫你服从于恶魔并巩吲和增强了它的统治。”在另一处地方，他更为有力和意味深长地说：“除了，法律和理性，没有任何东西反对信仰，不全力以赴就不能战胜它们一一不过战胜它们仍是必要的，如果想要幸福的话。当被法律所惊吓的良心与上帝的审判进行斗争时，无论是理性还是法律都要遗忘脑后，要完全指望上帝的惠赐和慰藉。你的言行举止要像从未听说过法律那样，走入法律和理性照耀不到的暗处，那里只有信仰的秘密，它毫不犹豫地向你宣布。拯救你的不是法律，而是基督。福音就这样把我们引向超越法律光辉的信仰暗处，那里既没有理性也没有法律。法律是应当听从的，但要适时因地。当摩西在山上同上帝面对面说话时，他不懂得法律，也不按照法律管理；可他下了山，他就成了立法者并且通过法律管理人民。”我已经说过，克尔凯郭尔很少读过路德的书。不过，路德的“仅只通过信仰”鼓舞他致函卡拉特人。这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控制着克尔凯郭尔的全部思想。只要哲学以惊奇为基础，它就结束于“理解”之中。然而，当绝望向哲学提出由“悲哀与诅咒”得出的问题时，“理解”能给人什么呢？理性通常炫耀“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都毫无力量去反对标志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和毫无出路的绝望。此外，人们还发现，这些天赋，不是同盟军，而是无情的敌人，亦即“强制人服从于恶魔的暴君”的仆役。理性真理以及受其授意的法则在某时和某地是有益和应当的，当它们变得自立时，当它们摆脱上帝时，当它们披上永恒性和不变性的袈裟时——它们就不再是真理。它使一切瞧它的人石化，变成顽石。日常意识会觉得这是疯狂。自然，也可以说这是疯狂：怎么能够用光明去换取黑暗呢？信仰靠真理来支持。可见，只能以以牙还牙的方法来捍卫它；一旦我们放弃了这一条，我们就将使信仰永远信誉扫地。这一点不仅波纳温图拉，而且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是自明的，并且自明得无可争议。路德在圣经中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当摩西直接面对上帝时，一切真理、一切法律都消失不见，无踪无影，就像它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一样。摩西无力自卫，只是因此他才成了预言家——接受了上帝的力量。一切恐惧、一切忧虑都逼迫人去寻求支撑、保护、支援，但恐惧和忧虑好像突然一眨眼间就会烟消云散。理性之光也黯然失色，法律的镣铐被砸开了。人在这一原初的“黑暗”中，在这一无限的自由里重新接触到了我们始祖致命的堕落之前充满尘世亘古长存的“至善”。只有在这“信仰的黑暗”中人才重新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不是苏格拉底所知道的、并向人们宣称的那种自由。即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而是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自由就是可能性。因为，既然要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已经丧失了自由：恶来到了尘世并开始与上帝的至善并驾齐驱。人也应当有硕大无朋，另一种性质的自由：不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使世界摆脱恶。人对恶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只要恶存在就没有自由。迄今为止人们称之为自由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错觉和骗局。自由不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它灭绝恶，把恶变为虚无，这不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严厉可怕的虚无，即那个用某种巧妙方式篡夺、破坏、损害、消灭一切绊脚石的无限之权、这样它就占据了与存在并列的地位，甚至征服了存在本身，并把存在谓语置于自己绝对控制之下的虚无，而是那个按照上帝的话变成至善的、无意志的、无能力的虚无。只要虚无还未被彻底灭绝，人就不能企盼自由。相反，在那个神秘的时刻、即当我们的始祖被冲秘莫解的魔力诱惑抛开生命之树去尝知识之树的果实时，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相反，要使失去的自由又回到我们身边，它只有在知识失去自己支配人的权力之时，只有当人在“理性渴求普遍必然真理”即摆脱上帝的真理中看到罪孽借以进入世界的无敌的统率时，自由才能失而复得。我们还记得，就连克尔凯郭尔也认为一无所知是精神的沉眠。在许多其他永恒真理之中，我们觉得这一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和特别自明的。但是这不是真理、而是妖术、最深沉的睡眠，几乎是精神的死亡。知识奴役着人类意志，并使它服从于永恒真理，遵循自己的本性敌视一切生物，敌视能想方设法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不甘于与上帝平起平坐的一切事物。
