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朴之对这次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问话句句都出乎哲夫所料。
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当他们一家三口下了火车终于到达广州时，显得有些狼狈。疲惫的面容、劳顿的身子以及那过分臃肿土里土气的装束，与这座温煦、淡雅、丽洁的城市显得很不协调。石洁抱着她心爱的女儿，哲夫则肩背手提大大小小四五件鼓鼓囊囊的包裹。这些大包小包里除了有几斤宁夏生产的枸杞、发菜和旅途上必不可少的洗漱用具之外，几乎全是他们一路上换下来的衣裳。临行前银川尚在春寒，从北京转车一路往南却越走越热，只好走一路脱一路，把原本穿在身上的毛衣毛裤、绒衣绒裤，连同女儿的一件粉红色的棉斗篷都相继打入囊中。
南国春早，下车时又逢正午，加之人流拥挤，周围一片哇里哇啦听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着实让哲夫他们又出了几身热汗。多亏出站之后很快就见到了父亲，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
从一九四八年冬天，父亲在解放天津的炮声中离家出走算起，父子分别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在这六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一家人东南西北天各一方，虽然间或也有书信来往，但却始终未能相聚。别看香港内地只有一桥之隔近在咫尺，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少年来一直被分割成两个世界，真可谓咫尺天涯。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为两地的沟通打开了一个窗口，从此郑朴之就成了广交会上的常客，几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回到广州来，又做生意又观光一举两得。当然，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更想与家人见面与亲人团聚，随着日月流失，年龄增长，年复一年，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迫切。
他在睡梦中不止一次梦见自己的儿子，而梦中的哲夫却总是十八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略显瘦小，白净面皮，文质杉杉，整天就知道摆弄邮票。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一棵小树该长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朴之注视车站上如潮水般的人流，眼睛似乎有些昏花，他看谁都像是自己的儿子，可走近了细瞧时谁也不是哲夫。怎么？
难道他们没有来？难道他们没有坐上这趟车？
“爸！”哲夫从老远就看到了父亲，父亲的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模样没改。
一个又黑又壮的汉子站在眼前，若不是事先说好了接站的地方，还真有点不敢贸然相认了呢！是啊，十八年了，他早已不是个中学生已然是个有家有室的成年人了。
“哲夫，是你？”
“是我，爸爸。这是石洁。”
“爸！”石洁很有礼貌地给初次见面的老公公行了个礼，接着对女儿说：“小梅，叫爷爷！”
“你不是总想见爷爷嘛！这就是爷爷！”
哲夫也在一边催促着。
小雪梅睁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憋了好半天才张开小嘴轻轻地叫了一声：“爷爷——”
“唉！”只这一声甜甜的叫声就让朴之的心里乐开了花，他一面答应一面伸出了双手：“来，让爷爷抱抱，亲亲爷爷！”
石洁连忙把女儿送了过去。这回小雪梅倒挺大方，一点儿也不认生，扑到爷爷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并且想起了妈妈在火车上教给自己的话，大声地说：“爷爷好！”
这一声稚嫩亲切的呼叫把这场家庭欢迎仪式推向了高潮。
说是全家相聚其实很不确切：哥哥一家在国外，住在天津的几口也没有来；妈妈眼疾日重不宜远行；小妹蓓蕾因为生下的儿子刚满月正在产假期间，他们两口子自然也不可能南下。这次来广州聚会的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家，父亲、郁莲阿姨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再有就是哲夫一家三口。
