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吧，呼吁吧。上帝不会害怕。说吧，拉开嗓门呐喊吧。但上帝的话更洪亮，因为他拥有所有的雷霆。雷霆就是回答，就是解释，正确的、肯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甚至上帝把人打得粉碎时，他的回答也比全部人类的智慧及对上帝公正的担心要更漂亮。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写了无数的训诫，但它们是一首对恐惧和痛苦无休无止的、放荡不羁、愤怒若狂的颂歌。虽然他多次极为固执地强调说，他没有威信，他只是作为个人发表训诫，但他是代表基督教的，因为他援引了福音。“我的严厉并不来自于我，它来自基督教”。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尤其是《致命之症》和《基督教入门》中，他也写了类似的话。他殚精竭虑地向我们表明：基督教学说的温柔只是表面的，基督教带来的福音，如斯宾诺莎所言，可归结为：“快乐不是对美德的赞赏，而是美德本身”。人对基督教美德的评价是：它比最大的不幸还要可怕。尼采的“博爱”观曾令当代震惊。但克尔凯郭尔在激烈、阴郁和冷酷无情方面更甚于尼采，这在他描写人类存在的恐惧并代表基督教作残酷的说教时表现出来。他时时处处向我们讲述耶稣在人间所受的苦难，代表耶稣几乎一字不动地照搬尼采代表超人或琐罗亚斯德所说的话：“你们以为我来是为了更好地安慰受苦受难的人？或者给你们，误入迷途的人，指明最轻松的道路？不，你们中最优秀的人将越来越多地死去，因为你们将越来越处境维艰。”这里不拟详述尼采说教的“严厉性”。确实，人们对之习以为常，很少感到不安，但人们都相当了解，我只提醒一下，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不得不承认其严厉并非自发的。
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也是从基督教吗？抑或在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之后，就像在尼采的超人之后，隐藏着某种力量？尼采最后还是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不是他选择了残酷，而是残酷选择了他。他的“amorfati”（命定之爱）以命运之不可征服为源泉：最忠诚无私、最无限的爱在命运面前也无能为力。如果仔细听一下克尔凯郭尔的言论，会发现其中也有同样的东西。它们非直接地、但仍显明地承认了命运是不可征服的。他说：“耶稣的生活是唯一一种不幸的爱：他为爱的神圣理解而爱，爱全人类……耶稣的爱，从人的意义上讲，不是牺牲，也不完全是这样：他没有以自己的不幸去换取自己同类的幸福。不，他使自己和同类都沦为不幸，用人类的话来说，极为不幸。他的自我牺牲仅仅是为了使他所爱的人也成为像他一样不幸的人。”像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他这样做是违心的。他也可以呐喊：我的严厉并不来自于我！但是，如果不来自耶稣，又不来自上帝，那来自谁呢？尼采归咎天意，克尔凯郭尔则归咎基督教。那么，耶稣将归咎于谁？上帝，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又能归咎于谁呢？或者，我们有必要捡起古希腊人对能力受存在结构限制的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受限制的某事物有联系，我们的理性在上帝之上发现了不取决于上帝的原理。它们也不由上帝创造，相反，却限定了上帝的意志，迫使它利用可能？在这些原理面前，上帝同凡人一样无能：他只有无所事事的爱和慈善。克尔凯郭尔坚定地说：“你应该爱。只有应该爱才能保证爱不发生任何变化，使之从容独立，永葆自由，使之永远快乐，不再绝望。”他还重复说：“只有当爱是应该的，必须的，它才得到永恒的保证。”越往下，他越坚定不渝地提出“你应该”，但不再像《实践理性批判》一文那样明显地无所畏惧（克尔凯郭尔从不提《实践理性批判》，尽管他谙熟康德韵著作），却表现了对其著作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可遏制的狂怒。类似的话不一而足，它们值得（我差点忘了，更确切地说）威严地要求重复：“人不认为耶稣的爱是自我牺牲，不能称之为自我牺牲，因为耶稣没有准备用人们所说的不幸来换取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没有，他使自己和众人都十分不幸，用人们的话说，极为不幸……他牺牲自己使自己所爱的人像自己一样不幸”……
“我的严厉并不来自于我”，当克尔凯郭尔说受尽磨难的人在他这里只能找到一种安慰——再增加恐惧和苦难——时，他这样辩解说。
宙斯也是这样在克律西波斯面前辩解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对人们更善良。耶稣的处境并不更好：他必须选择，愿不愿使自己和人们陷入不可忍受的苦难。他应该爱，只有爱，不顾一切地爱，也不考虑他的爱会给自己：阳自己所爱的人带来什么后果。耶稣（克尔凯郭尔念念不忘）是善良和温柔的化身。但他的这个“应该”的“严厉”又从何而来？克尔凯郭尔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但他更鲜明有力地描写了基督教这一温柔的学说所伴随的恐惧。如果我想摘引他著作中所有有关的言论，我将耗费几百页纸。克尔凯郭尔差不多有一半著作是叙述耶稣为接受福音的人准备恐惧的。当他想起耶稣的话时，他只是为了再次表现全部非人的残酷，或如他所说，所有福音的残暴。他特别注意地，甚至又漫不经心地、温柔地谈到《路加福音》中的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你不仇恨父母亲等，耶稣将要求你仇恨父母、妻儿——只是在这一点上克尔凯郭尔才表示同意，只是到达这残酷荒唐的界线时，克尔凯郭尔才“心平气和”，如果“心平气和”一词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克尔凯郭尔的话。