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闵在朝中地位日渐显贵，便滋生了入相的愿望，元稹见李宗闵要和自己争相位，便结交李宗闵的对立派，寻找机会排挤李宗闵出朝。适逢长庆元年（821）三月，唐穆宗命右补阙杨汝士、礼部侍郎钱徽为贡举主考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依据当时行卷、荐门生的风气，各自给钱徽写信，推荐了自己的门生。等到吏部应博学宏辞试出榜后，裴度之子裴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皆榜上有名，段文昌、李绅所荐之人都落第。裴识为文学之士，再加上裴度不在朝，也从未托人，人们自然无话可说。可苏巢中举，朝内外就议论纷纷，说是李宗闵托关系、请人情所致。元稹便把这种议论派人告诉段文昌、李绅等。段文昌、李绅便上书朝廷，说这次宏辞科试不公，中举者大都是靠打通关节或裙带关系中举。已入朝为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更直言上谏：应以德高望重的中书舍人王起等为主考官，进行复试。唐穆宗不得已，便命王起等为主考官，对已及第者进行复试。结果钱徽出榜已及第者中的郑朗、苏巢等十人都因才艺不佳而落选。唐穆宗大怒，立即命李德裕草诏，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李宗闵知道，这次宏辞科试重试案的主谋是元稹，但也更恨李德裕，自此与李德裕势不两立，这种关系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李宗闵死。
牛僧孺入朝后，其初也还持正。李宗闵与元稹争相位时，曾要拉牛僧孺作为自己的帮手，牛僧孺也已答应。于是李宗闵便运动陈弘志、梁守谦、王守澄等人在唐穆宗面前极力推荐自己和牛僧孺。陈弘志等明知元稹是由自己和宦官们推举入相的，再要推荐李宗闵为相，必然要得罪元稹，这样得一同党而失一同党，并无利可图。他们虽口中答应，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去实行。可如若对李、牛二人俱不推荐，又恐失去的不仅仅是李宗闵，还有牛僧孺，于是陈弘志等便先在唐穆宗面前推荐牛僧孺，而告诉李宗闵等有适当的机会，再推举他入相。这样便可拉着一个，吊着一个，使李宗闵一直跟着他们，企盼他们推荐其入相。到了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唐穆宗果然擢知制诰牛僧孺为御史中丞。这时，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亦称中执法，其位置还空着，便以御史中丞代行御史大夫之职，是朝中重臣。
牛僧孺为御史中丞后，了解到州府一级的刑狱人满为患，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审理，被羁押者中多有被冤枉者，他便奏请朝廷依据刑律，诏令州府从重到轻分类甄别，限期结案，如有无故拖延办案期限的严惩不贷。唐穆宗便令李德裕依牛僧孺所奏下诏，严令切责州府。一时人称法纪肃然，牛僧孺、李德裕都得朝内外称颂。时值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枉法严重，按律当判死罪，牛僧孺便依法上奏。李直臣得到消息，急忙派人入京送重礼给陈弘志、王守澄等，托他们在唐穆宗面前说情。他们接受贿赂后，便极力在唐穆宗面前为李直臣开脱，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唐穆宗听从了陈弘志、王守澄等为李直臣的辩解，便将牛僧孺的奏折发回，命牛僧孺对李直臣从轻发落上奏。牛僧孺并不明就里，执意不肯改判。唐穆宗便开延英殿，召见牛僧孺，当面对他说：“直臣事虽有过失，然此人有经度之才，可委以边任，朕欲卿为之宽恕。”牛僧孺奏对道：“凡人不才，只于食君禄而取悦君主耳。帝王立法，正为束缚奸雄，施展遵纪有才者的德能。安禄山、朱才能过人，但置法于不顾，祸乱天下，终不免授首，何况李直臣这种有小才者，又何必要枉法呢？”侍立一旁的陈弘志开言道：“我主宏恩，正欲宽贷李直臣、赐中丞金紫，中丞难道不欲谢恩？”
这一问，才使牛僧孺省悟到，唐穆宗对李直臣的处置，就是和陈弘志、王守澄等已商议好的，正要通过牛僧孺来实现。牛僧孺也可以这个条件，来换取金紫。他想到此，忙叩头谢恩道：“臣谨遵圣谕！”果然，唐穆宗命内侍捧出紫袍金带，当面赏赐牛僧孺。后来唐穆宗又拜牛僧孺为户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三月，又擢他以本官同平章事，牛僧孺入相，此为后话。
