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通达，方能利人利己
达观者，人中之龙，行于世，泽人泽己。
做事圆融通达，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能力。它能让你在不得罪人，自己又获益的情况下，将事情办得比较圆满。因此，觉得诸事不顺的人，一定要“修练”此种智慧。
年轻时的曾国藩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爱夸夸其谈，常想以口舌之利胜人一筹……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37岁的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他喜出望外，马上给祖父写了一封信：“我由六品升至二品，超越四级，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我时常害怕祖宗会庇佑我一个人，让我一人把官都做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在湖南，37岁就能做二品官的，除了我，再没有其他人。”字里行间，很容易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然而，曾国藩的自负傲物所换取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咸丰二年开始，曾国藩就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没有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
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才又授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曾国藩性格上的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变得圆融通达，成为后人所熟悉的曾国藩。
曾国藩读史无数，发现唐朝名将郭子仪明明战功不如李光弼，可大多数史书中对其评价却在李之上，这个问题引起过曾国藩的思考。后来明白后，曾国藩就开始仰慕郭子仪，对其钦佩不已。
曾国藩为何仰慕郭子仪呢？从下面的故事里，或许就能得出答案。
郭子仪是历史上罕见的以寿终的功臣，他历经四朝，活了85岁。德宗即位后，甚至仿照周武王尊称姜子牙为“师尚父”，赐号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弥留时，德宗派儿子舒王李谊代表他亲自前往省问，他的一生可谓“宠遇冠于人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郭子仪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不非之。”
这所有的一切，古往今来多少文臣武将欲求其一而不可得，为什么郭子仪却都囊括了，为什么破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个一代名将韩信被害前曾仰天啸说的千古不变的定律？郭子仪圆融通达，以自己的方式小心地将主子的怀疑安然消解，因此他能够做到功高而主不疑，而且能安安稳稳美滋滋地寿终正寝。
其次，郭子仪深谙为臣之道，知道明哲保身，懂得如何未雨绸缪，更能够圆融通达，审时度势静观风起云涌，又谦逊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纵观郭子仪的一生，并非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但他总“化险为夷”，这并不都是幸运，而是他个人的智慧。
《打金枝》的故事家喻户晓，说的是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妻。有一次小两口吵嘴，郭暧见妻子摆出公主的架子，愤懑不平的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告诉你吧，你父皇的江山是我父亲打败了安禄山才保全下来的，我父亲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才没当这个皇帝！”
（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嫌天子不作。）升平公主听到郭暧出此狂语，气得立即回宫禀报皇上。后来郭子仪把郭暧捆绑起来到宫中面见皇上，请皇上治罪，唐代宗也规劝女儿，最后小两口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然而，真正的史实要比后来演义的戏剧更惊心动魄。郭暧说的那句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嫌天子不作！”虽是气愤中所言，但确实是大逆不道，因为这句话赤裸裸地道出了真相，郭暧这样想，说明别人也会这样想。任何一个皇帝，心胸再开阔也断不可能容忍有人公开地对皇位进行威胁。所以郭子仪知道这事后，吓坏了，他深知这里的利害冲突，于是他曲中见直、迂而能返，故意演一出苦肉计给皇帝看，“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
最终，唐代宗深入明察，又看到郭子仪绑着郭暧宫中认罪，知道郭子仪无意谋反，知道这件事只是“家事”还未上升为“国事”的地步，而且以后坐稳江山还得指靠着郭子仪，所以也愿意把这件事变成一出喜剧了结。因此，唐代宗不动声色劝女儿说：“你是个孩子，有许多事你还不懂。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天下是你公公郭子仪保全下来的。如果你公公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并且仍旧和颜悦色，反而安慰郭子仪说：“小两口吵嘴，话说的过了点，咱们当老人的不要认真了，不是有句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吗？装作没听见就行了。”
一点也没有怪罪的意思。
郭子仪敏感的政治觉悟，以及圆融通达的做法，才会使得其大难来临之际保持冷静和沉着，才能不动声色间化险为夷。倘若他并没有施展苦肉计，反而替自己儿子撑腰，后果不堪设想。
郭子仪晚年告老还乡后，在家养老时，经常有达官贵族前来拜访，姬妾从来不用回避。然而，一次唐德宗的宠臣卢杞前来拜访时，郭子仪却赶紧让众姬妾退下，自己也正襟危坐，接待这位“鬼貌蓝色”的当朝大臣。卢杞走后，家人询问原因，郭子仪说道：“卢杞此人，相貌丑陋，心地险恶，如果姬妾见到他，肯定忍不住会笑出声来，卢杞心胸狭窄，必然怀恨在心，将来他大权在握，追忆前嫌，我郭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后来卢杞当上宰相，正如郭子仪预料的一样，“小忤己，不致死地不止”，把之前得罪过他的人都处置了，唯独没有找郭子仪家的麻烦，这也应验了之前郭子仪的预言和判断，一场大祸被郭子仪消弭得不着痕迹。
实际生活中，有些事情一味按照固有的思路对待并非能很好解决，这时候需要圆融才能将事情办好。