对哲夫、石洁来说，此次到广州来目的非常明确，一是会见亲人，二是游览观光。父亲前几年就来信希望他们到广州来，有了孙女之后更是有信必说。父亲的要求合情合理，可从银川到广州一北一南几千里地中途还要转车，真要成行谈何容易。来回的路费倒不发愁，父亲早已许诺，但双职工俩人的工作、教学都挺忙，请假探亲需要有人替代，加之孩子又小处处需要精心照料，这都是实际困难，除此之外，哲夫和石洁的思想上还有一层顾虑，那就是想尽量回避海外关系。
试想，在反帝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拉家带口千里迢迢与定居在香港的大资本家相会，尽管是自己的父亲，也会授人以柄，与其在运动中挨整没完没了地交待还不如在银川悄悄地呆着，基于这些考虑，他们对广州之行始终下不了决心。
大约是一九六四年秋天，罗社长带着哲夫去吴忠出差。从报纸上看到秋季广交会召开的消息，罗社长就顺便问起了哲夫的父亲。当罗社长知道哲夫的顾虑时哈哈大笑：“小郑，父子相见是人之常情嘛！这有什么好顾虑的。”
“家父定居香港，是个大资本家……”
“哈……香港怎么了？香港也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嘛！”
“社长，您别笑，这海外关系到时候说也说不清，再说我也真想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小郑，咱们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你有海外关系是客观存在，关键是自己正确对待。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是对的，但这是指思想上和政治上要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让你六亲不认。今年是来不及了，明年春天社里的工作要是不太忙的话，你可以去一趟。广州是座美丽的城市，别忘了把相机带上。”
罗社长在招待所里的一席话打消了哲夫的顾虑，这才决定举家南行作一次广州之游。
离开银川的时候，石洁宁肯少带一件衣服也要把秦牧写的那本（花城》带上。她喜欢散文，不仅喜欢读还喜欢写，这几年先后在《宁夏日报》和《宁夏文艺》上发表过十几篇，还给《北京晚报》和上海《文汇报》投过稿，其中有两三篇描绘塞上风光、借景抒情的短文还真的在两大报纸上发表了。秦牧是她喜爱的作家之一，她对广州的向往最早就是从《花城》开始的。在火车上她就把书上几篇有关广州的散文重读了一遍，到达目的地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想一睹羊城的风采。此后的几天，他怀揣着一颗虔诚的近似膜拜的心去凭吊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瞻仰了越秀山上庄严雄伟的中山纪念堂。当她遥望远处白云山、飞鹅岭如一道道绿色的屏障拱卫着这座历史名城时，顿感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当她看到近处郁郁葱葱的扁柏、蒲葵、一品红，特别是望到那像一团团烈火般英雄的木棉花时，仿佛又听到和看到了一百二十多年前“升平社前擂大鼓，裂裳为旗竹为弩”、“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满山旗帜、遍地人潮、一面面黑底牙边白三星的神旗迎风飘动猎猎作响的动人场面；而当她走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走近“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黄浦陆军学校”以及“沙面惨案”的旧址时，又禁不住会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
记不清准确的日子了，大约是在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不知是哪一天哪一刻，还不到花甲之年的郑朴之却想到了死。年轻时他喜欢读鲁迅的文章，但当他看到刚刚五十岁的鲁迅就以死为题写下遗嘱时曾经大惑不解，如今想来似乎明白了许多。
死乃人生之大限，不管帝王将相还是亿万富豪，九九归一，到头来谁也逃不脱这一必然的归宿。朴之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也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但他劳碌一生东奔西走，风里来雨里去好不容易挣下的一片家当总该有个交代才是。倘若某一天心脏病再次发作抢救不及，自己两眼一闭撒手西去倒也没有多大痛苦，但身后的儿女们面对万贯家财是福是祸是喜是忧真不敢往深里想。
当年送老大学夫去英国念大学，是想让他学成之后，给自己当个好帮手。谁知这孩子在领到毕业文凭的同时，还领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爱尔兰小姐。六十年代初，由于这位洋小姐要回国继承一大笔遗产，学夫也就随之去了温和湿润的都柏林，从此也就在海外定居了。
