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曾国荃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学会藏锋
【曾国藩语录】
机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修炼涵养，勿为不学无术之辈。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何尝不是这样呢？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贤否的看法，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在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来，一个25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乎君山，斫蛟屠鲸的豪情，可见，曾国藩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处。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屑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日傲、日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
“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厉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于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克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
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儿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
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取得大成功。
有些风险冒不得
【曾国藩语录】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
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之时偏偏有些人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曾国藩的一位朱姓幕府记录了一则南京城攻破后的湘军秘闻：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此时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曾国藩亲审李秀成那天晚间十一点钟左右，他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某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破南京城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卖力的是王闽运、郭嵩焘、李元度。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坚拒纵横家王闽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等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王闿运通经在于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王闽运认为，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