通过这件事，牛僧孺学乖巧了，便事事看陈弘志、王守澄等人的眼色行事。在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制科反复一案中，牛僧孺虽口头答应帮李宗闵对付李德裕等，但他知道此事的主谋为元稹，元稹背后又有陈弘志、王守澄等，再加上这事搞得朝内外汹汹，牛僧孺遂不敢动。等到李宗闵被贬剑州出朝时，牛僧孺勉强去送他，劝解道：“士君子苟无愧心，得失一时，委屈日后自明，岂在人口耶！君前途保重，日后静候佳音。”李宗闵对牛僧孺在这件事于朝廷上不置一言，虽心中有怨，但时至今日，牛僧孺能为他送行，颇也感激，只得互道珍重，便起身到剑州去了。
李宗闵走后，牛僧孺在朝中并不轻松，虽紫袍金带加身，但他在朝臣、士大夫中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们不再用直言敢谏、有入相之资来评价他，尤其是翰林学士韦处厚，对他和对当初入朝时的元稹一样，嗤之以鼻，声称他们为“学门败类”。
却说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元和初进士，以通《五经》、博览群书，正直无私，不畏权贵，亢直敢言而著称，很为当时的宰相韦贯之所看重。应览良方正，被擢为异等，入拜户部郎中，不久又以本官兼知制诰。唐穆宗即位后，称其为学有师法，召为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为皇帝及太子讲《五经》，人称“帝师”。屡屡上言谏皇帝辨忠奸，纳忠言。唐穆宗为太子时，就十分欣赏江陵士曹元稹的艳诗百首及《会真记》，宫中称元稹为“元才子”，独韦处厚视元稹为“有才无德”。后元稹走宦官门路得为知制诰，韦处厚叹道：“这轻狂无行之徒，怎可使其预闻朝政？”适值农历五月暑天，唐穆宗赐群臣吃西瓜。瓜一端上，引来几只苍蝇嗡嗡飞。韦处厚看了一眼在场的元稹说：“此等丑类，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说罢拿出折扇，挥舞驱赶。朝臣们大惊失色，怕由此引起冲突，而韦处厚神态自若。元稹明知韦处厚在讥刺自己，却无法回答。
牛僧孺入朝后，韦处厚因他和李宗闵在宏辞对策中直言指斥朝弊，尤其指摘宦官专权，败坏国政，甚至直指当政宰相失职，确对他另眼相看。但后来，见他和李宗闵改换门庭，与元稹朋比往来，直至不惜枉法屈从于陈弘志、王守澄等，因对“牛李”大失所望。到后来因元稹等只为保住自己的宰相地位，和宦官们想方设法破坏裴度的用兵方略，使得过去屡立平藩奇功的裴度，在河北战场率十万大军苦苦支撑战局，即便仍有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却毫无建树。元稹等以为只要王庭凑、朱克融等不能平定，裴度就不能回朝，也就不能危及自己的宰相地位。他们这种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只顾保守自己荣华富贵的行藏，招致河北战场十分混乱，又使得吐蕃乘虚寇灵州、盐州，围攻乌、白盐池，大掠财物等。
面对这种危局，时已为翰林学士的韦处厚便挺身而出，亢言直谏。原来自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就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内廷，承命撰拟有关任免将相和册立太子等事的文告，有“内相”之称。唐穆宗即位，虽宠幸宦官，任用群小，游幸无度，诸相平庸，但他有一项任命深得朝臣赞赏，就是擢忠于国事的翰林学士韦处厚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如故兼侍讲学士，侍讲如故。有一项外交国策大得人心，就是将唐穆宗的妹妹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嗣君登罗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进一步保持了和回鹘的友好关系。但吐蕃的入侵，河北的内乱，使唐王朝内外交困，唐穆宗再昏聩，也不会不顾及到自己王位的危险，适值韦处厚上疏道：“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何）、曹（参），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为汉文（帝）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寮，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再者，裴度尝再三荐（李）德裕有为相之才德，其在朝日，常能补阙。而朝中为一己之私者，奏请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此亦憾事，恳陛下明察！”读罢韦处厚之上疏，唐穆宗确怦然心动，但为时已晚，不久的长庆四年（824）正月，在位才四年，年仅三十岁的唐穆宗便驾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