郁莲是跟随自己二十年的好伴侣，但他们的孩子太小，一个女孩十三岁，一个男孩才八岁，让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接管这么一大摊子家业显然不妥。
想来想去，在几个儿子中总觉得对哲夫关心不够。这孩子也的确吃了不少苦头，虽然说哲夫在运动中挨整、去农场劳动是内地政策所致，但与自己在解放前夕离开大陆来到香港也不无关系。在分别多年之后重新见到儿子，发现与睡梦中所见以及平日所想相距甚远。哲夫不仅筋骨结实身体长高长大了，而且由于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因此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比起同龄人来要更加深沉更加成熟。儿子不是温室中的花朵，没有被生活中的磨难所压倒，也没有因为挨过批判而消沉，尽管是在条件艰苦的塞外生活工作，却有着一股乐观向上自豪自信的劲头，而这是极其难得的。
对于哲夫的媳妇印象也好，在她身上好像有种用金钱无法买到的高贵气质和发自内心的真诚，她追求知识鄙视金钱，心地坦诚痛恨虚伪，像是一株幽香淡雅的兰花，无须任何装饰却无时无处不表露出一种东方女性所特有的温淑与庄重。在哲夫身边能有这样一个女人伴随终身，朴之感到非常欣慰。
朴之饭后有散步的习惯，这几天总是叫着哲夫陪同自己，父子俩边走边谈。今天晚饭后在走向湖边时父亲问起了儿子：“还集邮票吗？”
“工作忙，顾不上。”
“那枚把孙先生头像印颠倒了的邮票还在吗？”
“在，我一直把它当宝贝。”
朴之停顿了一下，似乎还不肯放弃这个话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儿子听。
“这些邮票帮了我们郑家的大忙，可也给家里招来不少祸端。”
“我知道在上海就有人偷过。”哲夫说。
朴之摇了摇头。
“不止是在上海，远不止是那一次……”
“‘二元倒’还在吗？是不是有人打它的主意？”哲夫迫不及待地问。
朴之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出了下面一段话：“爸爸老了，如今公司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我想把这版散在外头的邮票陆陆续续地收回来，尽量收集齐全，然后把它堂堂正正地交给国家交给政府。”
父亲有这种想法是哲夫从来也不曾想到的，事情来得突然，他没有立刻回答，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怎么不讲话？”朴之又追问了一句。
“爸爸的想法固然很好，可是要把散失在各地的邮票再陆续收回来，恐怕是太难太难了。而且要化费的代价……”
“难固然是难，不过只要有心还是可以办到的。这些邮票留在家里总不是长久妥善的事情。爸爸想过了，这些邮票价值很高，存在家里是一笔财富，要想一枚一枚再买回来得化一大笔钱。不过，财多招祸、破财免灾，当初这些邮票也是在偶然之间让你碰上了，它们本来该属于国家，让它回到邮票博物馆去才是最稳妥最安全的。”
哲夫似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您的意思是让我把那枚邮票再交给您？”
父亲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
“不，不是。我是想让你办这件事。”
“我？”
“对，只有你最合适。”父亲很肯定地说。
“不行，我……现在……我在宁夏……办不到，真办不到。”
哲夫的回答显得语无伦次。
“你想过到香港来吗？”朴之对这次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问话句句都出乎哲夫所料。
“到香港？没……没有，从来没有。”
“你可以想想，你们全家都来。”
“不，我们在宁夏挺好的，再说那里也需要我们。”哲夫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即使想了答案也是否定的。他已经习惯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厌恶。
“爸爸老了，想让你留在身边也好有个帮手。”朴之似乎已经料到儿子会说些什么，仍然很平静地吐露出自己的想法。
“爸爸身边不是有郁莲阿姨吗？”哲夫的问话发自内心，但他哪里知道父亲的苦衷。
朴之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儿子的问话，他转身往房间走去再也没说什么。
这天晚上，当哲夫把谈话内容告诉妻子时，石洁的答复却又一次出乎他的预料。石洁说：“爸爸既然有这个想法，你就该动员他回内地定居。”
“对呀！爸爸可以回内地定居，在天津也好，在银川也好，在上海、广州都行，都比在香港强。这真是个好主意，下回爸爸再问我，我一定好好动员动员他。”
可惜，自此以后直到他们离开广州，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