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怎么了？我没有听到儿子回来的动静。因此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问，又在想什么了？我说，想起了高兴的事呗。他又问，什么高兴的事？我说，你在学校里成绩挺好，当妈的有多高兴啊。接着他向我报告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数学10分，语文98……自然是令我十分欣慰的。我说，肚子饿了吧，赶快吃饭。于是我赶忙端菜端饭。米饭虽飘着淡淡的陈味，土豆片也是千篇一律，他每天都吃得十分香甜，但是不知为什么今天有些难以下咽似的。待收拾完毕，坐在炕上的儿子突然对我说，妈，我的脉搏怎么跳两下停一下呢？我把了一下他的脉，可不是！我把耳朵贴在他的背上听，就听到一种仿佛水管中的水回流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就紧张起来了。但我赶快镇定下来，说，你的身体很健康，你放心，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但也不能排除有点小毛病。
哪天有空，我带你到门诊部看看。
他休息了一会儿上学去了，但是我的心却拎起来了。于是我锁上门，向卫生所走去。这会儿上哪去？邻居老唐问我。老唐和我们关系不错，我就把这事儿对他说了。他说，也好，你先去问问医生吧，有什么要帮忙的就找我。他倒是挺热心的。我沿着墙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回忆还在继续。
来矿第二年的秋天，天已经很冷了，领导上也知道年馑要来了，就派了30多人到贺兰山下的荒滩上去“小秋收”。丈夫也去了。一走就是10天，我每天都要到地窨子里去看几次，第十天中午，我买了饭回到窑洞里，把饭盒里的炒萝卜丝加上些水，在炉子上炖成汤，再放点咸盐和味精，把馒头吃了。我洗完饭盒往门口泼水时，听到了一声“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啊，果真是他回来了。可是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脸晒得黑黑的，头发长长的，都竖起来了。他走到门口，把小包袱往门边一扔。我说，饿了吧？我给你去买饭。他说好的。又说我全身都长虱子了，先去洗个澡，这包袱里的被子衣服都成虱子窝了，可不能拿进家去，一会儿用脸盆放在炉子上煮一煮才行。说完便去澡堂了。我把衣服和被子都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遍，再用肥皂洗了一遍，他吃过饭后，在水管下投了几遍，那些可恶的小虫子虽煮死了，但尸体还沾在裤腰上和胳肢窝。因为用的都是黄河水，浅色的衣服和被里都变成土黄色了。
到了冬天，日子就不好过了。除了吃定量的粮（其实食堂给的量也不足了）以外，蔬菜也成稀罕物了。秋天打来的草籽，食堂师傅把它掺在面粉里，做成的馒头倒比以前的大了一倍，吃进胃里像把荞麦皮塞进枕头套一样，肚皮撑起来了，挺舒服，但是排泄物似乎比吃进去的还多。而且在排泄时吃尽了苦头。
那年月说也奇怪，鸡呀猪呀羊呀一下从视野中消失了。饲料都叫人吃了，还拿什么喂牲畜？但是城里倒有三家卖猪下水和羊下水的饭店，不过要用发的票才能吃到，但是我们工人是弄不到这种票的，只能望洋兴叹了。不过火车站饭店每天早晨供应30份羊下水，要半夜去排队领票才能买到。那天丈夫轮休，半夜起来到火车站饭店去排队，花一元五角钱买上了一张票。他回家在我面前炫耀一番之后，我俩高高兴兴走进那家饭店，享受了一次佳肴。泡在下水汤里的碎面饼实在柔软可口，你捞一口我夹一筷，真是愜意。大海碗一会儿就空了。
虽然肚子填不饱，但是政治运动还像野刺一样紧紧地纠缠着我们。一个反坏人坏事的运动来临了，上面下达以百分之十五的指标逮人，我的一些熟人朋友老乡稀里糊涂就被不是警车的警车拉走了。原和我丈夫同住的一位工友（是位中专毕业生）因为到农民的地里偷过土豆白菜，就被抓了。我和他的未婚妻住一个窑洞，我去地窨子时，还吃过他们做的白水煮白菜呢。他还说，要不是肚子实在太饿，我也不会去偷的，真是对不起农民大哥了。但是这种偷窃之事，焉能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揭发了，他便被一根绳子勒进了劳改农场，改造了整整10年，总算把他的那种“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好了。但是他的未婚妻却“改”丢了。还有的人是因为涂改饭卡土的定量而被抓走的。更荒唐的是有个浙江老乡，看到他的一个老乡被抓走了，说了句你把房门的钥匙给我留下，也就被株连抓走了。这些被抓走的人集中在黄河边的一个十分荒凉的农场里改造，有些人因为扛不住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未能回来，至于那个偷白菜土豆的工友倒是命大，活下来了。十几年后他刑满释放，安排在矿上当工人。他还到窑洞里来看过我们，可是他当年的女朋友早已离去了。我们一字不提过去的事，生怕说多了会捅破他勉强愈合的伤口。
肚子吃不饱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先是丈夫浮肿了，脸上胳膊上腿上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凹坑，肌肉失去了弹性。我却与他相反，干瘦干瘦的，一副骨架一张皮，简直像一具骷髅。接着发生的事情就难于启齿了，我发现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他的被边儿紧紧压在身下，尽量躲避与我的接触。他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一个徒有男人器官却没有男人功能的人，为此我抱着他的头抽泣了。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月应来的潮汐没有了，清澈的小溪成了干涸的河床。我们俩成了一对中性人。
坚冰终于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渐渐融化，困难终于在人们不屈不挠的奋斗中渐渐消退。这生命的转机不仅从大自然中可以看到：田野返青，树木吐绿，河水欢歌；同时在我们的躯体内发生着喜人的变化。当配给的食物不断增加的时候，产生的卡路里就是医治赢弱的灵丹妙药，我们觉得血管里有一股春潮涌动，青春的活力在增长。我对着丈夫的耳朵悄悄说了他将要成为父亲的喜讯，他不由得抱起我来亲了又亲，转了一圈又一圈。啊，希望又有了，明天又有了。
