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晓萍也常来找杨帆玩儿。她们的文化水平虽不一样，但女人在一起，就总有许多唠嗑不完的东西，慢慢地也成了好朋友。甚至有一天，肖晓萍竟不无羡慕地赞叹道:“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啊！”杨帆说：“是女人都能生的啊！”肖晓萍的脸色突然就有些变了。
刘义也莫名其妙的眼馋了，他对我说：“小峰你真行，这么早就弄出一个儿子。”我辛酸的笑笑，觉得刘义的话像是在嘲讽我一般。不料刘义竟然对我信誓旦旦的保证道：“我也要尽快日出个儿子！”我苦笑不已，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那么急着抱儿子？我曾经对自己的前途设想为：“二十八九岁结婚，三十岁再营造下一代。”现在的我们一事无成，又有“前科”在身，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要孩子呢？
没想到刘义真的较了真。有一次我陪他打牌时，肖晓萍过来找他，刘义竟大咧咧地说道：“走，我们回去日个儿子出来！”肖晓萍脸红了又红，却跟他回去了。大伙都期待着刘义的妙传佳信，但是，刘义与肖晓萍“日”了很多次，还没有日出一个消息来。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800块钱，还了刘义4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400块钱没有乱用，全都交给了杨帆保管。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生个儿子，那钱是令人乍舌不已的。
7月9日晚上，帮萧医生搬了一车中药，得到50块钱的报酬。面对这份额外之财，杨帆建议该换个号码了，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用过手机。给陈菁发短信了解情况，得知：“悬赏金额已经涨到十二万，赵大爷腿病犯了，被赵二叔接了回去……”给父母通了个电话，一切依旧，提到赵大爷，母亲止不住地说可怜；给大哥发了短信，得知他工资涨了一小点，小到根本改变不了他现在的困境，小到大嫂肚里的孩子得再次付之东流；然后给大学室友发了几个短信，只有项北回了——他不无感叹地告诉我：“那拨鸟人一毕业就不知道掉进哪个茅厕，换了号码谁也找不到！”最后，才轮到夏雨，她说下个星期就到杭州来。
7月10日阳光灿烂，中午下班回家时，杨帆正坐在床头看报纸。报纸是萧金贵老婆带过来的，整整两大摞，包容了浙*江不少的报纸品种。我也没太在意，顺手拿起几张来看。却不料杨帆拿着一张报纸双手发抖，眼里都快噙出了泪花。我还以为是什么报道又老调重弹将她的“事迹”歪曲了呢，刚想凑肩过去安慰安慰她。不料，小天使那双颤抖激动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一丝鄙视本人的骄傲——杨帆不无得意地宣布道：“发表了！”
号外，号外，惊天大消息，杨帆的文章发表在了钱江晚报的副刊上！那是一篇上千字的生活小品文，和《读者》上的没什么区别，署的名是“扬帆”。啧啧，为此杨帆没少鄙视我，她趾高气扬地向我宣称：“我现在可是作家了！”或“我也能挣钱了！”乐得她炒菜时手一抖，乖乖，咸得我一塌糊涂啊。
杨帆成“作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打那以后我也给自己削了支铅笔，与杨帆分庭抗礼地比赛写文章。不过她那笔苦盼的稿费迟迟没有到来，每个星期杨帆都得麻烦萧金贵的老婆给她投一次稿，地址当然是萧大嫂他们那儿的。有些时候，我们指着对方的文章嗤之以鼻，对着自己的作品大奏凯歌，人人自恋，倒也滑稽有趣得很。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一文不名，还时时四处漂泊连地址都没有的逃犯，想作自由撰稿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见夏雨那天我骗杨帆说大学室友胡舟到杭州来了，我得去瞧瞧。有萧金贵在，工厂请两天假不是问题。肖晓萍的纺织厂濒临倒闭也闲了工，可以请她来照顾杨帆。实际上，就是让她们玩两天而已。
去杭州以前，杨帆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在杭州时给杨舅舅打电话、报平安。这是件危险至极的事情，但我却答应了。临行之前，我不得不向已经两清的刘义借了500块钱。然后查询了一下，从梅城坐汽车到杭州要35块，最便宜的火车是15块，权衡再三还是选了后者。故而，慢车到达杭州已经中午1点。
站台上的夏雨，已经露出更胜于杨帆的风情：淡紫色的公关套装，睫毛晶莹、马尾酡红、略施粉黛，最显高昂气质的恐怕还是脖颈上那一挂项链——纯金制造，可惜不是我送的。我送给夏雨的唯一礼物，恐怕只是一记朝天门的廉价贝壳。我有些自惭形秽，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但夏雨没有，一见面她就给了我一个拥抱，清香而柔软的拥抱。
然后，乘旅游车逛西湖。西湖很美，美不胜收；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旁边的游客们不断地咏物叹志、嘘唏感慨，我与夏雨则安然恬静地坐着——就像我们恋爱时光里的乘车出游。那是我最富浪漫情怀的春季，每个周末，我们任意换乘公交车，在霓虹闪烁的都市里漫无边际的行走。汽车穿梭过那些形如彩虹的光晕，驶向一片又一片的光怪陆离……重庆的江风宜人，我一边半眯着眼感受灯光在眼缝中发酵出的色彩，一边嗅着夏雨温柔如水、气息若兰的味道，感受人世沧桑里的霜打雷鸣、风掠雨飘、光缠雾绕。
也许真的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知源于何时，我开始对夏雨拥有一种为时已迟的眷恋。可以公道的说，那段时间的我虽然时常怀念杨帆，但与夏雨在一起，我的确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凉爽与温暖。
这两个矛盾的单词，足以诠释所有至善至美感情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