最好说“停在”这句话上，因为再往前已无处可去。它成了崇高的事业。一无所成、软弱无能的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变成了艰难痛苦、不甘罢休的恨。克尔凯郭尔明显地要达到这一点。耶稣说：“劳苦大众到我这里来吧，我会使你们平静。”克尔凯郭尔在《基督教入门》中对此解释说：“如果你是不幸的人，想让人帮你成为更不幸的人，那么去找他吧：他会帮助你的。”为了使人不对他对耶稣权力和使命的理解产生误解，在几页之后他又冷嘲热讽般地说：“到快饿死的人那里去对他说：‘我完全原谅你的罪，因为这太令人气愤了！’确切地说，这甚至可笑，但已严肃得不能窃笑”。这样，耶稣教人站在有限之上，就像古代和近代的智者所教的一样。克尔凯郭尔指责黑格尔说：“有些人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永生，而我却没有找到。”而他在本书另一处又写道：“永生和永恒的生命只存在于伦理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以上的指责就毫无道理。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不逊色于斯宾诺莎。其实，斯宾诺莎已渗透了其全部哲学，他始终思考着“sub specie aeternitlatis”（在永恒的观念之下）。大概，他不会拒绝在那个荷兰隐居者的著名语录“sentlmus experimurque nos aetet·nos esse”（感情试验是永远的）上签名。克尔凯郭尔当然知道福音书中讲述了耶稣的生平活动。他赈济饥民，医治病人，使盲人重见光明，甚至起死回生。当然，克尔凯郭尔不会忘记他对施洗约翰的使者的回答：“去对约翰谈谈你们的所见所闻：盲人复明，跛子重新走路，麻风病人痊愈了，聋子复聪，死者回生，穷人变富了”（《路加福音》，vII，22；试比较《以赛亚书》，5、6）。更不能忘记这后面的话：“不惑于我者幸福”，他视此为基督教奠基性的金科玉律，丝毫不敢忽略。但奇怪的是，他却害怕把诱惑同《圣经》束缚他的东西联系。在解释上面所引的使徒活动时，克尔凯郭尔不遗余力地转移我们对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生平的一切“奇迹”的注意，并竭力使我们注意有关美德无所事事，也注定一无所成的教导。对于耶稣，“summum bonum”（最高幸福）在伦理中是尘世的苦难不涉及它，它不想、也不能同这些苦难斗争。当克尔凯郭尔听说牧师用《圣经》中的话安慰人时，他就愤慨起来。“谁一有损失，牧师马上就会对他谈论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多么愚蠢！难道损失就是牺牲吗？等等”。使克尔凯郭尔愤怒的不是牧师把“损失”和“牺牲”混为一谈，他不愿意人们借《圣经》来安慰，因为《圣经》不是用来安慰的；对此我们已知道得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在《圣经》中寻求安慰呢？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如此仔细地剔除——为了读者，也为了自己——《圣经》中所讲述的奇迹呢？当然，不用说，他不会不知道自己意欲何为的。“奇迹”意味着上帝是万能的。克尔凯郭尔确信：可以归还牧师所安慰的人失去的东西，如同可以归还约伯的孩子，亚伯拉罕的以撒等等，突然，又要转移对“奇迹”的“注意”，全神贯注于慈善、爱及其软弱无能。
难道克尔凯郭尔忘记了自己所说的上帝意味着万能？
不，他没有忘记。正当他忘我地为上帝残酷的美德软弱无能谱写赞歌时，他对约伯、亚伯拉罕、坠入情网的小伙子和自己的丽琪娜。奥尔森仍记忆犹新。他摆脱奇迹时，希望的却仍是奇迹。他仿佛在对自己及人们做冒险而可怕的试验：如果不是摆脱，而是像思维之人诚挚的智慧要求的那样，从生活中彻底清除奇迹，如果把上帝置于我们经验和理性能作证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如果“伦理”彻底、永远地成为“最高”者，将会怎样呢？在《重复》中他已提到那位以奇谈怪论宣扬死亡的古希腊哲学家埃格齐亚斯，在结束时，他清楚地感到必须把试验（仿佛此书洋洋洒洒的前言的一半）做完：“为什么死者不能复生？因为生命不像死亡那样能令人信服，死亡理直气壮地坚信：没有人能想出任何反驳的论据，从未有人相信能把生与死对立的诱惑。啊，死亡，你能令人信服；你最能言善辩的庇护者不就是那个最善于谈论你的古希腊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早在童年的克尔凯郭尔身上就看到了“stille VerZweiflung”（默默的绝望），它早就驻留其心，同面对必然意识到的“无能”伴生。这种意识逐年递增，不断巩固，并在他看来，获得了世界历史事件的规模。他在日记中再三重复说，他永远不会说出把他逐出正常生存的东西的真正名字，并严禁以后的传记作者对此探幽，他甚至还警告说，他已采取了一切措施让所有好奇的人无功而返。通常，传记作者和注释家认为，自己有责任顺从他如此明确表达的意志，并不去探索他的稳秘。但克尔凯郭尔的文献遗产——他的书和日记——却威严地要求我们另外的东西：他说，他想永远隐藏自己的秘密，但又设法使之长留于世。“如果我有信仰的话，我就会离开丽琪娜”和“应当还其做丈夫的能力”的“重复”，这些声明已比他严禁探讨的具体事实重要得多。他脱离信仰去求知识，重复了我们始祖所做的事，结果得到了最难预料的东西——无能。知识成了墨杜萨，向神索要神秘：一切变成了金子，但一切在灭亡或变成美丽的幻影，像现实中的丽琪娜·奥尔森对他来说变成了幻影一样。正是因此，克尔凯郭尔把自己的思想同原罪联系在一起，罪也因而在其存在哲学中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也同信仰产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