人的堕落与克尔凯郭尔说的那种“自由的昏迷不醒”是相联的，它是知识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确实，《纯粹理性批判》不可能也不想重视它。相反，一无所知的状态、摆脱知识的自由状态是人类解放的开始。一无所知不是某种否定的、匮乏不足、某种缺损，就像自由不是缺点和否定，而是对伟大价值的肯定。纯真不愿要知识，它高踞于知识之上（重提一下普罗提诺“升腾于知识之上”），如同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人的那个人的意志凌驾于知识之上一样。对此，克尔凯郭尔本人是最好的证人。他告诉我们：“恐惧是自由的昏迷不醒。心理学上说，陷于罪孽总是起源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接着他解释说：“恐惧的虚无是预感的综合体，个体愈来愈接近这些预感，尽管它们实质上在恐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不是个体与之无关的那种虚无，而是处在与纯真的一无所知活生生的相互关系中的虚无”。知识的第一步，应该也只能是虚无的虚无，它闯入人类灵魂中并开始在那儿发号施令，俨然是那儿的真正主人。克尔凯郭尔已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源于经验者，要相信之”——俄语的说法就是，不要问老人，而要问饱经世故的人。他的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完全重复它，因为只有经过克尔凯郭尔的体验以及与其相近的灵魂，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引向知识之树的致命的诱惑，并认真思索创世纪的叙述。“假如我们问：什么是恐惧的对象，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虚无。虚无和恐惧形影不离。但是，一旦出现真正的精神自由，恐惧就会消逝不见。在更仔细的研究时，多神教徒的恐惧里虚无是什么？它就是天命……天命是恐惧之虚无……最英明的人也不能克服天命观。反之，天才到处发现了天命，并且越是深刻地理解它，他的知识也越深厚……天才的真正威力正表现在这里，在于他发现了劫数，但这也是他的无能所在，这对于日常意识似乎是胡说八道——但是事实上伟大隐藏在这里，因为人并不生来就带有天命观……”这种英明之人，尽管他光辉灿烂，具有世界意义，但他是罪孽。理解这个需要有勇气，然而这也就是如此。”需要有勇气，毫无疑问，而且是巨大的勇气才能理解这一点，并公诸于众。因为必然承认，精神在一无所知之中是会睁目不眠并且知识也会使人发生梦幻和麻木不仁。圣经故事是不能“修改”的：陷于罪恶是知识的开端，或者更确切的表述是，罪孽和知识只是表示同一“对象”的不同的词！有知识的人不以体验为满足的人，“被体验激怒了的”人和“渴求确信存在物必然应当如此存在（正如它存在着的那样），而不是另一番模样”的人——发现了不存在的天命，对于一无所知的人天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之屈服于天命。只要他还处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之中。这里对蛇的作用有了新的解释，我们“有知识的”人，好像觉得蛇是十分牵强附会地插入圣经故事中的。放弃“纯真的一无所知”是最大的疑谜。既然第一个人被赐予称名万物的权力，他还要知识干什么呢？为什么不给他不存在恶的上帝的至善，而要给他善恶并存并需要区分善恶的世界呢？我们深信，区别善恶的能力是对人的某种补充和其精神的发展。就连克尔凯郭尔也按照这一人类有关善恶的过分人性概念的要求从事，经常从苏格拉底转向圣经，又从圣经奔向苏格拉底，并且不能不承认，第一个人直到堕落以前，也就是在他领略禁树之果之前，好像他还不是完全、真正的人，这正是因为他不会区分善恶。几乎可以说，克尔凯郭尔认为，第一个人所处的精神沉眠意味着他还不会区分善与恶。因而结果是蛇没有欺骗人——堕落完全不是堕落，而只是精神辩证发展的必然因素，就像黑格尔给我们指明了的一样。当然，克尔凯郭尔远远不懂这一点——当他否认纯真之人的自由存在时，他终究不由自主地把这一点与其不会区别善恶相联系。克尔凯郭尔就是这样，他如此狂热地使我们深信，自由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对自由的这种理解是考虑不周，自由就是可能性。要知道：假如自由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一自由就应当作为主要是自由存在的创世主本身固有的。因此，完全可以假设，上帝在选择善与恶时，更倾向干选择恶。这一问题对于中世纪哲学思想是真正的“crux interprettun”（苦难解说）。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自由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热衷于古希惜思辨的中世纪哲学不会也不敢把宗教观与伦理观分离出来。同样不能容许的是：上帝“有权”喜欢恶而讨厌善。
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表明了宗教启示和思辨哲学的永恒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