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美国外语语言教育的后现代主义范畴
传统上讲，美国有三大类公认的第二外语职业：外国语（FL），双语教育（BE）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其中FL主要是针对母语为英语者的第二语言教育，而BE和ESL则是针对语言少数族裔人群的第二语言教育。与此同时，以英语缩略词LCTLS进行标志、意为“非普通教学语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的一类语言也常常被列入到第二外语的范畴。所谓“非普通教学语言”普遍是指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外的其他非英语语种的教学语言，当然有一些学者会将由拉丁语演变而来的罗曼斯语（Romance languages）也排除在外。无论如何，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被广泛地视为是美国教育中典型的外国语。然而，一直以来美国学者们围绕着“外国语”范畴的界定争执不休。有的学者质疑仅仅使用外国语（FL）这一概念是否足以界定美国公学中的外语教学，也有不少学者对西班牙语是应更准确地被界定为“外语”还是“移民语言”而各执一词。
学者瓦尔德斯（Valdés）继而从后现代文化主义的民族语言学理论出发，以不同语言在美国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作为参数，提出了“多数语言教育”（majority language education ）和“少数语言教育”（minority language education）的概念。根据他的理论，多数语言教育和少数语言教育之间是一种主导与从属、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多数语言教育，毫无疑问是指美国的英语教育。少数语言教育则是指相对于主流英语之外的其他第二语言的教育，包括本族语言（home language），继承语言（heritage language），移民语言（immigrant language）和原住民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
可见，“少数语言”概念的诞生扩大了美国外语教育的外延，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原住民语言、双语教育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包含了传统上被排除在外语教育范畴的诸如西班牙语、汉语等语言的教学。同样，美国学者塔克（Tucker）将对第二语言（SL）教育资源持有不同需求的人划分为四大类，他们是：不懂英语或者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少数族裔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平衡型双语的白种或少数族裔学生；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少数族裔背景的学生和以英语为单一语种的白人学生。不论实际操作中的教学语言是英语或是非英语，这四类学生都不可脱离第二外语教学的需求。
很显然，主流社会对于某种语言和文化的所有权及其对于不同语言所持的社会态度已经不可避免地植入到第二语言的概念化之中。任何第二外语教育的专业机构要想取得教育实践的成功就要实现一个逻辑上的等效，既要完成国际大趋势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目标又要对国家的第二外语教育保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外语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内继而褪去了所谓的“科学中性”的外衣且打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烙印，就如同美国学者加西亚（Garcia）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的范畴内去理解语言才能影响美国的外语教学。只有当语言专家们意识到他们的角色受限于社会对于某种语言及其地位的认定，外语教学才能真正取得实效。”（1992：14）
6.2 9·11之前美国外语语言立法的状况语言是文化的承载体， 一个民族的语言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精神。因此，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立法的取向必然会受其语言文化的支配。以民族优越感和使命观为价值导向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趋同型文化直接支配了美国语言立法的倾向，在维护了英语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的同时有效地消解和熔化了其他非英语语言。我们截取了美国语言地图的一部分来说明，这一地图是基于2000年美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美国，单纯掌握英语的人数占82.1％，17.89％的人说其他非英语语言。而在17.89％的说其他非英语语言的人数中，不少人能够很好或较好地使用英语。因此，美国公民中，能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数远远不止82.1％。而在17.89％的掌握一定外语能力的人中，西班牙语掌握者又占了10.71％。
缺乏掌握外语技能的高级人才，已经成为美国现行教育的一大缺憾。同时，与中国2亿初级中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相比，约54百万的美国中学生中仅有大约240 00人学习汉语。根据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的统计，美国的小学只有31％的学校教授外语，这31％的学校中有24％是公立小学。而这些学校中有79％的学校又侧重引导接触一门外语而不是达到熟练程度；2002年美国文摘教育统计报告指出，美国高中生只有44％的人选修外语课，这些学生中，69％的选修西班牙语，18％的选修法语，仅有不足1％的美国高中学生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日语、韩语、俄语或乌尔都语等语种。近年来，只有8.2％的高中生在报考大学时选择外语专业，而他们几乎全都选择了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在这8.2％的学生中选择学习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关键语言”的学生还不到1％。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专家说，这一情况自1976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多少；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统计显示，美国大学本科生选修外语课的学生从1965年的16％下降到了1994年的不足8％，而且至今仍维持这个比例。在任何一年，出国留学的人少于2％且每年只有1％的本科生可以成功获得外语学位（Broder，2000：22-29）。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2006年美国的大学只培养了9个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约140名中文专业的学生和寥寥几个韩语专业的毕业生。
