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兴大狱的网越张越大，于太平坊收捕了罗立言。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族弟，平时和李训并无多来往，也被捕后，仇士良下令“杀”，随即被杀。岭南原节度使胡证家巨富，胡证已赋闲在家，禁军借口到他家搜捕“****”，将胡证之子胡杀了，其家产全部被抄。左常侍罗让，名将浑之子、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家，几乎被扫地出门，家财被搜掠罄尽。再加上长安恶少年乘机抢劫，互相攻掠，直把好端端的长安城搞得尘埃蔽天，哭喊震地，百姓们四处逃难。更不用说“四相”的家属、奴婢，甚至亲属，个个披头散发、满脸污垢，赤脚露体地被押入左、右神策军狱，受尽污辱。
李训倒是逃出了长安，但左思右想，无处可去，只有终南山寺院主持宗密和他关系好，就又打马到终南山拜见宗密，愿落发为僧避难。宗密答应剃度他，但宗密的众徒弟齐来反对，他们说：“不得朝廷度牒，就是普通人尚不可剃度，何况他是朝廷谋反主犯？剃度他，必将连累寺院被火，连我等也无处可归，万万不可！”宗密被逼无奈，不能收留他，只好请出山门。李训走投无路，只得硬着头皮转奔凤翔，去投奔郑注。刚走到周至，迎面碰上周至镇遏使王浩领兵巡逻。就听王浩一声令下，巡逻兵一拥而上，将李训拉下马五花大绑了，派人送往京师。李训自知必死无疑，途中就对押送他的士兵说：“我是朝廷要人，你等数人得我，必致富贵。若一入长安，这功就为禁军劫夺。你等取我首级去，好得重赏。”押送者听他说得有理，就将他的首级砍下，送入长安。
再说郑注，已知李训想独得诛宦全功，他心中大恨，就按兵不动。后又听说河东军已入京，他心想，再不起兵，将来诛宦大功就没有我的份了。于是就点齐五百人马，径出扶风。扶风令韩辽已知道了郑注的预谋，便也不为郑注军提供任何帮助，只带着印信和吏卒逃往武功。这时，李训事败的消息已经传来，郑注就领五百人马返回凤翔。仇士良派人送“密旨”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他捉拿郑注。张仲清只是个宦官监军，军权都在郑注手里，命他捉拿郑注，他惊恐万状，不知该怎么办。押牙李叔和给张仲清出主意说：“叔和出面以为公与郑注和好为名，去请他。公可令我的部下伏兵左右，屏其从兵，于酒席间擒之，事情定可成功。”张仲清就按李叔和之计行事。
得知李训事败，京中多人被捕，郑注内心忧虑，虽自己军权在手，极希望有人辅助。李叔和来说，为郑注和监军和好，特备酒宴来请，郑注心中大喜。他盘算着，通过张仲清，把仇士良作为第二个王守澄，通过仇士良更可入朝为相。再加上他自恃兵权在握，张仲清徒为监军，手中并无军队，奈何不了自己，就带着十数个卫兵，到监军府去赴宴。入座后，十数个卫兵罗列郑注身后，张仲清再三向郑注劝酒，说尽了对他仰慕已久，愿永结友好之类的话。郑注越喝越高兴，竟至忘乎所以。李叔和见郑注已有醉意，乘他不备，逐渐一个个地把郑注的卫兵请到另外的房间去喝酒。看到郑注已醉眼蒙，身边又离了卫兵，时机已到，张仲清就端起茶碗大声让道：“请吃茶！”这本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左右帷幕后埋伏已久的三十名壮汉，一起冲出。郑注还没反应过来，就在座位上被死死摁住，李叔和手持钢刀一刀下去砍下了郑注的头。接着关闭了外门，郑注卫兵的武器早被藏过一边。他们手无寸铁，很快就被围，一个个被杀。