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名学生出外讲学。孔子一行人来到一个村庄，他们在一片树荫下休息，正准备吃点儿干粮、喝点儿水，不料，孔子的马挣脱了缰绳，跑到庄稼地里去吃了人家的麦苗。
一个农夫上前抓住马嚼子，将马扣下了。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能言善辩。他企图凭着自己不凡的口才，自告奋勇地上前去说服那个农夫，争取和解。不过，他说话文绉绉，满口之乎者也，天上地下，将大道理讲了一串又一串，尽管费尽口舌，可农夫就是听不进去，执意不还他们的马。
就在这时，有一位刚刚跟随孔子不久的新学生，论学识、才干远不如子贡。当他看到子贡与农夫僵持不下的情景时，便对孔子说：“老师，请让我去试试看。”于是他走到农夫面前，笑着对农夫说：“你并不是在遥远的东海种田，我们也不是在遥远的西海耕地，我们彼此靠得很近，相隔不远，我的马怎么可能不吃你的庄稼呢？再说了，说不定哪天你的牛也会吃掉我的庄稼哩，你说是不是？咱们该彼此谅解才是。”
农夫听他这样说，觉得很在理，责怪的意思也就消失了，于是将马还给了孔子。
为人处世只有方圆有度，在圆中归真，做到千变万化，才可圆融通达，才能利人利己。
颂亦有道，勿扯虎皮
颂之于歌，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动人者鲜矣，是为无道之颂。
人们都喜欢得到别人的奉承和夸赞，以及各种各样的高帽子。然而就如同糖衣炮弹一样，虽然很有诱惑性，但这些对为官之人都是很危险的，因而，不要戴高帽子，也不要去扯虎皮当大旗。
做官之人，不容易，因为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诱惑之所以称之为诱惑，就在于，这些诱惑契合了自己某些隐隐的期望，这当中，有“名”，也有“利”。如果受到诱惑，就红了眼，一味地冒险蛮干，只会使自己离成功越来越远。能够根据自己的实力，稳打稳干才是明智之举。
曾国藩，处于清王朝由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正是“乱世出英雄”的好时机，更何况曾国藩手中掌握三十万湘军。很多人不明白，为何曾国藩不效仿赵匡胤，酒醒之后，“稀里糊涂”也有黄袍加身？
据说，曾国藩一生中，曾经有数次被人劝说做皇帝。但是曾国藩都没有造反，为什么呢？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来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十分精辟。
同治三年（1864年）的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
此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旗下拥兵三十万，已占中国半壁江山。而且这支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的，“兵为将有”，乃湘军一大特色。所谓湘军，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营中军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纲。此外，曾国藩已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从一个艰苦立学的农家子弟到京城高官，其被提拔之快，在满清历代都不多见，也就是说，此时的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而且有相当的实力，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及幕僚彭玉麟、赵烈文等人，还有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竭力劝进。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接，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其实，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有原因的。
早在咸丰帝临死之时，其有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可是，在慈禧太后管束下的年幼的同治帝，并没有兑现承诺，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更过份的是，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显然，朝廷的一系列举措无异于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因此，军中愤愤不平之人大有人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便秘密活动，力劝曾国藩不如反了，坐了天下。他们还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做决断”。而曾国藩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以表心志。
曾国藩不造反，是他头脑清醒、老到、谨慎的表现，曾国藩审时度势，觉得“皇帝”这顶高帽虽然光彩诱人，但还是不戴的好，就算要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与其冒险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还不如主动释疑，还可以保全身名。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此时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
当代的唐浩明从客观原因分析，认为假如曾国藩真的造反了，不利的因素有四个，不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说，当初曾国藩的决定是很明智的。
于是，曾国藩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经过如此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同时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为官者不易，即使自己洁身自好，身居高位后，总会有一些人主动凑上来，奉承、给你戴高帽子。
2009年，首都国际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8250万元、受贿2661万元（合计1.0911亿元）被判处死刑。李培英被捕后，忏悔地说过一句话：“当了一把手之后，感觉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也没有自己办不了的事，上上下下关系也都比较通，这个时候开始飘飘然了。”
因为总有一些拍马溜须之辈在身边，给你戴高帽子，不断奉承你，让你不知不觉中“飘飘然”，最后让你陷入万丈深渊。
所以，谨记，不戴高帽子，不去扯虎皮，“不在其位，不谋其职”，明哲保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