可见，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自居的美国由于一直以来对本国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其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率很低，掌握小语种的外语人才相当匮乏。加之美国是个教育分权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对外语语言教育一般不制定统一的官方政策，相关的立法也屈指可数。
美国外语教育史始于十八世纪初的殖民时期，当时学习的外语为古典的拉丁语。独立后，外语的学习从古典逐渐转向了现代。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信息教育交流法案》，提供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人力资源、知识和技能上的互换。
1958年8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国防教育法》的教育法律。该法案要求培养联邦政府、工商业和教育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外国语人才，发展美国各学校目前尚未开设的外国语并提出了七种最迫切需要的外国语言，它们是：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
1966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际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加强普通公立学校的外语教学，每年拨款800万美元改进外语教学，建立语言实验室和语言区域中心，设置语言奖学金，以各种手段促进外语教学。这充分表明美国政府支持开展国际教育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愿，主张学生加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乃至风土人情的了解，使自己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目的是满足美国充当国际领导角色的要求。
1991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该法案提请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和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来引导美国人民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
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以法案的形式提交《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法案由国会两院审议通过，并于1994年由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正式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面向全体学生编订供各州各地区自愿采用的课程标准。这些标准详细阐明了所有学生在每个学习领域所必须知道的东西以及有可能做的事情，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体系。整个工作由国家教育标准与提高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and Improvement committee，简称NESIC）主持操作。在布什政府所确立的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五门核心课程之外，克林顿政府又增添了外国语与艺术两门核心课程，再加上公民课，共八门课程，均由NESIC委托各专门机构编撰各自的国家标准，其中自然科学标准由全美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负责。
1996年，美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部国家级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做准备》。该标准的宗旨是：美国必须教育学生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起来，以便能在21世纪多文化的国际社会上进行成功的交流。该标准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简称5C）：（1）交流（communication），要求学生能用书面和口头表达所获取的信息；（2）文化（culture），掌握和了解所学外语的文化知识，理解它的表达形式和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的关系；（3）联系（connection），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获得相关信息；（4）比较（comparison），发展学生对所学语言文化本质的洞察力，通过比较本国文化和所学外语文化，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以便更好地沟通；（5）社团（community），能借助外语参与国内外的多文化社团活动，把学习外语当作乐趣和充实自我的手段，使学生成为终身的外语学习者。
6.3美国外语语言立法在9·11之后的新发展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力量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居于支配性的领先地位。美国人慢慢形成一种观念，觉得安全和不受攻击是自己国土的一个固有的和持久的特点。20世纪的几次战争都是在远隔重洋的万里之外进行的，美国人在自己国内既安全又自由。在地理环境安全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缺少了忧患意识。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在发现他们再次面临“Sputnik”时刻时明白了距离不再提供安全这一新的现实。所谓“Sputnik”时刻是指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1号”那一刻。美国认为前苏联这一技术优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通过实现登月计划赢得了所谓的“冷战的胜利”。然而，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传统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对自身安全环境和现实威胁的判断。它发现自己是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线就在自己的国内。它也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理解它国文化能力的匮乏，削弱了美国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对国内外的了解，阻碍了社会的流动能力，减少了商业竞争的能力，限制了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至于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语学习和外语教育的不足不仅消极地影响着美国国家的安全、外交、法律实施、情报工作以及对社区文化的理解，而且阻止了美国在外语媒体环境下有效地交流、妨碍反恐努力、不利于美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及与其他政府的交流合作及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