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斗智，为何诸葛亮总能屡屡高出周瑜一筹？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只是周瑜个人的怨天尤人罢了，周瑜空有大将的才能而无大将的风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尤其是遇上诸葛亮这种极懂得斗智之道的人，屡斗屡败是其必然的结局。只有懂大局识大体，遇事能心平气和，沉着冷静的人才能将计谋发挥到极致，像周瑜那样急功近利，带着斗气的斗智是不可能取胜的。再比较一下诸葛孔明，当初孙刘联盟之时，周瑜游说诸葛亮归降不成加之嫉妒诸葛亮才能，三番五次对其加以陷害，诸葛亮不气不恼，还助其草船借箭，借来东风，助其火烧赤壁大破曹操，假如诸葛亮在明了周瑜对自己的加害之心后斗气，返回江夏或是兴举国之兵以求报复，恐怕孙刘只会玉石俱焚，便宜了曹操，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不存在了。三国之中，诸葛亮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是智慧的化身，其成功的要诀就在于他能以智取胜，智而不乱。以智取胜方显睿智高明。斗气只是逞一时之强，图一时之快，是一种鼠目寸光，只会自取毁灭。斗智也许是一种后退，但是不要忘记，后退会让你前进的更远！
宽容方能赢得和气
容人之心须宽，律己之意须切，贵为和气者，不外乎此二者。
“以和为贵”，在官场上也很适用，宽容能赢得和气，而和气能带来人气，让自己避免树敌。
任何一个人在犯错的时候，都是渴望被救赎的。当他得不到救赎时就会变得破罐子破摔，甚至起了报复心。这是很可怕的。
这时，如果有人能理解他、宽恕他，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会十分感激，觉得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他会报答理解他的人。这便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一种说法。
一个懂得宽容的人，是成熟的，他的气度放在那里，一眼便能看到，大家喜欢与他交往，喜欢与他共事，在他落魄与无助的时候，还喜欢鼎力相助。这便是宽容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宽容，是因为看到了宽容之后的事情。相比于不宽容，它只是让一个人的心理转个弯，这算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聪明人应该学会运用。
官场上只有两种形态存在，即合作与排挤，如果你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那就会遭到排挤，走向另一种失败的境地。曾国藩曾说过：“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给子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君子：廉颇是赵国的大将，勇猛过人。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中立了大功官拜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屡次想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却每每避开。有一次，蔺相如坐车出门，远远地望见廉颇的马车，他赶忙绕道而行。等到临朝时，为了不和廉颇争位次的前后，相如也常常推病不朝。
这些忍让的行为使他的门客纷纷不解，蔺相如就说：“诸侯不敢进攻赵国，是怕我和廉颇将军，现在如果两虎相争，则必有一伤。我不是怕他而是先国家后私仇啊！”廉颇听后大受感动。于是，“负荆请罪”，从此将相和，使得赵国得以争霸众诸侯国。所以，蔺相如宽大的心胸和过人的肚量不仅化解了两人间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的兴隆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接着，曾国藩又写道：所以，你们以后做官要向人家学习，千万记住，做官如做人，一天不警醒，就会招致罪祸，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善待他人，不要容不下别人，因为别人也是人，当你要责备一个人时，先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而做人的关键就是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所以，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能把精力与眼光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要再去盯别人的不是！
或许你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从过去到现在，你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用来反省自己的，而不是扯着嗓子去挑别人刺儿的？其实，曾国藩说的再正确不过了，一个将目光集中在别人身上的人又怎么能看清楚自己呢！所以，真正的好官是在给自己做功课，默默辛勤地耕耘，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是憋足了心思找他人的不好，因为他们知道，那样做是毫无意义的。不但不能使自己进步，还容易惹来别人的嫉恨与排挤，到头来让自己的仕途充满了荆棘坎坷，真是愚蠢至极！
而且，那样的人往往也是心胸狭窄，凡事斤斤计较，不肯吃亏。
如慈禧太后，仅因为与一大臣下棋时，对方无意中说了一句“我杀老佛爷的马”，就勃然大怒：“你杀我的马，我杀你全家！”于是，这位大臣被满门抄斩，惨不忍睹。像这样狭隘的心胸，这样的暴行，又怎么能不招人唾弃呢？！所以，做官朋友要三思。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某生同住一寝室，不料此人脾气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距离窗口好几尺，为了取光便将它移动到窗前，此生见后大为恼火，说：“我案头的光线被你挡住了。”
曾国藩却和气的说：“那么我的书桌该放到哪呢？”该生指着床边说：“可以放在那儿。”曾国藩并不顶撞，按他的意见放了。有一次，曾国藩熬夜读书，该生又大为恼火，说：“平时不读书，现在却如此吵闹。”曾国藩听了立即改为低声阅读。这件事被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唯有保持心境的平和，才能修身养性，如此才可成就大事。可见，曾国藩是多么看重宽容所带给自己的好处。如果现实中的为官朋友也能向他学习，岂不是很好的事情！
宽容是一种有意识的习惯，不是一两天能够养成的。官场上需要宽容的事情很多，只要用心磨练，便可超越曾国藩。
不交烂友，多交益友
交友如择玉，宁缺毋滥。良玉护身，劣玉欺名。
司马迁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因此，在官场上交友需慎重，多交益友，不交烂友。
不可否认，我们与之交往的人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国自古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言论，以及“孟母三迁”的典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交往的对象是损友还是益友，也就决定了他对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耳濡目染的作用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为官之人都明白，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与之患难与共，益友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
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的交友原则，可以归结为：不交烂友，多交益友。
因此，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什么样的朋友，意义重大。好的朋友在事业上能够帮你，坏的朋友在生活中只会害你。所以你必须选择志趣远大、志同道合、能提醒并劝诫你的人做朋友。
曾国藩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和他的“不交烂友，多交益友”的原则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
在京城生活的13年里，曾国藩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他结交的这些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诗词曲赋，是一个很典型的文人。曾国藩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在何绍基的影响下，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经史考据。而曾国藩对此不是很懂。
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各自都进益不少。在与刘传莹的交往过程中，曾国藩增长了知识，拓展了学识，开阔了视野。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程朱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曾国藩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就曾高兴地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很多，品行好的有唐镜海先生、倭仁两位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这几个人；在学问上很有造诣的，则有吴子序、邵惠西；精通文字训诂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俊潇洒，志向远大的，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苹金、庞作人。这四个人，都是慕名主动来与我结交的。他们的学问虽然深浅不同，但都是不甘平庸，很有志向的人！
京城里人才济济，不主动寻访就发现不了，如果主动求访，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应当抛弃以往待人傲慢的坏毛病，谦逊地寻求这些有识之士做自己的朋友。
曾国藩所结交的这些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在京城都很有名气，都是真正的“益友”。曾国藩同他们的来往不只是增长了自己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个人声望。可以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京城迅速发迹，和他慎交友、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官场上交上益友，无论在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既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又可以与之互相砥砺，相互激发，共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官之人选择和哪些朋友在一起很重要，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周总理的交友观，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话便是：“与有肝胆人相处，于无字句处读书。”周总理成为万世敬仰的一代伟人，他的交友观，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是那帮朋友害了我啊！”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刑前的这句忏悔，道出了官场上交友不慎者最后的心声。联想近些年被查的贪官，最后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十有八九都与交友不慎有关。
因此，为官者除了加强个人修养外，在择友方面要注意，不交烂友，多交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