张仲清就在校场召集将士，当众宣读了“密旨”。接着，就将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官卢弘茂及郑注同党，统统逮捕处斩，灭了郑注全家。张仲清就派李叔和把郑注的人头送进京，仇士良命将它悬挂在兴安门城门口，宣示郑注谋反大罪。接着又从两军狱中取出王涯、贾、舒元舆、罗立言、李孝本等以及他们的亲属几百人，由右神策军三百人押着，游街示众，到达太庙，命百官都去观看，将“人犯”在太庙前的独柳下，一一腰斩，将头颅割下，全部挂在兴安门外，他们的妻女没有被杀，都没为官婢。因郑注奏请设榷茶使、王涯兼任榷茶使，极尽搜刮之能事，百姓多受其害，对郑、王二人恨之入骨，纷纷唾骂，并用瓦砾投击二人的头颅，瓦砾落地，很快聚集成堆。
当然被枉杀腰斩的大有人在，如王涯的堂弟王冰，家住江南，老而穷。王冰听说王涯做了宰相，就骑了一头毛驴进京投奔王涯，想求得一个小吏的职位。他进京两年多，天天除了在外讨饭，就从早到晚守在王涯府前，希望能见他一面。两年多过去了，王涯才听说了这件事，就把王冰召进，暂且养在府上。不久，京中事变，人们称之为“甘露之变”，王冰也被处以腰斩。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世有幸运者，其中舒元舆有个堂侄叫舒守谦，自幼聪明好学，为人忠厚，深得舒元舆喜欢，就把舒守谦养在身边已达十年。后来守谦见元舆紧跟李训，外面议论纷纷，多有唾骂者。回家后守谦就好言相劝，要元舆远离是非、独善其身。舒元舆大怒，常常骂他为“不孝子”，逐渐奴婢们也看主子脸色，对守谦日益冷淡。守谦一怒之下，提出要回江南家乡，舒元舆怕他坏自己的事，也不挽留。舒守谦悲叹离去，一天晚上到达昭应，住在旅店中，就听人们纷纷议论“甘露之变”，以及舒元舆被满门抄灭等事。舒守谦也不敢声张，只能暗暗流泪，可他独能幸免于难。
“甘露之变”后，京师渐渐又恢复了平静，朝中、宫中大权都掌握在仇士良手中，他就“劝”唐文宗上朝。百官于五更到达宫门口，宫门紧闭，只等到太阳出来了，才听宫中传令，百官从建福门入朝，每人只能带一名随从。建福门一开，只见从建福门到宣政殿，路两边密密排列着手持刀枪的禁军，百官皆从刀枪丛中穿过。到达紫宸殿，又无一宰相，百官也不知如何列班，只站在自己以往常站班的地方。唐文宗御紫宸殿，见宰相位全部空着，心里就如百爪挠心，既后悔不该不重用裴度、李德裕等朝中重臣，又悔恨误用了李宗闵等误国之人，心里更骂李训、郑注等是败事有余的蠢材。漳王被贬，宋申锡、宋若宪之死，杜秋娘流落在外等事一起涌上心头，心中是种种说不出的酸楚。得意扬扬的仇士良见唐文宗愣怔着，就上奏说：“请圣上用事。”唐文宗似才清醒过来，勉强问：“宰相为何不来？”仇士良答：“王涯等谋反，已遵旨被杀。”唐文宗大惊，仇士良不等他开口，就把王涯的手状呈上，又回头招呼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上殿，把王涯的手状展开让唐文宗看。令狐楚、郑覃等本是朝臣们议论走宦官门路之人，仇士良让他们上殿自有一番用意。
唐文宗看着王涯诬服谋反大罪的手状，心中悲痛万分，等于是他将这一干人送上了死路；对于仇士良等擅自矫诏，背着自己杀了他们，又不胜愤慨，就冲声问令狐楚：“这是王涯的手书吗？”令狐楚答：“是。”唐文宗极不高兴地说：“即便事实如此，也罪不容诛。”就命令狐楚、郑覃留宿中书省，参决机务。命令狐楚草拟制书，诏告天下，又令河东等留京诸军，各回本镇。令狐楚左右为难，既不愿得罪唐文宗，又怕得罪仇士良。他思索再三，在制书中，只把王涯、贾参与谋反事，轻轻一笔带过。仇士良见制书后，大为不满，他本招呼令狐楚、郑覃上殿是要以他二人为相的，今见令狐楚草拟的制书有意为王、贾开脱，意在说明他们罪不至诛杀，也就收起了以二人为相的心思，二人也就不能入居相位。后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