想着想着，我来到了卫生所，找到了熟悉的卫大夫。他的病人处理完了，我就把儿子的情况和他说了。他说估计是心室缺损，那是怀孕时营养不良造成的，要动手术才行……他还说李总的儿子也是，他们准备去上海动手术了。他让我带着儿子去就诊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带儿子去就诊了。卫大夫用听诊器听过之后，就让儿子回家了，把我留下来。卫大夫对我说，就是心室缺损。本来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我听了还是不由得全身震颤了一下。
儿子就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期来到人间的。他是我家的欢乐，也是我家的希望。但是抚养孩子可费老鼻子劲了。我因为吃不饱饭而奶水不足，当时可没有那种牛奶奶粉什么的，只好弄点稀糊糊喂他糊弄他。儿子瘦得像猴子一样。
由于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那噩梦般的日子很快结束了。可见，要使经济好转并不在于如何苦干实干加巧干，而在于实行何种政策。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来到了，学生停课，工厂停产，我以为又一个年馑到来了。但是靠种地吃饭的农民没有丢弃耕种的犁铧，离开他们日夜相守的土地，尽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没有出现可怕的年馑。因此我从略叙述了。但是我不能不记述一桩亲历的有趣的事情。
那时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忆苦思甜运动，我们唱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后，一边吃着苦苦菜糠糊糊，一边听忆苦思甜报告。那天忆苦的就是我的邻居老唐。他说解放前是如何领着他妹妹一起拖着打狗棍去要饭的，一次来到一个村里，地主非但没有给吃的，还放出恶狗咬伤了兄妹俩的腿。当忆到他妹妹饿死在一座破庙里的时候，声泪俱下，听的人无不为此而动情，会场发出一片呜咽声。他也因此而入了党。后来老唐悄悄对我丈夫说，他根本就没有个妹妹，是指导员导演了那出戏。
过了几天，儿子下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把作为业放到炕桌上，突然问，爸妈，什么时候给我去做手术呀？我的心猛然一震，但是立即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故意问：做什么手术呀？
儿子说：当然是我的心室缺损喽。他又说：我的同学林虹，得的和我一样的病，心脏也是跳两下停一下，接着发出哗的一声，那是有一部分血液没有进入心脏而从静脉流进动脉了。有了这种病如果不做手术，那就活不长了，她爸准备带她到上海做手术呢。
天哪，儿子什么都知道了，瞒是再也瞒不住了，于是我说，儿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攒钱，让你到上海去做手术。但是你不要着急，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在你考大学的前一年把问题解决了，不影响你考大学。
苍天不负有心人，儿子15岁时，我和丈夫带着他到上海某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高中毕业时他顺利地通过了体检，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为了儿子，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算拂去了笼罩在他身上那片饥饿带来的阴云，至于心里的，那就无从知晓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有的****都改正了，总算去掉了紧箍咒。他们顿时青春焕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可是我丈夫因为当时没有戴“帽子”，就没有什么可改正的。他已过不惑之年，携家带口，不可能再回大学去深造，更不可能去圆工程师的梦了。他只希望对他的处理能给予改正。他向领导申诉，但是领导对他说，你又不是****，改什么？我猛然意识到他不是****，却比****更难办，20多年冤案无法澄清。一天，有位在“史无前例”中受冲击时曾和他一起干活并结下了深厚友谊的领导来串门，说起这件事，便说矿上的韩之阳情况和他差不多，大学给韩之阳补了一张毕业证书。那位领导让我丈夫给大学写信，于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由于他不断给大学写信，讲明当时的情况，申诉他的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感动了大学的时任领导，一年后大学下了文。那张盖着大学鲜红公章的纸，立时洗净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但留在别人眼中的看法恐怕不是一下能洗清的）。世界上的事儿就那么奇怪，有些事弄得那么复杂，处理起来却那么简单。像被网住的一条鱼一样，提起网来，它死路一条，把网一抖，它又获得了生命。他的档案里总算有了一份红色材料，他顿时觉得像铁面人卸下了那顶戴了20多年的铁头盔一样，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可惜他已过了转干的年龄，而且没有专业技术，只得继续当他的工人，只是在行政科干些写写算算的活儿。但是由于劳累过度，后来得了半身不遂，木工做不了了，他却爱上了写作，而且有所成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篇以矿山为题材的散文。这样总算也有点事儿干了。
每天我上班时他也“上班”，我下班了，便推着轮椅上的他出去兜风，经过老唐家门口，绕到窑洞后面，望着那个大坑出一会儿神，因为那里是他来煤矿发展开始的地方，他有着很多的怀恋。然后推着他到黄河大堤上的树阴里。他凝望黄河，嘴里哼着“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体味着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哲理，享受着大自然的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