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1509-1574）字惟约，号虞坡，山西蒲州人，嘉靖八年进士，这是一位资历和才具都堪称一流的老臣。他初官户部郎中，随大学士翟銮巡视九边，对边防的形势利害了熟于胸。当时吉囊、俺答连年内犯，尚书张瓒（1473-1542）将部中一应大事均仰倚他来处理，而后累进蓟辽总督、吏部尚书，署理兵部、吏部事务，世宗、穆宗倚若左右手，大小臣工对他也崇敬有加。
张居正自忖以往与杨博有过较好的合作，便私下与他商量处理的办法，老成持重的杨博明确表示不可：
“此事关系重大，逼急了恐会掀起一场大狱，朝中大臣也弄得人人自危。高拱为人虽然粗暴一些，但天日在上，派人行刺的事是万万不会做的。”
张居正面红耳赤，两人不欢而散。
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杨博找到了自己的同年好友、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
葛守札（1505-1578），字与立，号与川，山东德平人，这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老臣。他于嘉靖八年中进士后，历官礼部郎中和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左都御史。隆庆年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阁臣互相倾轧，他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但恂理之事非，不问人之远近，与各方人物都能相处。
葛守礼闻听此事，便当即拉着杨博来找张居正，张居正依然坚持己见。
“东厂办的案子已经成立，同谋人都抓来了，我这就要上疏；请示圣上裁决”，张居正说。
“我难道敢党附乱臣贼子吗！但我愿以一家上下百口来保高拱无罪。”葛守礼毫不相让。
张居正默不作声地坐着，杨博在一旁再劝，他还是不答。葛守礼又历数先朝夏言（1482-1548）、严嵩（1480-1566）、徐阶、高拱相互倾轧，致使相名受损，希望他引以为鉴。
张居正似乎想起了什么，霍地站立起来，愤愤地说道：“二位的意思是我要置高拱于死地！”说毕，气乎乎地走进内房，取出一张东厂的揭帖交给杨博，“你看看，交给我的是一张什么内容的东西”。葛守礼不禁也探过头来看看这张帖子，看着看着，只见他冲张居正诡秘地一笑，将帖子装进了他的袖中。张居正猛着意识到自己刚刚犯了一个大错，原来这张东厂的揭帖是他亲自改定的，上面留有他的亲笔字，情急之中张居正竟将此事给忘记了，而葛守礼又是认得他笔迹的。于是，张居正不打自招地说：“这张帖子文法不通，我为它改了几个字。”“此事机密，不立即告诉圣上，而该先让内阁知道吗！？”葛守礼先是反问了一句，继而与杨博交换了一下眼神，语气平和地说道：“我们两人并不是说你要加害高拱，而是因为只有你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太仆寺卿李幼滋风闻此事后，也连忙从家中的病榻上赶来劝说。
李幼滋，字元树，号义河，湖广应城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与张居正不仅有同乡之好，还有同年之谊，二人同朝为官，过从甚密，相互间无话不谈。
李幼滋见到张居正，迎面就问：“你为何要干此事呢？”张居正佯装不知地答道：“我干了什么事！”李幼滋接着说，“朝中抓了一个外人，你就下令追究主使，现在东厂的人说主使就是高拱，一旦冤狱构成，千秋恶名就会加在你的头上，到了那时你将如何为自己解脱呢？”对好友的相劝，张居正也听不进去，自作强辩地说：“我正为此事发愁，奈何说是我要害他呢。”
言官们也写好了本章，要让朝廷公布事情真相。刑科的给事中因职司所系，更是不能不表态，他们连名写了一份奏本，请求将王大臣交法司审理。在朝房门口，众人遇到了张居正，被他劝阻回去。但也有不惧他权威的，来自东莞的御史钟继英还是上了一本措施委婉的奏疏。虽然没有明说事情与张居正有关，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定有蹊跷。
面对几方面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奏请朱翊钧，让冯保与葛守礼和左都督朱希孝三人会审。朱希孝为成国公朱能的后裔，安徽怀远人，闻听审理这件棘手的案子，这位平素忠厚的勋臣之后竟给吓哭了。大堂上，王大臣眼见大祸临头，非但没有污指高拱，反倒把冯保及其家奴交代其污供的实情道出。朱希孝怕把事情弄大，也不敢再往深处审问，随即便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说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言，只该打死，老公公也不必再审问了”，说完，他一拂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冯保依然还不罢休，他一面派人让王大臣喝下一杯生漆酒，破坏了他的嗓子，使他不能再说话，一面又将编造的高拱指使王大臣行刺的情况上奏。
朱翊钧的身边有位姓殷的太监，年纪已经七十多了。几十年的宫廷生活。看惯了无数起发生于深宫中的尔虞我诈、血肉相残之事。眼见冯保与张居正内外联手要置高拱于死地，不忍再见血雨腥风，便不顾一切地跪在朱翊钧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胡说，那高阁老是个忠臣，他没有理由要行刺，他是做人臣的，要来行刺做什么呢？肯定没有此事。”随后，又转过身来，对冯保说道：“冯家，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你也是扶助受顾命的人，那张蛮子夺他宰相位，所以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那个宰相，你为什么只替张蛮子出力。你若干了此事，我们内官也必定要受到株连，不知要死多少人，此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另一位太监张宏也在一旁帮腔，连称高拱此案不能成立。朱翊钧便下令此案交刑部审理。
张居正从冯保处获悉，朱翊钧的两位贴身太监已将事情的真相点破，便不敢再一意孤行。朱翊钧对高拱虽无好感，但老太监的一番动情话语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这位年幼的皇上，张居正从政治斗争需要，可以暗骗和利用他，但绝不敢公开欺瞒，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秋骂名姑且不论，幼君长成后，也会置他一个欺君之罪。于是，他也随机应变，作出一付息事宁人和竭立援救高拱的姿态。
正月廿八日，本不是上朝的日子，因受惊而已有几次未上朝的朱翊钧早早来到文华殿升座，文武百官礼毕以后，张居正出班上奏：“王大臣妄自攀扯主使之人，厂卫连日审问而无结果，似宜稍缓审理，盖因人情紧急则闭慝愈深，时间久了人就会驰怠，事情真相也就会暴露，如果推求太急，诬及善类，有伤天地之和。”朱翊钧表示同意，言官们见风波已经平息，也就不再吱声。
数日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结束。会审结果是因王大臣已不能说话，没有口供可录，便将他处斩，其他被牵扯的人等一概不问。
精于权术的张居正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一面给外地的大臣们写信，叙说自己如何申救高拱，另一方面又借故处置了几位不与自己合作的言官，御史钟继英初被罚俸半年，不久就被不明不自地赶回了老家。刑科给事中雒遵和御史景嵩、韩必显则被分别降为浙江、陕西、湖广布政司照磨，理由是他们弹劾兵部尚书谭纶陪祀时咳嗽，而谭纶本人却只罚俸一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知情的人不得不惧其威势和权术，年幼的朱翊钧自然不知其中的机巧，而被张居正操纵于股掌之中。十年后，张居正病逝，冯保下狱，高拱的《病榻遗言》传世，记忆犹新的王大臣案被朱翊钧旧案重提，又成为清算张居正的桩重要罪证，这是后话。
